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友谊”之花绽放的日子(组图)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50名肤色各异、来自16个国家的外国人迎来了他们人生中一个难忘的时刻。也许难忘的时刻在他们生命中有很多，但这次，在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他们得到了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的最高礼赞——中国政府“友谊奖”，一个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

　　萌 芽

　　“友谊奖”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设立的，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为支援中国建设的外国专家颁发的“友谊纪念章”。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苏联专家被派到中国，传授新中国经济建设最为需要的工业、农业、矿业、水利等各方面技术。

　　从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苏联共聘请了3万余名专家。

　　1955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决定：援华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时，由工作单位以国务院名义发给“中苏友谊纪念章”一枚。纪念章上镌刻红星、麦穗和中苏两国国旗，并有6个汉字：“中苏友谊万岁”，同时颁发感谢信、感谢状，对外国专家在中国的工作表示谢意。

　　它是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前身。

　　阿尔希波夫作为当时的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他的感谢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并亲手颁发。

　　由中国国务院领导向外国专家颁奖，成为以后“友谊奖”颁发的惯例。

　　中苏关系恶化后，大批专家撤走。上世纪60年代乃至“文革”期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人数跌至最低谷，全国仅剩几百名外籍人士。这一切，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绽 放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七·八”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邓小平这次谈话后来以《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为题发表，掀开了中国引进国外智力事业的新篇章。

　　随后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中指出：“对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国务院授权，每年在国庆期间表彰几十名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国家领导人亲自为他们颁奖，专家和家眷同时受邀参加颁奖仪式和国庆活动。

　　正式恢复设立中国政府“友谊奖”是在1991年。“友谊奖”每年评选50名获奖者，国庆逢五、逢十时评选100名。每人限一次。“友谊奖”奖章是一枚刻有万里长城图案的纯银镀金小勋章，并配一张奖状。

　　收 获

　　哪些“外国专家”可以获奖？1991年6月颁发的《关于设立“友谊奖”的暂行规定》中明确，“友谊奖”候选人应“积极向我传授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为我解决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或填补了某项空白……为我工程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运行管理等作出突出贡献；为我企业技术进步、科技攻关提出重要建议……在教学、科研、出版、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1998年获奖的俄罗斯专家西特里维·德米特里，是中俄两国化工领域合资规模最大的高新技术项目——浙江巨化巨圣公司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以及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德米特里为年产3000吨聚四氟乙烯工程（PTFE）的建设和顺利试车、投产，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亲自主持了整个项目的基础设计工作，为生产准备和开工解决了诸多重要技术问题。

　　1979年，平松守彦在日本大分县发起了“一村一品”运动并获得成功。1983年开始，他把这项经验推广到中国，同时接收中国研修生到大分学习、派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从国外引入的先进农业理念让农民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致富道路，“一村一品”目前已成为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代名词。2002年，平松守彦获得了“友谊奖”。

　　德国生物学家乌里·施瓦茨是2003年度“友谊奖”获得者。早在1977年，他就开始访问中国并和中国科学家合作。1985年，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开放型实验室——“马普客座实验室”，引进了先进有效的管理模式，邀请了世界各国生物学家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员。他推动中科院上海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并担任首届主任，为中国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领衔学术带头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度“友谊奖”获得者，德国医学专家玛吉德·萨米，担任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并多次当选为国际颅底外科协会主席。很多国家想和他合作，但萨米选择了中国。他与首都医科大学合作2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神经外科专家。在主持完成了德国汉诺威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建设及运行之后，他无偿提供了价值200多万欧元的图纸，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同样外形和更高硬件水平的“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

　　在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任职的英国采矿安全专家戴维·乔丹·费克特在2009年获奖，他被国际友人喻为“在欧盟内挥舞着中国旗帜的勇士”。2003年以来他数十次访华，将安全生产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引入中国，得到中国相关部门的肯定。而他的哥哥新西兰畜牧专家彼得·费克特因为在贵州的出色工作在1998年获奖，费克特兄弟从而成为先后获得“友谊奖”的兄弟俩。

　　法国畜牧专家路易·德·纳维勒是2009年度“友谊奖”获得者，他是法国农业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肉牛——“利木赞牛”品种的创始人。1974年，他将法国总统蓬皮杜赠送中国的50头利木赞牛种牛护送到中国，并承担了技术指导工作。此后30多年，他为中国肉用型黄牛产业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推进中国农业大学与法国农科院合作，协助中国引进法国“牛肉追溯系统”，为确保牛肉的质量安全提供了有效技术手段。

　　2000年，德国葡萄专家诺博·高利斯受邀首次赴山东枣庄市山亭区指导果树栽培。10年来，这个热心肠的“老外”将自己花费多年苦心改良的109个大樱桃与葡萄品种先后引入山亭，分文不取。在17次山亭之旅中，他共举办培训班25期，现场演示37场，培训人员3200余人次，大范围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技术水平。2009年，高利斯获得“友谊奖”，然而在正式颁奖前4个月去世，未能亲赴北京接受荣誉。然而山亭人民记住了他，如今诺博已化身为一尊铜像，永远守护着他生前热爱的葡萄园。

　　拓 展

　　在谈到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这一话题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帮助”，热情友好的专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为中国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来中国工作，特别是那些常驻中国的外国专家，许多人克服了很多困难，下了特别大的决心。

