湖北宜昌发现抗日国军墓地 据传埋4700人(组图)

南边村枣树岭，预备第四师驻南边村师部所在地。1984年夏天后由黄吉先一家居住，黄介绍说，“过去还带有洗澡间”。

“宜昌发现3000抗日忠骨”的消息一经传开，调查、视察、瞻仰的人很多。村民有意识地将能找到的忠骨收集起来，但9月4日，我依然在一处挖开的土坎上找到一节。

　　1938年，在宜昌、当阳、兴山、远安等地布防，不断扰敌；1941年，参加反攻宜昌；1945年7月改编时，“4700多人葬在金鱼坪”没打什么大仗的预备第四师，依然有着巨大的损员比例

    在湖南出生长大，并在雅礼完成初中学习的傅应秋，高中却是在重庆上的。

    1941年夏，高中生傅应秋坐船从后方重庆来到南边村，探望“少有书信往来”的父亲傅正模。此时，距离宜昌城沦陷已逾一年。这一年，是傅正模领导的预备第四师与日军在小峰大峡谷谷口（距离宜昌城区约17公里）胶着对峙的一年，也是这支抗日湘军队伍与日军作战的第三个年头。

    王昌沅（88岁，现居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王世峰综合楼），是傅正模在常德招募、组建的预备第四师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兵。1938年7月，刚从湘潭市一中毕业的王昌沅报考了在长沙招生的预备第四师无线电训练班，并顺利成为该班35名学员之一。1939年2月，在宜都驻训6个月后，王昌沅始入部队。“当时有6700多人，基本都是湖南人”。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在泛太平洋地区处境艰难，急于在中国西部寻求战略突破。陪都重庆为日军剑锋所指。75军（预四师所属军）所在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时任军长陈诚）主要作战任务是防止日军西进。相对于位处江南，负责江防要塞石牌防务的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在宜昌、当阳、兴山、远安等地布防的预备第四师，“没打什么大仗，但小仗天天有”。

    在王昌沅的印象中，师部转移到南边村是在1941年春天，“地主财主比较多，房屋建筑得好”。预备第四师师部在南边村前后驻扎了两年多。一直在师部的“电台台长”王昌沅，“没怎么吃过苦，也很少上火线”。闲余时间，王昌沅常打篮球，也打麻将。因为牌技过人，在师部王昌沅有“牌王”的诨号传世。“牌王”和师长也打过牌，但“他这方面的兴趣不浓厚”。在师部，经常能听见傅正模带有醴陵乡音的“官话”：“报么子告咯，进来就是地”。“特别和善，人也正派”，王昌沅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师长。

    尽管师部距离当时的前线——黄花乡两河口以东的珠宝山苏家岗一线有20多公里的距离，但王昌沅依然亲眼见识过死亡。一次阵地前沿侦查，“打赤脚穿草鞋”的11团团长蓝挺，“头刚伸出战壕，望远镜还没有抬起来，就被日本人的狙击手打了个穿喉”。

    对于战争的残酷，同在预备第四师师部的易仁礼（84岁，现居宜昌市宜宾区黄花乡张家口福利院）有更多的见识。易仁礼所在的师部警卫连，不时需要接防损耗殆尽的作战团的阵地。“10团和11团打得最惨。一次战斗，11团7连打得只剩下包括连长在内的7人。当时下来的时候，连长赵金华还没有断气。”让易仁礼最觉紧张的是陈家寨的那次战斗，“尸体一堆几十个，根本收不了尸。前线打仗死的，抬回来的最少是排长以上”。

    一次接防，因为与师部失去联系，易仁礼和三名弟兄被迫在阵地上呆了一天一夜。“屁股下坐的是尸体，靠着的也是尸体”，最后侥幸回到连队的易仁礼却病倒了，“一想起那腥臭味就受不住，吃了60多副中药才见好。直到现在我也吃不得中药，一吃就长包”。

    按老人说法，直到1945年7月预备第四师改编，金鱼坪官兵墓共埋葬预四师4700多人。“半数是在前线负伤后，抬到野战医院死的；半数是生病死的。”

    60公里外，有一座石牌抗战纪念馆；金鱼坪的预备第四师“公墓园”命运依然未卜易生权：我现在对谁都不会说，等事情搞清白了，要搞我们就正式地搞起来

    几十年来，“小学后面的田里经常翻出人骨头”在南边村已不是新闻。

    “过去没哪个重视。”“听说市委书记都表了态，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好像说是要把墓园重新搞起来。”9月5日傍晚，在黄柏河另一边的312省道旁，有村民聚在一起闲聊。对于慕名前来的瞻仰、调查、视察队伍，村民们普遍有着很大的热情。但被村民们称为“最有发言权”的易生权却只是消极应对。他说，“我没有这个义务”。

