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导师老板现象 中科院导师带学生平均不足5人

　　一份报告在教育科技界搅动了一池春水。

　　日前，华中科大周光礼教授团队关于我国博士质量调查的报告提出，国内高校出现“科研老板现象”，不少博士成为导师手里的“廉价高级劳动力”。由此引发的社会各界对博士质量的质疑声至今不绝。

　　喧嚣中也有一片绿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70余位两院院士，1978年以后有40余位，这其中包括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金属所所长卢柯院士等一大批活跃在科研一线的科学人员。

　　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在这里孕育，一大批科学家从这里起步，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披荆斩棘，成长为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正在引领着当今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

　　在这背后，是中科院独特的培养模式和制度，是把“提高培养质量作为研究生教育常抓不懈的永恒主题。”一位研究人员评价，在这里，一系列制度安排让“科研老板”的“生存土壤很贫瘠”。

　　导师关：培养研究生首先要有一流的导师

　　如何教育指导这些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关键在于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德才兼备的导师队伍

　　看到前不久华中科大周光礼教授团队关于我国博士生存状态调查的报告带来的社会热议，褚健博士暗自庆幸一年前的选择。

　　如果说一年前从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硕士毕业选择到中科院读博还有些犹疑和彷徨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忧虑都已烟消云散。

　　“一个导师带几十个博士，博士要么成为廉价劳动力，要么被打入冷宫，”这个国内首份博士质量报告中描述的情景让褚健觉得不可想象，“在我们这里，一个导师门下的学生绝不会超过9个。”

　　每天早晨，褚健的导师只要没有出差，都会准时出现在隔壁的办公室里，“推开门就可以请教问题了。”

　　一组统计数据来得更为精确。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在读学生超过3.6万人，有320余位两院院士、4200余名博士生导师、3900余名硕士生导师参与研究生的指导,实际上每位导师名下平均不足5名在读研究生。一个导师每年招生严格控制为1至2名，即便是有的热门学科专业的个别院士、“百人计划学者”等骨干导师，也最多只可增加1至2个指标。

　　“研究生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如何教育指导这些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一流的高质量的人才，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高水平的德才兼备的导师队伍。因此，抓好导师的岗前、岗中培训并形成制度非常重要。这中间包括中科院研究生院定期组织的全院性培训，各分院、各研究所结合实际组织的针对性专题培训等。”在采访中，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彭宇行教授的观点引起了记者的共鸣。

　　中科院研究生院始终把每位导师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时间、研究项目，作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

　　每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都会专门举办“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要求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参加研讨，并根据参加培训情况给各导师颁发证书，作为下年度是否招收研究生及招收比例的参考依据之一。

　　除了培训，还有督导。

　　前些年，中科院研究生院面临着老导师随着年龄的增长陆续退休，青年一代虽然不少是“百人计划”或者“杰出青年”获得者，普遍已经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但在教书育人、人才培养方面还是新手，如何解决更替的问题摆在眼前。

　　为使这支导师队伍尽快成熟起来，物理所探索教育督导制，选出了8位治学严谨、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学术地位的博士生导师担任督导，其中还有两位院士。

　　学生入学面试、中期考核、答辩审定、学位授予，这些德高望重的督导都全程参与。

　　而今，这一举措在研究生院已广为推行，对年轻导师的传帮带和督察融为一体。

　　在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刚留所工作的杨平博士对此深有感触，每每有学弟学妹请教，他都会送上一句告诫，“论文含金量不高，不要去敲"老爷子"的门。”

　　“老爷子”是所里的年过七旬的老院士姜文汉。杨平至今记得“科研路上的第一课”。那是读博士期间第一次往外投论文，“老爷子”在8页纸上批字密密麻麻，简直是体无完肤。最让人汗颜的是，一个小的细节，对图四的分析，写着引自图三也被“老爷子”圈了出来。

　　最后，这位在实验室负责论文把关的老院士在文章抬头还写上“交回导师，严格把关。”

