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和平使命”反恐军演

　　解读“和平使命”反恐军演

　　■王 东

　　“和平使命—2010”联合反恐军演在9月9日至25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和马特布拉克训练场举行，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第7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演习的目的十分明确，针对的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对维护地区安全和震慑这三股势力具有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上合组织框架内地区军事合作的现实意义。

　　在自“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演形成机制化以来，既引起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各种猜疑，甚至是耐人寻味的“非议”。有舆论认为，“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演针对的是西方军事联盟——北约，上合组织军事合作框架已经对西方军事联盟构成威胁，上合组织的政治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发展具有军事战略和军事结盟的种种迹象。为什么在西方一些媒体和舆论中有如此令人费解的推断？当然也不乏一些媒体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偏见或者是无知，表现出的各种误解与猜测。因此，解读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性质需要从几个方面得出结论：

　　上合组织的政治定位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谈机制，成立于1996年，成员包括中国及与中国领土接壤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四国。“上海五国”会谈机制创建的构想，是为解决有关国家边界谈判和边界安全问题的需要，是地区性的磋商机构，“不结盟”是组织基本的政治定位。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有关国家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地缘战略格局的演变，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同时列席“上海五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上合组织成立的当天，六国元首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合组织在军事合作框架内更多地被视为以反对“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地区性安全组织。尔后，上合组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经济、文化与军事合作逐渐成为合作的核心内容。上合组织从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对外开放的原则，组织成员国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海精神”，开展防务及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宗旨定位是追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以“不结盟”为基本原则；其性质定位是包括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区域性合作；其思维定位是以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前提的军事安全合作理念。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日趋发展的大国际背景下，上合组织是作为区域性合作组织，无论从宗旨和性质还是理念上都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特征，合作模式和思维理念与“冷战”时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上合组织军事合作内容

　　从上合组织军事合作内容看，最初的构想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国际军事合作框架，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以及国家地区军事安全。但在很长一短时间，上合组织的军事安全合作并未得到有效的体现，对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的震慑力度不够，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到2005年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安全合作在上合组织框架内逐渐得到体现，军事安全合作的地位与作用在组织框架内由此进一步提升。每定期举行的“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是上合组织框架内军事安全合作的不断加强的具体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对推动世界各国合力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毒品泛滥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是在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国际军事合作的机制。

　　上合组织框架内进一步的军事安全合作，体现的是如何建立军事安全合作构想的问题，军事合作的目标仅限于反恐，维护地区和平和战略稳定，这是上合组织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上合组织在“不结盟”政治定位不变的前提下，并不会因军事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而扩大军事职能范畴，也不会因外部军事威胁或应对自卫为根据改变其地区性安全组织的性质。其主要原因是上合组织并不具备未来成为一个与其他国家或集团抗衡的军事同盟条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也不可能对任何国家或集团构成军事威胁。其中包括：首先，上合组织通过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该组织不是一个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其次，上合组织缺乏组织军事同盟的政治条件，各成员国不会因结成军事同盟而放弃“不结盟”的政治定位；其三，上合组织缺乏组织军事同盟的经济条件，各成员国不会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对抗某个国家或集团而形成军事结盟关系，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各成员国的首选；其四，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五，上合组织已成为一个处理各种政治及经济问题的组织，经济合作正成为该组织最重要的中心任务。因此，从各种因素看，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军事安全合作，显然不具备军事同盟的条件，更不具备对西方联盟构成军事威胁的可能性。

　　联合军事演习的必要性

　　近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和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亚地区“基地”组织再度活跃，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再加上毒品泛滥等问题，已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上合组织其成员国与中亚地区恐怖主义重灾区阿富汗等国毗邻，既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反恐的前沿。因此，鉴于地区安全形势的需要，上合组织加强多边军事合作，在组织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贩卖的合作已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由此，“和平使命”反恐军事演习，在很大程度上对推动世界各国合力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毒品泛滥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是在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举行的一次国际军事合作的有益尝试。另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逐渐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新变化。而国际安全体系的变化也出现多样化，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型军事合作模式各地区和各国家纷纷仿效。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地区安全是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其安全观是非传统的综合的安全观，其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应对地区恐怖主义的猖獗，为建立新的、合理的、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构建的军事安全合作模式。“和平使命”反恐军事演习不仅体现了这种新的军事安全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加大了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震慑力度，演习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国际媒体存在着思维误区

　　“和平使命”反恐军事演习，在西方一些媒体中引申的各种猜测和质疑实际上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所谓演习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更是无稽之谈。当然，对“和平使命”反恐军事演习的认识，在国际媒体中也不免存在着思维误区。实际，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联合军事演习与组织框架内军事安全合作性质的改变和针对他国理应构不成必然的联系。在传统理念和惯性思维中，任何军事演习无一不推出一个假想的敌对国家，这在任何时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是常见的，也是演习中必不可少的“道具”，否则演习的意义就不存在。“冷战”时期，在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背景下，北约与华运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假设的敌对国针对性十分明确，“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与其盟国举行的军事联合演习同样带有针对性，或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是针对恐怖主义，而其他地区性组织的军事联合演习的假设敌国并非“冷战”时期具有军事集团的对抗性，针对的大多是恐怖主义，维护的是地区安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在世界各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即“冷战”时期由于存在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军事演习的假设敌国自然明确，而“冷战”后由于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已经不复存在，联合军事演习的假设敌国自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冷战”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依然没有放弃“冷战”时期的思维，思维方式和惯性依旧停留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较量上，并左右着其对外政策和舆论。而受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以及战略思维方式和惯性的影响，海外一些媒体对“和平使命”事演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军事集团很容易产生各种误解，甚至是种种猜疑，这只能被解释为一些媒体或是在思维上存在着理念误区，或是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存在着偏见，以及无知的表现。而以此渲染联合军事演习的针对性和“中国威胁论” 则是别有用心，或是在迎合那些炒做“中国威胁论”人的口味。此外，近期美俄关系因美执意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而趋于紧张，中俄建立在共同利益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战略互信不断加深，也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忧心忧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