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反华征状与消解之道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印度的反华征状与消解之道审时度势近来台湾与大陆的学者陆续提到印度媒体的反华风潮，中国读者对此似乎感到有些不可理解；笔者感到印度的反华情绪其实很容易可理解，特别是由于这种情绪与许多台湾人相当近似。

　　笔者断断续续进出印度的战略研究网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当世纪之交，中国崛起开始受到关注，印度网友的典型回应是“样板村”，那些上海与广州的高楼若非证明了共产党粉饰表面的功力，就是证明了中国贫富差距悬殊而不可维系。随着时间过去，中国崛起更加显明，“体制论”也被更加强调，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迟早走向崩溃；与此相反，印度的西方民主体制虽然因循曳沓，却可以持续发展，因此迟早可以超越中国。

　　随着中国崛起已然无可置疑，最近质疑中国崛起的言论减少了，但不安焦虑却升高了；于是印度愤青在长期以来的对西藏的战略关注之外，更期望拉拢日本、韩国、台湾，形成民主伙伴的中国包围网，甚至放言支持他们的核武发展，或者思考支援维吾尔分离势力，虽然印度本身也受恐怖主义与地区分离主义的威胁。寻求“否定”的心理结构一旦与现实碰撞，往往会寻求更激烈、全面的否定，这种心理特征对于过往的台独也一体适用。

　　当然印度的反中仍有其自身特色。对于印度网友而言，中国最大的“罪”是支持“恐怖主义政权巴基斯坦”；其次是中国有意无意间在印度洋形成的印度包围网，让印度觉得受到威胁压迫。虽然中国并非肆虐近半印度国土、被其总理称为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毛主义”革命武装力量的后台，但意识形态上的隐晦联系，仍足以让印度不快。在这些当下的线索之外，是两大国的长期竞争。半个世纪前的“中印兄弟”虽然早已是昨日黄花，但印度自居兄长的认知并未改变；特别是由于前述“体制”的自负乃至于西方的吹捧，使之一旦落后于中国，很容易就产生瑜亮情结。 中国需要肯定印度的国际身份

　　尼赫鲁时期印度认为其应当成为美、苏之后的第三或第四的大国，是第三或第四即取决于同中国的竞争。1962年两国冲突，印度已见负于中国；而今中国业已坐二望一，印度仍然挣扎于贫困之中，在国际舆论上不时作为大国竞争中的失败一方被比较。倘若印度果就如尼赫鲁所说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消声匿迹”，那么竞争失败已经渐渐动摇印度的立国根基——地方精英层偏好的分权主义、下层失地农民的纳萨尔武装力量，乃至于种姓与宗教的冲突，都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中国人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终究印度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内部，甚至其与邻国的问题也是其不当的对外政策所促成。许多人担忧中国与其东亚近邻时有勃谿的关系，但是印度与其南亚邻国的关系不遑多让、且犹有过之。边界问题、水问题、族群与宗教问题，乃至于地缘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印度都表现得过于强势，似乎唯恐外界对于其南亚霸权有所质疑。结果是困于南亚安全竞争，地区霸权却仍是镜花水月。不过，考虑到印度的巨大潜能，赋予其一个适当的身分，仍然不失为确保国际政治长治久安的必要之举。 40多年前，尼逊强调不能让10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中，在面对印度时，这种前瞻的态度应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相对于美国人对中国的长期认可，10余年后就将成为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仍然期待美国的关爱眼神。已经产生崛起自负的中国人或许觉得这种渴望有点无聊，但就像台独的很大理由也在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不被承认”，要消解此种寻求承认的心理动机，恐怕还是得藉由赋予其某种“身份”来化解——例如中国单方面立法，清晰地表明台湾人也是中国公民，乍听之下似乎是片面与激进，实则可用以减缓焦虑与犹豫。在印度的状况，中国给予其平起平坐的地位、或者金砖四国的聚会，都还不足以平抚印度的不安；印度菁英期待的是美国的认可，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种期待既然是合理的，中国也不妨做人情，例如邀请美国参加金砖四国高峰会，形成一个新的五大国对话机制；中国人并且可以坦率地告诉美国人：这种机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因为一个骚动的印度，对于中美两国都没有什么好处。（作者：包淳亮 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全球研究学程访问学者） (来源：新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