　　这篇2006年年底写好的文章，多次修改后，直到2007年8月才寄出，但不到一个月，接收函翩然而至。

　　受益者不只是杨平。老院士亲自为论文把关的事一直延续着。每一年，姜院士给实验室把关的研究生论文将近200篇，研究生们在“痛苦”的修改中实现了“蝉蜕”，这个实验室学生几年来SCI文章从5年前的每年两篇到而今已超过年发20篇以上。

　　“导师和研究生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师生关系，而且也应该有一种朋友间的情谊。”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一直在倡导一种理念，“共同的科学追求为导师和研究生创造了缘分，在科学探索的生涯中，师生的友谊将会永存。”

　　白春礼院士的很多学生已经毕业了10多年，许多人还在国外，但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是一种教学相长。

　　课题关：研究生的课题要顶天立地

　　在中科院，已很难找到一项没有研究生参与的重要科研活动，也很难找到一项不包含研究生贡献的重要科研成果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披露，“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的横向课题100%由学生完成。”

　　这样的课题被认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事实上，就高层次科学研究而言，涉及原理和基础性突破的纵向课题才是博士培养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学生的青春年华在漫无目标中一枪打在毫无意义的课题上”的遗憾，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很难找到。

　　今年7月中旬，一套新型三维可视化心脏教学培训及辅助诊疗系统进入全世界单点规模最大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试用时，引来众多专家的阵阵喝彩。

　　没有人会想到，这一成果源自中科院成都计算所机器智能与图像识别课题组一支12人组成的学生军之手。依据各种心脏疾病特征，这群在读的博士、硕士在数字医疗领域，采用机器智能、自动推理、数据挖掘、虚拟仿真关键技术和典型应用研究进行开拓研发与应用。

　　“我们多年的所想，你们变成了现实”。有专家这样分析这一成果的意义。当今社会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人类的头号死因，目前数字医疗领域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借助信息技术和机器智能理论对心脏诊疗的内在规律进行探索将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团队负责人、博士三年级学生赵向辉坦言，在这个项目的产学研过程中，有过废寝忘食的埋头实验、殚精竭力的争取，有过获得进展的欢悦、遭受挫折的沮丧，但更离不开老师们的温暖鼓励和支持，所里在这一项目上也多次给予经费投入。

　　在中科院有几句近乎尽人皆知的名言，那就是路甬祥院长说过的：“研究生教育是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基础。到目前为止，已很难找到一项没有研究生参与的重要科研活动，也很难找到一项不包含研究生贡献的重要科研成果”，“研究生队伍不仅塑造着中国科学院的未来，也支撑着中国科学院的现在。”

　　中科院培养研究生与高校不同的地方，其中就在于学生可以有很多机会直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课题项目。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发挥着我国科技事业“国家队”和“火车头”作用，围绕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基础科学研究探索、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一直承担着众多的重大科研课题项目。

　　中国科学院拥有国家多项大科学工程设施，而这些大科学工程也由此成为研究生们成长的“沃土”。

　　此外，遍布各研究所的近60个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70余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0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众多的重要科技项目也为学生的科研训练提供了无限机会。

　　他们的身份虽然还是学生，但已经活跃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龙芯”的研制、神舟飞船的发射、绕月探测工程等重大科学项目和工程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国家最大的大科学工程“上海光源”的建设中，一位博士生的经历成为一段传奇。

　　从攻博开始，他就跟随导师参与这一工程。建设伊始，国外专家来讲课时，在下面拼命记笔记生怕溜掉一句话；在这一国内引领性项目中，这位博士不断成长，再有国外专家来访时，已经可以交流了，“对话终于有了底气”。