    细聊，易生权才会对外人说出他“犯过的天大错误”。1998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湖南人刘功仕，在当地文史委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南边村，寻找自己舅舅的墓碑。抗战期间，刘的两位舅舅都曾是预备第四师的兵。四舅钟友幌在战场不幸牺牲后，就葬在了金鱼坪。小舅舅钟友帆暮年嘱咐外甥去看看他四舅的墓，如果可能将碑带回湖南。只是过去的墓区那时已被耕种多年，早已没有碑的影子。

    寻碑无着的刘功仕将寻碑的重任托付给了易生权，并留下了一个信封还有几张邮票，“那意思很清楚，希望我找到碑后马上通知他”。后来，这块碑还真让易生权在一户村民的厕所里给找着了。“当时一起被拖走的碑有七八块”。但让易生权备感意外的是，钟友幌的墓碑并没有运回湖南，几年后出现在了距离南边村约60公里的石牌抗战纪念馆。

    9月6日，在宜昌市夷陵区，曾陪同刘功仕到南边村寻碑的简兴安，道出了事情的原委。钟友幌的碑之所以没有运回湖南，是因为刘功仕的小舅舅突然过世，刘表示“既然小舅已经不在了，还是让四舅的碑留在宜昌吧”。后来石牌抗战纪念馆组建，这些碑就作为抗战文物放到了那里。易生权依然不解：如果这些老兵泉下有知，他们愿意自己的尸骨在南边，而自己的碑被放到石牌吗？

    至今依然感念湖南籍温姓副官送给父亲易顺沧一件军大衣（战利品）的易生权，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是不多说一句话，只是等待。私下里，易生权还是告诉记者，现在村里还遗留了大量的石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易说这里面包括记有阵亡将士名字的大碑，他也有60%的把握能找到。“如果真要在这里建个‘根据地’的话，我还可以找到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当年缴获的日本人的兵器。不在我家里，但我能找到藏兵器的人。”

    声明是因为面子的关系才接受采访的易生权，嘱咐记者，“这些东西你听听就可以了。还有更核心的内容，我现在对谁都不会说”。

    “等事情搞清白了，要搞我们就正式地搞起来。”

    大事记

    预备第四师在宜昌的抗日线路（1940-1945）

    1940年6月12日    日军攻陷宜昌。

    6月24日    蒋介石密令：“第五战区应立即停止对宜昌之攻击。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牵制敌人。”

    按照王昌沅的回忆，当时预备第四师在当阳、远安、兴山、宜昌等地布防。师长是傅正模。

    1941年2月    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当阳召开会议，决定以宜昌兵力沿长江南岸向西进攻。

    9月6日    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之战。是日，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的二十六集团军和江防部队对宜昌进行反攻、牵制进犯长沙之敌。午后，宜昌城区皆可见日全食，为时20余分钟。

    9月23日    反攻宜昌部署：以九十四军攻击宜昌对岸，并派该军第五师渡江攻宜昌东侧；以第七十五军进攻双莲寺、王店等处之敌。

    9月28日    中国军队以150门大炮轰击宜昌城区日军，反攻宜昌之战于是日下午打响。第七十五军一个团由宜昌西北宋家嘴集结出发，攻击龙泉铺地区之凤凰观之守敌。

    10月10日拂晓    中国军队发动“双十节”总攻。日军飞机在宜昌近郊，投掷下毒气瓦斯弹，国军士兵多中毒受伤。蒋介石命令暂撤出城外与敌野战。

    10月12日晚    中国军队回复攻击前态势，反攻宜昌宣告结束。

    10月20日    陈诚在宜昌符家坪召开作战会议，认为第七十五军和三十二军作战有功，且伤亡惨重，决定在宜昌县雾渡河和黄家场（现黄花乡）分别建立阵亡官兵公墓。

    这一段时间预备第四师的行踪，仅查到“9月28日，与第六师之一部向双莲寺进攻”，其余已无人能回忆。根据第七十五军的作战部署，应仍在宜昌等地布防、作战。当年冬，师长傅正模升任五十四军副军长，移驻昆明。

    1942年冬    日军企图大举进犯湘北，拟从宜昌抽调部队。中国军队为引敌兵力，第七十五军奉命出动三个团按预定目标突袭并伺机占领。

    这年冬天，预备第四师第十团为主攻部队，进攻珠宝山正前之101高地，达到牵制敌军之目的。此时师长是王中柱。

    1943年5月5日-6月14日    日军发动江南作战（即鄂西会战）,以失利告终。

    被蒋介石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石牌保卫战”即发生于此期间。石牌距离“预备第四师阵亡病故官兵纪念碑”仅60公里。

    1944年6月8日    中国军队对宜昌西、北郊区日军展开“夏季攻势”。

    1945年8月18日    蒋介石令何应钦把中国战区分为15个受降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武汉地区（受降区域包括沙市、宜昌）日军投降事宜。

    受降时，预备第四师师长是黄一华，直到1945年改编，番号就不存在了。

    根据《宜昌抗日烽火》（199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