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杂志
我们为什么不信任?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9月21日晚，北京公安局宣布著名打假人士、科普作家方舟子被袭案告破。涉嫌雇凶袭击方舟子的华中某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被抓获。那些关于方舟子是为了炒作自己的新书而报假案的质疑不攻自破。
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一个公民被暴力袭击之后，为什么会被有些人认为是炒作呢？
事实上，在时下的网络上，质疑声此起彼伏，很多人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中国人丧失了“相信”的能力吗？
公信力危机
今年8月，媒体报道武汉3名女婴疑因食用圣元奶粉而出现“性早熟”，怀疑是奶粉激素超标。因为这是三聚氰胺事件后又一起涉及婴儿奶粉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10天后，卫生部发布奶粉检测结果，显示奶粉中没有检测出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性激素和孕激素的含量也在文献报道范围内。卫生部同时还邀请了权威专家，对婴儿“性早熟”相关的专业问题解疑释惑。
但是，公众并没有因此而完全释怀，很多人怀疑卫生部之所以作出对企业有利的结果，内中一定有“猫腻”。此类怀疑充斥网络，而圣元此后宣布资助儿童早熟研究的1000万元捐款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到卫生部下属机构，也成为这种怀疑的证据之一。
祸不单行。卫生部的麻烦在半个月之后再次来临。这次是关于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卫生部此前宣布在今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适龄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为适龄儿童免费注射麻疹疫苗。9月初，有免疫学者发表博客文章，对这次强化免疫提出质疑，认为一刀切地进行强化免疫，不符合免疫学的规律，质疑这是卫生部为了完成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诺而推行的政治任务。疫苗接种又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卫生部也再次处在漩涡中心，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
但其实不只是卫生部，也不只是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还有很多专家学者频繁地成为民众质疑甚至攻击的对象。曾经的“权威声音”，为什么现在会面对如此大的质疑呢？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民众之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质疑“权威声音”，从微观方面说，就是在很多具体事情上的透明度不够，很多信息没有披露，民众不知情，所以不相信。而从宏观上，也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脉络。一段时间以来，在很多引起民众极大关注的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的透明度不够，而且事后很多时候都表明他们是撒了谎的，比如说2009年初云南青年在看守所内死亡的“躲猫猫”事件，等等。类似的事情多了，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就削弱了。
方舟子也指出，卫生部之所以频频遭到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卫生部之前的一些做法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负面的印象。比如2003年因为隐瞒SARS疫情，卫生部的名声已经受到损害。所以，当卫生部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即使这件事情是好事，人们也要质疑背后有没有什么秘密。
“现在我写文章为卫生部的政策辩护的时候，都会有人说我被卫生部收买了。”方舟子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也认为，社会诚信度降低确实说明经历了很多类似的事件之后，民众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成见。这种成见一旦形成，要想改变，需要的成本是很大的，需要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如果政府不能够坦诚面对社会，面对民众，甚至连GDP、CPI数据都不能给社会一个让民众信服的数字的话，政府的信誉就会打很大的折扣。
他说，信誉是非常宝贵的，建立信誉很困难，是长期的工作。但破坏信誉则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信誉丧尽。中国社会缺乏相互信任、人们习惯于怀疑一切，说明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被破坏了。而一旦诚信体系破坏了，造谣撒谎者的成本就变得很低。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也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一个恶果，人们无所归依，无所认同。这就造成了社会成本加大，社会会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
喻国明认为，要解决这个危机，必须首先从政府部门做起。因为政府在中国社会中还是起到非常核心的主流的作用。政府必须采取雷霆的手段，付出特别大的代价，重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利益关联
在分析政府公信力削弱的原因时，喻国明强调了“利益关联”的因素。本来，商界、学界和政界是相对独立的。商界讲商业信誉，学界讲学术规范，政界也要讲究信誉，政治家要有人格的力量。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即使某一部分出了问题，其他两个部分可以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纠正。但是中国这三界的界限被打乱了。政界的人要经商，要有学术职务，商人也要从政，也要有学术头衔。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利益关联，政府或者学者就容易成为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当类似的事情一再出现，政府和学界的威望就会必然降低。人们对社会就会丧失信心。
喻国明说，在最近发生的金浩茶油事件中就是如此。今年8月，当有媒体报道湖南金浩公司生产的茶油产品被查出致癌物质超标之后，不仅金浩公司声称其茶油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是“竞争对手的恶意谣言”，作为监管部门的湖南省质监局也在当地媒体公告了“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所附的23家企业抽检结果均显示合格，其中包括金浩公司。然而事实的真相在媒体的穷追不舍中终于被揭露：事实上，湖南省质监局早在今年3月就获悉了部分茶油企业抽查结果不合格的情况，企业也在内部自查中发现致癌物“苯并（a）”严重超标，但这一消息被隐瞒了5个月。不管事后以怎样的理由来解释，都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企业出了问题不可怕，但是作为政府质检部门，竟然跟企业联手说假话，用自己的公信力为企业背书，为企业牟利。而且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政府的公信力就必然下降了。”喻国明说。
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对其他政府部门信用也就一并怀疑起来。所以当圣元婴儿奶粉激素事件中，尽管卫生部门做了很多检测，但因为检测结果是对企业有利的，就有很多网民怀疑卫生部跟圣元奶粉之间有内幕交易或者利益收买。
而很多专家学者在一些问题上的言论，也被公众怀疑为是收了企业的钱，替企业说话。在房价高企的当下，那些为房地产业说话的学者，往往被网民认为是“开发商的走狗”。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确实存在专家被“雇佣”的情况。他说，其实企业资助学者进行研究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但是在国外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机制，防止学者偏离科学的立场为企业利益说话。
他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如果拿了企业的资助做研究，必须要先公布出来。不管以后可能得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都要先把资金来源说清楚，这样公众在看你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基本的预备心理，因为你拿了企业的钱，你就可能在研究结果上偏向于企业利益。国外之所以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就说明学者帮企业说话的事情其实全世界哪儿都有。但是有了这样的制度之后，学者就不敢轻易替企业说话了。因为公众已经知道学者拿了企业的钱了，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就要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认为是被企业收买了。
