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曹禺：人文北京的艺术标识

　　一百年的历史烟云，足以让岁月褪色，却让曹禺的剧作屹立于当代舞台，成为久演不衰、日久弥新的艺术形象；一百年的历史积淀，滤去了很多光环，却打磨了艺术伟人钻石般的灵魂，映射出文化生命的恒久光芒。

　　自新中国建立后，作为首都的文艺工作者，曹禺先生一直工作、生活在北京这个地方。北京之于曹禺，有说不尽的话题。

　　慧眼与胸襟

　　自1952年到1996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职位上，曹禺恪尽职守44年。可以说，他大半生的心血奉献给了这座剧院。在其一生所获得的诸多荣誉中，他最看重北京人艺院长一职。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剧作家对于演出机构情有独钟，而且是因为这座艺术殿堂融会了他的喜怒哀乐，寄托了他的艺术梦想。尽管他所写的成功剧作，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全都发表于解放前夕，但是，这些作品不断散发的艺术魅力，却是经由北京人艺的反复排演才逐渐锤炼、升华的。而曹禺解放后创作的戏剧，全部由北京人艺首演。

　　建院之初，关于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剧院，曹禺与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反复磋商，最后确定，要把北京人艺建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一流剧院。为此，他们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为基础，确立了现实主义戏剧的美学方向，注重人才培养，立志于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符合现代精神的舞台艺术风范。

　　艺术家是最具个性和自尊的人，因此艺术管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仅要懂得艺术，还要知人善任。俗话说，“文人相轻”，在人才济济的北京人艺，曹禺却以他对于艺术的忠诚和坦荡襟怀，创造了“文人相亲”的良好氛围。剧院的同事们很少喊他官职，年长些的叫他“曹禺同志”，年轻者直呼他“曹头儿”，待他如亲近的邻里。

　　然而，没有官架子的曹禺，却因深谙艺术创造的真谛，创造性地将其艺术管理者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有人说他胆小怕事，不敢得罪人，但是在艺术的是非取舍上，他却做到了旗帜鲜明，主持正义。

　　到了新时期，话剧在一时兴盛后转入危机，曹禺苦苦思索“社会问题剧”的问题所在，写文章探讨中国话剧的出路。上世纪80年代初，他应邀访问美国，看到了外百老汇小剧场戏剧的勃兴，心中暗喜。回到剧院之后，就开始支持北京人艺的小剧场戏剧实验，《绝对信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对于年轻的艺术探索者，曹禺总是给予宽容和鼓励，而对于某些沿用“文革”术语扣帽子、打棍子的批评家，他却不肯屈从，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维护艺术的尊严。

　　事实证明，曹禺的艺术眼光是独到的，也是富有前瞻性的，经过剧院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的不断努力，新时期以后，北京人艺的艺术地位逐渐跃升，“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风格”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命题。而曹禺却安然隐遁于荣耀的背后，仿佛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院长之职和为之付出的努力。

　　性灵与品格

　　没有文化的剧院，不可能创造出有人文品格的艺术。

　　曹禺重视培养艺术创造者的人文精神，更重视用艺术理论指导戏剧实践。他说：“正确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定方向，少走弯路，更可以使我们于浮躁多变的时潮中具有艺术卓识。”在曹禺指导下建立的剧院的艺术档案库，对每一项艺术创作活动及其相关资料，都进行了整理、归纳，现在这些资料正陆续出版，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宝贵财富。

　　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先要以美的品格滋养内心。曹禺鼓励周围的同事多读书，他常说，眼高手低不是贬义词，只有眼界高了，你才知道自己的手是低的。曹禺晚年因为创作不出理想的作品而异常痛苦，他在书信里一再谴责自己性情疏懒，实际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停止过阅读。他一直想突破已有的成就，但种种原因使他写不出新剧。他不想重复旧的创作模式，如果出不来更好的，他宁愿舍弃一般的。