　　去年年底，这位刚留所不久的“80后”作为专家派到了国外指导某国的“光源工程建设”。

　　实践关：社会的大学里也有一堂课

　　实践基金让研究生们走出校园，收获了一片新的天地

　　2008年下半年，对当时就读中科院成都山地灾难与环境研究所的崔云博士而言，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利用假期和节假日深入地震灾区3个月，崔云博士的小团队先后跑了12个县，24个乡镇，一份《龙门山山前区恢复重建中的山地灾难制约因素调查与对策》洋洋万言，全面探析了此区山地灾害链的成灾规律和防治思路，为当地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报告的感言中，崔云博士这样写道，“这个项目，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次历练，也是我独立科研、自主创新、报效国家的起点。”

　　崔云博士团队受益于中科院成都教育基地在汶川大地震一个月后立项启动的“研究生科技救灾专项社会实践”项目。在短短4个月里，包括崔云博士项目组在内，67位在读研究生走进抗震救灾的大课堂，完成了11份相关研究报告，14份社会实践报告，8篇科研论文。

　　面对“5·12”汶川特大地震带来的巨大灾害，研究生带着课题深入灾区，不仅亲眼目睹了地震造成的严重破环，也在科技救灾中将专业知识转化成了能力，“收获了感动，增强了国情认识，增添了沉甸甸的责任”。

　　给学生一次锻炼的机会，还老师一个惊喜。一位参与指导的教授对眼前这批学生的迅速成长感慨万分，“在指导实施的过程中，开拓了对研究生培养的新模式，需要继续推广。”

　　2006年年底，杨平博士与光电技术研究所的学长们交流时发现，在成都的一些大型通讯企业，由于对中科院的研究生培养系统不熟悉，在招聘要求中，一款出身“211大学”的条件将优秀的中科院学子挡在了门外，为了跻身这些知名企业，很多学长无奈选择了“霸王面”。

　　杨平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门随即申报了“中科院成都地区人才交流平台建设”的社会实践项目。

　　为了和一家跟专业对口的企业建立联系，杨平和组员先后几次上门，人力资源小姐开始百般阻挠，今天李总不在，明天张总不在，最终这帮学生发动了“攻心战”，终于赢得了见面沟通机会，一聊之下，对方直叹可惜。

　　一年后，这家企业在成都教育基地专门开起了宣讲会，最近几年里，都有中科院的毕业生走进其中。

　　就这样，一个寒假的时间，这个穿西服打领带挤公交的小团队，凭借教育基地支持的5000元社会实践基金，印制了数以百计的光盘和宣传册，跑了70多家企业交流考察。

　　杨平说，这是这个“80后”小群体第一次跟社会打交道，大家不仅给所里的就业搭建了一个小平台，还学会了如何说话，如何谈判，如何展示自己，“以后见谁、遇到什么场面都不会犯憷了。”

　　两年多过去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人力资源主管后来的评价：“想不到你们研究所的博士也不是书呆子呀。”

　　成都教育基地设立的“项目基金”只是中科院研究生实践专项资助的一个小缩影。

　　作为以理工科为主、学生经常蹲实验室的中国科学院，非常注重引导和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创新实践教育。早在10年前，就专门下发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管理办法》，对研究生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进行资助，鼓励和引导研究生进行跨学科、跨地区的科学考察、访问研究及社会实践，了解国情、院情，培养协作精神，激发责任担当。

　　社会实践类资助专项院里每年资助50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金额1万元；科技创新类资助专项鼓励研究生从事跨学科领域、跨所、多人参加的短期创新研究工作。

　　中科院成都计算所留所工作的姚雨博士难以忘记几年前自己获得中科院一个高等级奖学金—朱李月华奖的“惊险”经历。

　　当时有很多同学的论文打分比姚雨高，但负责科研的王教授力排众议，推选了正在开展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研究的姚雨，提出这类创新的实践不亚于高水平论文的观点。后来，这在院里形成了一种制度，不再神话“论文”。

　　由院级引领，各地不断创新，“社会实践”专项基金让研究生们走出校园，收获了一片新的天地，许多研究生感叹，“社会的大学里也有一堂课。”(本报记者 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