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亚洲患上节日病 亚式送礼让欧美人吃不消

　　“谁会质疑节日送礼呢？”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这样议论中国人利用节日的“愉快气氛”送礼、拉关系，进而滋生腐败。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自古讲究“礼尚往来”，但逢年过节送礼之风正逐渐“变味”。繁杂的礼数让亚洲人特有的送礼文化变得有些畸形，过节送礼成了亚洲人“难念的经”。对于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韩国有七成送礼者承认“因为送礼而感到增加了经济负担”，中国则有太多的人正为如何处理吃不掉的月饼发愁，而一些跨国企业也为是否入乡随俗左右为难。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东方人的送礼动机变得更加功利，“现在很多人送礼就是为了让对方给自己办事，甚至有些人是带着憎恨和厌恶的感情去送礼”。这种亚洲国家新形成的“节日病”和“社会病”短期之内也许难以根治，但反思的声音的确在开始增多。

　　“礼尚往来”成了“拉关系”

　　中国、韩国、柬埔寨、越南等过中秋节的亚洲国家，因为节日期间“集中送礼”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零售、流通等行业。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说，中国人用公款送出的各种礼品卡券“暗藏玄机”。在中国大陆节日送礼中，“卡”的学问很大，有现金购物卡，也有可提实物的提货卡。今年北京市场就流行阳澄湖大闸蟹的提蟹券，送礼时有“面子”，卖家还给提供报销用的发票。

　　在韩日两国，也有层出不穷的礼品卡、提货卡，这也许是东亚国家的一大特色。韩国《首尔新闻》9月14日公布了某大型卖场的一项调查结果：今年有33%的人选择“韩牛（韩国本地产牛肉）、排骨等肉类”礼品，有26%的人选择“购物券”，15%的人选择“红参、山参”，还有人选择“高级水果”、“螃蟹和海产品”等。《环球时报》驻日记者在节前收到日本一家汽车生产企业通过某百货公司寄送的印制精美的“商品目录”。原来，日本一些企业为“答谢社会各界的厚爱”，先在百货公司交完款，再由百货公司把印有等额商品的目录送给收礼方，收礼者选择目录上的商品后再让百货公司快递。这种类似提货卡的“商品目录”一般有3000日元（100日元约合7元人民币）、5000日元和1万日元几个档次。超忽寻常的节日送礼，让日韩等国的快递业务骤增。中秋节前后，韩国快递公司的业务量出现了超过20%的大幅增长。

　　礼送得多了，送礼的人也感到负担在增加。韩国KBS电视台近日对今年中秋节送礼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9.9%的人表示中秋节会送礼，这些人中则有74.9%的人认为“因为送礼而感到增加了经济负担”。调查显示，准备送礼的人中有40.2%的人计划每份礼物花费“3万至5万韩元”（1美元约合1154韩元），而全部礼品花销约30万韩元。另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有41%的韩国上班族表示，中秋节时有靠送礼“拉关系”的想法，而且八成人认为送礼对自己“确实有帮助”。送礼对象排在前两位的是“直属上司”和“有交易来往的客户”。

　　强调“脱亚入欧”的日本在送礼文化上却同时受着东西两方面的影响。近年来，感到送礼变得越来越麻烦的日本人也在增多。东京一位家庭主妇在博客中写道：“孩子升学收到很多礼品，但我却发愁以后该怎样还礼。”据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松野丰介绍，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夏季赠送“中元节”礼品、岁末酬礼等习惯，再加上生日、结婚、生子、入学等纪念日，甚至从西方传入的圣诞节、情人节等也都要赠送礼品。但松野丰认为，相比之下，中国人送礼的机会似乎远比日本人多，且更好“面子”，甚至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收入。他举例说，在日本，月收入20万日元的人给婚礼礼金时大都是1万日元左右，而在中国，月收入3000元人民币的人也会拿出千元红包。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络版2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中秋节的真正含义：没有交通拥堵”的文章。让文章作者彼得·福德特别感慨的不是北京的过节气氛，而是中秋节放假3天时间里通畅的交通。北京等大中城市道路节前严重堵塞的一幕成了“世界一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等都提到两节来临、送礼人增多是原因之一。

　　节前堵车的场景，在韩国、越南、柬埔寨等国也同时存在。柬埔寨是个注重礼仪的国家，最近几年民间送礼风气也在加重。柬民间有中秋节拜月的习俗，月饼也是传统的佳节礼品。柬埔寨的一些企业是消费月饼的大户。某酒业公司老板向记者透露，他每年中秋都会送出1000多盒月饼。在柬投资的华人也把中秋节视为与本单位生产骨干联络感情的时机。在柬埔寨，出席婚礼至少要出15美元的礼金，至亲好友则千八百美元。这对平均收入并不高的柬埔寨人来说，是笔不小的社交开支。因为送礼不堪重负，收到请柬装聋作哑借故逃避，或者深陷苦恼的大有人在。

