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最后的日子：写作才思枯竭唯有爱情相伴

　　写作才思枯竭 内心寂寞惶恐 唯有爱情相伴

　　曹禺最后的日子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心印

　　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一栋意式小洋楼别致地立在那里，风姿依然，100年前的9月24日，曹禺就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孤寂的少年岁月；北京王府井大街22号里，身在闹市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古朴中透着一丝神秘，曹禺在这里工作了40多年，是人艺的第一任院长，也是人艺历史上唯一的终身院长；北京东单大华路1号院内，成立了近一个世纪的北京医院忙碌依然，曹禺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8年。

　　在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循着曹禺的足迹，从天津到北京，一路走过，试图了解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人生，尤其是他的最后20年——那是一位作家沉默的20年，也是一位老人痛苦的20年。

　　对谁都是十分和气

　　1996年12月13日，曹禺走了，带着他的才华、痛苦和不甘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清冷的早晨，在曹禺的女儿万方记忆里是这样的：“这时外面已晨光熹微，但病房的厚窗帘挡住了天光……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想见一见。”

　　与曹禺共事42年的梁秉堃（音同“坤”）在与记者谈话时说：“曹禺的最后20年是非常悲凉的，他痛苦极了，死不甘心啊。”实际上，曹禺晚年的境遇并不是他独有的，那一代作家基本如此。只不过，因为他是曹禺，就显得更加突出，也更让人感到惋惜。

　　曹禺写过一本《十年浩劫回忆录》，是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写了不到一半，那上面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如果说“文革”期间，曹禺的痛苦主要来自外部世界，“文革”后的20年，他的痛苦就主要来自于内心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 粉碎。曹禺曾对万方讲过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情形。他说：“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我觉得自己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地狱里逃出来啦！”

　　地狱已经逃出，但阴影犹在，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吓坏了。1981年，凌子（即叶向真，叶剑英之女）把曹禺的话剧《原野》改编成电影，电影剧本写成后请他过目。没想到，他对此没有任何回音。凌子只好硬着头皮开拍了。等拍出来以后，再去请老人家看。曹禺一连看了7遍，然后郑重地对凌子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原来的曹禺‘三部曲’，《原野》是其中一部，解放后批判了这个，就把它拿下来换成了《北京人》。好不容易大家把这件事忘了，你这个大小姐非要再把它拎出来，又拍电影，我要是参与不就得跟着倒霉吗？所以，当时我连看都不看你的剧本。现在看了电影，你把将近4个小时的话剧改成了这样，我太意外了，祝贺你……唉，真的差点儿把我吓出心脏病来！”

　　曹禺对谁都谨小慎微、礼数周全。周恩来曾对他说：“你呀，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剧作家吴祖光也说他：曹禺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

　　曹禺故居纪念馆顾问黄殿祺与曹禺结识于上世纪50年代，他对曹禺最深的印象是“随和”。“曹禺晚年得了肾功能衰退，住院期间，每天登门拜访、求字的人仍络绎不绝。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谁去探望，都叫陪护推着一直送到电梯门口。一次，有家药厂的几个人慕名前来，把曹禺摆来摆去地合影。他已经很累了，也不生气，对谁都是十分和气。”

　　人艺副院长任鸣回忆说：“1995年，我去医院探望他。我坐在病床边上，曹禺先生拉着我的手，主要谈了三点：第一，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戏要让观众看得懂，作为导演，心里一定要有观众。第二，一定要坚持人艺的风格，人艺没有自己的风格，就不是人艺了。第三，一定要好好学习焦菊隐，焦先生是人艺的总导演，也是人艺的奠基人。”

　　想写，写不出

　　“曹禺的内心是孤独的，”梁秉堃说，“孤独对人生的惩罚最厉害。”曹禺出生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本名万家宝，笔名曹禺是后来从“万”字中拆出来的（“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父亲万德尊曾做过黎元洪的秘书。

　　曹禺出生后3天，母亲就得产褥热病逝了。曹禺母亲的胞妹成为他的继母，对他视如己出。曹禺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戏。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加入南开新剧团，开始痴迷于话剧。

