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晚宴引发慈善误解 做慈善不要崇洋媚外

　　中新网9月21日电 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要来中国与部分企业家聚会了。

　　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也引来了天大的误会。

　　中国一些媒体或评论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开始一迭声地贬低中国企业家，这只需看看最近报纸上、杂志上、网络上的那些文章标题就可以略知一二——《“劝捐门”直击中国商人“死穴”》、《盖茨与巴菲特能感动中国富豪吗?》、《外媒：盖茨与巴菲特来华劝捐，中国富豪退避三舍》、《“巴比”来开慈善宴，中国富豪为何躲》、《巴菲特来错了时间，也找错了对象》、《是什么让中国富豪怕被劝捐》、《中国富豪为何怕“劝捐”?无制度压力予以促进》、《台媒评大陆有富豪怕被“劝捐”：不该错过慈善课》、《中国富豪怕“劝捐”：难舍的财富》、《怕被盖茨“劝捐”，部分中国富豪拒赴慈善晚宴》、《盖茨巴菲特慈善之行，解不开中国富豪慈善难言之隐》……

　　呜呼！我泱泱中华，难道真的是一个缺乏善念、善举、善果，乃至需要从西洋引进“企业家+慈善家”以便“依样画葫芦”吗？

　　且不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古到今，实业家们所书写的义捐、义助、开仓放粮的记录绵延历史几千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美国”；也不说两三千年前中国即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观，而卡耐基所说的“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落地不足百年；单说这慈善捐资吧，中国难道没有比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捐得更早、捐得更“裸”的企业家吗？论时间早晚，在中国的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创立于1980年，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立于2000年，前者比后者早了20年；论裸捐程度，在中国的大陆，牛根生宣布捐出在蒙牛所持的100%股份是在2004年底，而巴菲特捐出90%股份是在2006年、宣布将捐出99%股份之事则还要晚几年，比尔·盖茨宣布将捐出全部资产是在2008年，中国的“老牛”也走在美国“老巴”、“老比”的前面——那么，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此行，到底是来向中国人学习，还是来教中国人？

　　尽管“李嘉诚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的规模比“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要小，但对于“520家国家重点企业的销售收入之和仅与世界500强前两名相当”(据2000年资料)的中国企业来说，比绝对值那是不公允的，而论“相对值”，中国有的是走在前面的人！特别是企业家居然捐献股份(股份涉及到企业的控制权)去做慈善这个事，前无古人，其发明权显然属于中国，而不是属于美国。如果一定要在这当中区分出个“老师”和“学生”的角色，那么，最早的老师恐怕还是在中国——但做出这样的区分可能意义不大，人生有早晚，慈善有先后，“善”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传承，而不是在区区一百年里谁先谁后、谁学谁的问题！

　　再者，在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到来之前，2009年中国又诞生了两位宣布捐股创立慈善基金会的企业家，一位是曹德旺，一位是陈发树。

　　在慈善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要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我们不妨同比一下：但凡跨国企业在中国创办分公司，这些分公司即享受着中国的国民待遇，甚至在最初阶段还享受着减免税收等优于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些待遇，但他们在中国这块“立身之地”的慈善行为又是怎么样的呢？有兴趣的人不妨沿着我国一位资深企业家所说的思路算一算：跨国企业在中国占有了多少市场份额，取得了多少销售收入，拿走了多少利润，但在中国留下了多少税收，捐出了多少善款，创办了多少基金会！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超过中国本土那些杰出企业了吗？

　　“评论家”一迭声地说中国一些富豪“怕劝捐”而不愿出席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来华聚会。我看多数“拒会”的企业家不是怕捐，即使有少数企业家真的是因“怕被劝捐而不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企业家是敢于创造世界的人，他若想捐，自有他的时间表与合适时机；若是在西方企业家干预下定出时间表或作出承诺，这有干涉他的“内政”之耻，他凭什么一定要接受？如果他去美国不一定能召集到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赴会，凭什么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到中国后，召呼一声，他一定就得到会？ （郭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