　　获得“友谊奖”的韩国人赵诚惠如果不来中国，很可能现在仍然是一个幼儿园园长。

　　1996年，中韩建交后4年，她听从爱好中国历史、正在上初中的儿子建议，偕同全家从韩国忠清南道来到合肥市，在合肥市联合大学开设了该市有史以来第一个韩语班。如今在读韩语学生已超过300名，她自费设立奖学金，为学生推荐工作，用爱心浇灌了学生的心田，被学生们称为“韩国妈妈”。在她的宣传下，她的家乡有数十所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2002年，她获得了“友谊奖”。

　　如今的赵诚惠，不单单是教授韩语的教授，还是韩大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和合肥韩商商业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使更多领域的外国专家将他们的事业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友谊奖”获得者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

　　美国人柯必杰于2009年获得“友谊奖”，正是这个奖项更加包容的一个例证——在大连，他代表英特尔公司管理着投资25亿美元的芯片工厂。如今，大连芯片厂已经成为大连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催化剂，目前已吸引了12家英特尔供应商前来投资，进一步巩固了大连在中国IT城市中的核心地位。

　　同年获奖的还包括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兼CEO，俄罗斯人尤金·卡巴斯基，2003年以来，他受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邀请，定期来华开展合作研究，对中国遏制网络病毒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2009年，他和当年获奖的100名外国专家及眷属一起，作为嘉宾，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

　　2005年获奖的法国专家麦克尔·贺伯特，中国同事形容他像是一座桥，一端是烟台，另一端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从2000年起，退休后的贺伯特义务担当起烟台市投资促进局的高级顾问、烟台市招商顾问。这些年，贺伯特先后十余次协助烟台经贸代表团赴欧美开展活动。在他的推动下，烟台市已经与800多家欧洲知名公司和中介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先后邀请450多家国外大公司主要负责人来烟台考察访问，50多个投资项目已经或正在落户。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是位外国人——加弗尔·萨文迪，他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在业界声名卓著。自2001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后，在他的领导下，该系全体教师齐心协力，勤奋工作，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以美国近150所高校工业工程领域的教学研究水平为参照，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本科教育达到了全美前20名的水平，研究生教育达到了全美前25名的水平。2006年，他获得了“友谊奖”。

　　挪威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列宁，自1990年起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院在中国劳动力流动、西部大开发、中小企业创新、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为中国政府利用社会调查研究成果进行科学决策、提高政策研究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持，他对中国西部的研究论文获得2007年度“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他本人则在2009年获得“友谊奖”。

　　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融合，是吸引外国人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友谊奖”见证了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逐渐走向世界的历程。有一个词——“双赢”，最好地阐释了“友谊奖”的意义。

　　感 谢

　　对于每个获奖者来说，他们都十分珍视中国政府给予的这份荣誉。他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与一起工作、生活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也与中国的同事朋友保持长期的联系，积极热情地宣传中国。

　　日高修吾，日本国际协力组织成员。1997年，该组织与湖北省科技厅合作，主要工作是搞节水灌溉开发。日高修吾被派往中国，一待就是5年，他在2001年获得了“友谊奖”。

　　“我们来荆州是帮助提高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率和土地使用率。”日高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也对这块工作了5年的土地深感依恋，“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这5年里我过得不错，为湖北省的涝渍地注入了我的心血。中国政府今年还授予我很高荣誉的"友谊奖"，我对此很高兴。但我更高兴的是看到当年那片低产涝渍地，如今变成了良田，许多我们改良的果品口感也好多了。”

　　在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活跃着一大批外国专家。埃及专家侯赛因·伊斯梅尔·侯赛因1991年开始在《今日中国》杂志社工作，任务涉及翻译、改稿、撰稿等。他采写了大量中国各地的报道，1997年甚至自费赴香港采访回归的盛况。2003年他获得了“友谊奖”。2008年，他撰写的《中国之旅》（阿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的匈牙利记者特莱彼茨·彼得在2009年获得了“友谊奖”。他以比较公允的立场报道了当年的“3·14”事件。“当你相信你的报道是真实的，但与美联社等媒体不同时，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事。”但他顶着压力做了。

　　2009年9月30日，那天是温家宝总理会见获奖专家的日子，特莱彼茨非常激动：“温总理是一位很好的人。前几天的新闻上，温总理还和艾滋病人拥抱，这需要勇气。可见中国的领导人多么伟大。这次能与他在一起我真的非常高兴。”作为记者，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何更好地向西方介绍自己，减少误解，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新西兰专家艾德文·马厄是2007年度“友谊奖”获得者，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参与中国激动人心的发展过程。我想感谢"友谊奖"的组织者们对我们的承认。获得这一奖项是双方友谊促成的，我真诚地感谢那些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

　　“在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里，我目睹了CCTV9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为CCTV9录制的宣传片中有这样一句话："CCTV9英文国际频道——中国和世界的窗口"。在过去的3年半里，我眼看这扇窗子越开越大。时事节目以前都是预先录制的，现在有了直播，节目中对于有争议问题的不同观点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无论澳大利亚、英国还是中国，国家电视台都要反映民族特色，我认为CCTV9的新闻和文化节目不辱使命。”

　　展 望

　　20年，历史长河的瞬间。

　　20年，中华文明卷轴的一段。

　　但无论是瞬间，还是一段，都会记录下外国友人的星星点点。

　　中国政府“友谊奖”是一项荣誉奖项，没有奖金，但在获奖专家眼里，佩戴在胸前的奖章珍贵无比。

　　欢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国人民把尊敬和感谢通过“友谊奖”授予外国专家，永远铭记他们在中国建设发展中付出的辛劳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