　　曹禺有着辉煌的青壮年时代。从23岁到33岁，他在10年里写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7部戏。随后，又写了几部短剧。可39岁后，他在生命最后的47年中只写了两部半戏，《明朗的天》、《王昭君》，还有与于是之、梅阡合写的《胆剑篇》。“文革”期间，曹禺除了交代材料，别的都不能写。“文革”结束后，可以写，却写不出来了。

　　女儿万方回忆那段时间的曹禺：“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参加座谈会、会见国外代表团、去机场接送，等等。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年老以后的曹禺，有段日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万方看到其中一张白纸上写道：“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没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我知道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据他说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问过他为什么？怎么就写不下去呢？他说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万方说。

　　曹禺写过好几个戏的提纲，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提纲已经想得很细了。他还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写如来。

　　1990年，曹禺80岁生日前，老朋友蔡骧去医院看望他，只见曹禺一个人在阳台上沉思。一见老朋友，曹禺就开始做自我批评，对于后半生没能拿出比较像样的作品，十分难过。蔡骧安慰他说：“您也不必这样多想，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大家都是这样。”曹禺说：“不，有人不这样。”稍沉默后说：“巴老。”

　　人生三挚友

　　曹禺和巴金的交情早在年轻时就开始了。1934年，曹禺把《雷雨》投给了《文学季刊》杂志，被时任编委的巴金赏识，为他全文发表。曹禺由此成名，巴金也成了他一生的挚友。曹禺去世后，巴金曾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10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他真能走得那么安详吗？”

　　另一位对曹禺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周恩来与曹禺是同学，两人又在“南开新剧团”一起男扮女装演过戏（当时不允许女人上舞台演戏），所以，周恩来一直叫曹禺为“老同学”。1952年，人艺成立后，曹禺任院长，周恩来时常去剧院，两人私交甚笃。“文革”期间，曹禺曾被揪斗、在人艺传达室看大门。后经周恩来亲自批示才恢复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对曹禺打击极大，他曾说：“我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

　　1978年6月3日，在老舍的平反追悼会上，曹禺是来得最早又走得最晚的宾客。他先是在老舍遗像前深深地鞠了3个躬。追悼会结束后，他又返回空寂的大厅，到离老舍遗像更近的地方，第二次三鞠躬。当胡絜（音同“洁”）青、舒乙等亲属捧着遗像和骨灰盒走出来时，曹禺以满脸悲愤的表情，硬是上前拦住，第三次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3个躬。1946年，曹禺和老舍曾一起赴美国进行文化交流访问，过从甚密，感情很深。解放后，又是曹禺请老舍回国来参加新中国文化建设。“文革”中老舍含恨投湖自尽，12年后，面对老友，曹禺只能用这9个深鞠躬表达内心无法言说的悲痛。

　　晚年生活中的一份温情

　　曹禺一生结过三次婚，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第三任妻子李玉茹。

　　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演员。回忆两人的相恋过程，她曾写道：“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这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曹禺的《王昭君》。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劫后余生，重又见面。”1979年，在曹禺69岁的时候，两人领取了结婚证，由此开始了他们共同的晚年生活。

　　曹禺此前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位妻子郑秀是他的清华大学同学。1938年，两人成婚，育有两个女儿。由于性格不合，分居多年后，两人于1950年离婚。

　　1951年，曹禺与方瑞结婚。方瑞本名邓泽生，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北京人》里的愫方就是以方瑞为原型写出来的。婚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生下了女儿万方和万欢。“文革”中，方瑞用羸弱的身体，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的丈夫，并且鼓励他度过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1974年的一天，因为过量服食安眠药(已无从推测是有意还是无心)，方瑞在自家床上离开了人世。

　　坎坷半生的曹禺和陈玉茹结婚后，都极为珍视这份“黄昏情”。1988年，曹禺被诊断为肾功能衰退，住进了北京医院。李玉茹也陪着老伴进了医院，在一张简易的钢丝小床上，一睡就是几年。背着人，她哭得死去活来；当着老伴的面，却鼓励老伴跟她一起往前走，显得信心百倍。

　　李玉茹与曹禺共同生活了17年。“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相爱呢？曹禺走后这一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李玉茹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两人的感情。在曹禺最后的岁月中，正是这份温情给了他莫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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