　　亚洲式送礼让欧美人吃不消

　　去年中秋节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曾以“中国节日中的贿赂及其透明度：入门指南”为题，刊登了对从事反贿赂控制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追踪”负责人亚历山德拉·瑞吉的专访。瑞吉举例说，欧美公司设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需要在过年过节时给人送红包或者礼品”，“过节送礼或许是东方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令人尊敬的传统，若不参与其中将很没面子”。但这带来了跨国公司规章制度和东方文化的冲突。有些美国企业想远离这种习俗，因为《反海外腐败法》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因此，外企所能做的“要么只能忍痛割爱放弃这单生意，要么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尊重中国的传统，比如按美国人的习惯送一些果篮之类没有转售价值的礼品———但这样很可能被认为不敬或者产生相反的效果”。对这样的东西方冲突，“亚洲商业”博客编辑理查德认为，中国过节送礼的传统是流行于整个社会的，包括亲朋好友之间，以及公私场合。不管美国的道德主义者们怎么做都改不了这种习俗。

　　亚洲式的送礼也令德国人吃不消。一家德国机械企业驻上海的销售主管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到节日的时候，是他最怕的时候。不仅要给中国妻子的亲朋好友送礼，还要打点一些业务单位和政府部门。他所在公司每年要拿出5%的利润购买礼品。《南德意志报》曾评论说，一些在德国可定行贿罪的送礼行为，在中国被称为“交朋友”。德N-TV电视台7月10日播放了一部名为“先送礼，再准许”的专题片。该台记者通过对中国一家礼品商店的暗访，讲述在中国，“送礼是朋友的象征，是办事的中介物”，尽管送礼是腐败行为，但可以制造“朋友气氛”，因此一些国外企业在中国也入乡随俗。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评论说，中国超过八成的腐败事件先是从节日送礼开始的，一些平时谨慎的官员在愉快的过节气氛中会放松警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滑入深渊，“在中国，送礼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流行传统，也是商业接触的传统，不过也为贿赂提供了理想的借口。谁会质疑节日送礼呢？”

　　亚洲“节日病”短期难治愈

　　“现在很多人送礼就是为了让对方给自己办事，甚至有些送礼的人是带着憎恨和厌恶的感情去送礼。”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他认为，在当下中国流行的送礼文化中，更多的是强调功利，已经和我们传统的“礼尚往来”理念相违背，这让送礼文化已经变了味。周宁说，人类之所以“发明”节日，是为了以这种方式促进人们的社会联系，唤起人们之间的美好感情，但这些功用逐渐被人淡忘，礼尚往来和行贿受贿混淆在了一起。周宁表示，目前中国送礼风气越来越盛，暂时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人缺少正常的社交渠道有关，中国人的社交主要靠请客吃饭和送礼，渐渐让送礼变成了一种负担。

　　柏林社会学学者克劳特·凯姆认为，亚洲人崇尚尊老爱幼、服从上级，觉得送礼理所当然，不像欧洲人那样有较强的平等和独立意识。随着商业性送礼风的推波助澜，中韩等亚洲国家逐渐形成了这种“节日病”。德国有句俗语：“送礼充满意义，受礼感受幸福。”德国人送礼讲究经济实用，而不是攀比礼物的价格高低，鲜花、巧克力、家居小装饰品、酒及生活日用品等成为节日期间的主要礼品。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德国每年进口7亿欧元鲜花。在德国，下属向上级送礼、公司向官员赠礼的现象非常少见。因为个人的升迁、公司是否获得订单，都有法可依，并不由某位官员说了算。德国《联邦政府官员法》明确规定，政府官员收礼是违法行为，价值超过15欧元的礼品或酬劳必须上交。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每逢重要节日，德国街头很少出现突然的拥堵。德国前两年还出现了一些“不送礼协会”，纷纷倡导用情感代替礼物，远离“送礼紧张症”。

　　有统计显示，2009年美国人平均礼品花销为699美元，但主要是花在亲朋之间。感恩节和圣诞节是最受美国人关注的节日，从每年10月末开始，商家就竭尽全力开始宣传营销攻势。面向美国亚裔市场的爱道亚西亚广告公司为制定今年节日促销旺季的宣传策略，就有关“在美国的亚洲人是否在西方传统节日中按照西方习惯送礼”问题对生活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的452位华裔、韩裔和越南裔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亚裔已经“入乡随俗”，更愿意在节日期间搞聚会，交换礼物并不重要，原因之一是“送礼压力太大”。

　　周宁认为，西方人的送礼方式，东方人一直难以接受，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东亚社会包括中日韩等国本质上是礼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礼仪来维系，但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主要靠法律来确定。即使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其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伦关系仍没有变，要靠“礼”来维系。正因如此，韩国国会议员、政府实权部门官员借节日接受贿赂的事时常被曝光。为避免这种节日送礼滋生的腐败，济州道、忠清北道等地方政府2004年就开始要求公务员“既不要收礼物，也不要送礼”。江原道今年也下了同样的禁令。韩国政府还设了举报中心，民众可以通过网站、电话等形式举报公务员节日收礼的行为。(本报驻外记者 青木樊夏赵雪湄林家旭林梦叶莽九晨孙微 本报记者 于景浩)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