“而在中国，类似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郑也夫说。
传统文化使然？
除了现实的原因，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相互信任，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方舟子就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诚信社会，而是人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亲朋好友更相信一些，但是对于陌生人、或者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普遍有一种提防的心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相互的不信任是一种常态。而在美国，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别人，相信陌生人。“所以很多中国人刚到美国的时候会发现美国人非常‘傻’，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当然，如果你试图利用这种“傻”去欺骗他，那么他在被骗之后就不会再相信你，而且其他人也不会相信你了。
作为一个著名的打假人士，方舟子也遭遇不少人的不信任，被很多人质疑。比如他最近在微博上爆出被袭击之后，就有人怀疑他是为了即将出版的新书进行炒作。对此，方舟子表示非常无奈。“鲁迅就曾经写到‘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不相信别人。在遇到有人有‘过于崇高’的举动时，马上就要揣测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
方舟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诚信的强调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现实生活中其实是非常缺乏诚信的。正是因为社会中有太多不诚信的问题，所以才需要反复地强调要诚信。他说，虽然正史中有很多关于诚信言论和事例的记载，但是如果读读野史，或者是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观感，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
方舟子说，中国社会对不诚信的事情太过宽容。当唐骏学历造假被揭露之后，很多人为他辩护，提出“英雄不问出身”，认为唐骏的个人能力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不必过分追究他的学历问题。“这就把问题转移了，讨论起学历和能力哪个重要，但实际上唐骏的问题是诚信和能力哪个重要的问题，”方舟子说，“我们打唐骏，不是因为他文凭低，而是因为他造了假。英雄可以不问出身，但是英雄不能假造出身。”
他认为，由于中国不是一个诚信社会，所以民众对诚信的概念很模糊。虽然口头上都说要讲诚信，但是内心里其实对诚信是不以为然的。在国内，一个老实人会被认为是很傻，大家欣赏的还是那种会玩弄手腕、耍些阴谋诡计的人。当一件不诚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表示一下愤怒，但实际上他们的愤怒不是从道德的层面上认为这个事情不对，而是处于某种嫉妒。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也认为，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有其历史沿革，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起了一种在单一政府信用基础上的信用体系，这一信用体系在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中是有其存在的基础的，但是当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这种信用关系受到了挑战。而在转变过程中，人们缺少一种对社会信用的共识。
不过也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社会诚信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中国人传统上是非常讲诚信的。他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民无信不立”的说法，儒家文化传统也非常重视诚信，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赢得人民的信任。所以，信是立国之本。史书上诚实守信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也比比皆是。
造假成本太低？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诚信，那为什么现实中有如此多不诚信，以致人们不敢相互信任呢？是什么让中国社会中的造假现象如此的普遍呢？也有专家试图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角度加以解释。
在国外，造假一旦被发现，代价很高。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的科学家黄禹锡造假被查实后，黄禹锡不仅被追回科研经费，取消一切荣誉和学术职务，还被以欺诈、侵吞研究经费、非法买卖卵子等罪名起诉，最终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最近，美国也有一个学者造假案刚刚宣判，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家伊莉莎白·古德温因为在一份提交给资助机构的研究进展报告中伪造数据而被其学生告发，她被迫辞职，还要因为盗用科研资金而被追究刑事责任。9月8日，法院判决她赔偿资助机构5万美元，并被罚款和处以缓刑。
但是在中国，造假事件被揭露后，造假者却往往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原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研制的所谓“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处理器芯片“汉芯一号”2006年被认定为造假，但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仅仅是上海交通大学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教授任职资格并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国家有关部委也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一亿多元各项研究费用。除此之外，针对陈进欺诈多个部委及上海市政府单位，骗取数额巨大的科研经费，没有任何机构对陈进追究法律责任、进行法律制裁。
在唐骏学历造假一事中，公众的质疑和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也没有对唐骏的职业生涯产生任何影响。唐骏仍然担任上市公司新华都的总裁，甚至新华都的股价都不跌反涨。而最近，唐骏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又成功借壳上市了。
揭露唐骏学历造假的方舟子说，他早就预料到唐骏学历造假一事会不了了之，他对此也感到很无奈。他说，如果是在美国发生这样的学历造假事件，主角肯定是要道歉下台的，即使他自己不辞职，也会被董事会罢免，但是在中国就什么事情都没有，虽然唐骏的个人信誉受到了影响，但他“钱照样赚，CEO照样当”。
这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看来也非常奇怪。他撰文说，诚信的“金融逻辑”在中国失灵了，制约造假、行骗等道德问题的商业规则、惩罚机制，在中国看起来似乎也是失灵的。
陈志武认为，造假风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猛烈，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他认为这“让人遗憾”，造假事件如此结局，冲击了社会的道德与法治底线，给法律的严肃性构成硬伤，同时，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未来的造假者。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也认为，人的认识和行为之间有一条鸿沟。虽然人的行为都是受认识支配的，但不是所有的认识都能转变为行动。人们都能认识到诚信是好的，造假是坏的，但是在实际行动的时候，还是可能造假。这是人性的自然缺陷。这就需要一种外部的刺激和力量来促使他去做那些好的事情，不做坏的事情。现在中国社会其实是有核心价值观，有主流意识的，大家明白从道德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是在行动上不一定去做，因为在激励民众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的机制上还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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