　　曹禺的文化精神，影响着北京人艺这样一个创作集体。在北京人艺，每一位艺术家几乎都有自己演戏之外的绝活，于是之的字、蓝天野的画、苏民的诗在剧院传为佳话。而曹禺直到晚年卧病在床，还孜孜不倦地练习书法。使得从北京人艺走出来的演职人员，总是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气韵中总有那么一股“书卷气”，总透着文化的“神儿”和艺术的“范儿”。

　　当然，最能让演艺人员受益的还是曹禺的戏剧。自1952年建院至今，北京人艺先后14次复排了曹禺的8部大戏，这其中就有《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曹禺的剧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剧中，那“金刚石般”掷地有声的艺术语言，浑茫繁复的人性内涵，爱到极致、恨到残酷的情感纠缠，还有戏剧情境所显现的哲学意味，让演员们在艺术创造中，体味着人的憧憬、人的困境、人的灵魂与生存意义。一个周朴园，让郑榕、顾威、杨立新不断推敲，挖掘这一人物深藏在内部的灵魂；一个周萍，让苏民、濮存昕父子同悲，让王斑感同身受，各自体会那无法言说的苍凉况味；一个四凤，让胡宗温、郑天玮、白荟三代演员黯然挥泪，以各自的心血演绎这一无辜少女的悲剧命运。

　　好的戏剧因为注满了人生的意味和深刻的内涵，总能吸引人们不断地琢磨它、诠释它。曹禺的戏剧也培养了北京人艺的多位导演艺术家，欧阳山尊、夏淳、顾威、任鸣、李六乙都先后导演过曹禺的戏剧，在各自的艺术追求的向度里，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艺术趣味。

　　魅力与影响

　　一个有艺术影响力的剧院，一定会拥有一批保留剧目不断翻演。建院之初，曹禺已经着手保留剧目建设。为此，他放眼文坛，开门延客，热情地邀请老舍、郭沫若为剧院写戏。

　　上世纪50年代，老舍写出了一个以民主选举为题材的剧本，曹禺在读了老舍剧本的第一幕后，就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大叫，这是经典！曹禺发现了第一幕具有的潜力，鼓励老舍沿着这条线写下去。在剧院众多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叫做《茶馆》的剧作，登上了首都剧场，一演而红，声名鹊起，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当时，郭沫若也应邀为北京人艺创作剧本，他日理万机，工作忙碌，《虎符》、《蔡文姬》来不及仔细推敲就交了稿，这些剧本经过舞台艺术的打磨、加工，焕发出了耀眼的艺术魅力。郭沫若曾经感慨地说，北京人艺是将一座简陋的茅屋，改造成了艺术的宫殿。而每有《蔡文姬》的演出，曹禺常常坐在侧幕，如醉如痴地观看，他在反复琢磨郭沫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为自己腹稿中的历史剧寻找可资借鉴的方法。

　　有一个时期，人们将北京人艺称为“郭老曹剧院”，正是这三大剧作家的扛鼎之作，奠定了剧院保留剧目的文学基础，支撑起了这座艺术殿堂的总体架构。作为一院之长的剧作家，曹禺无所顾虑地邀请其他人为剧院写戏，毫无妒忌地称赞别人的艺术成就，这是需要心胸和责任的。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艺术精神，成就了北京人艺不竭的艺术创造力。曹禺对于剧本文学质量和艺术效果的真知灼见，也为挑选剧本掌了法眼。

　　曹禺是深爱剧院的，对于这里的一砖一瓦、一人一事，他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1979年，《王昭君》上演之后，曹禺郑重地托付蓝天野帮他办理一件事：准备一本大册页，请那些善写、善画的演职人员为他留下墨宝，“我想在我更老时，刻刻看到北京人艺老朋友们的笔迹”，“炊事员、服务员、舞台和剧场各处工作人员都要留下笔迹”。或许正是曹禺这种对每一位艺术工作者不怀偏见的尊重与厚爱，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平等、和谐的艺术空气。

　　曹禺之于北京人艺，有割舍不断的情谊；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艺术之于人文北京，则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意义。本年度，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编制了《“人文北京”行动计划》，旨在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曹禺等几代艺术家们所创造的一流的舞台艺术，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展示了当代人的精神风貌，不仅与这一行动计划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个艺术标识，昭示了现代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