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倒计时30天之际

　　20载亚运跨越——写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倒计时30天之际

　　新华网广州10月11日电（记者凌广志、高鹏、贾文军、李嘉、汪涌）1990年，北京亚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载亚运跨越，圣火依旧闪亮，但亚运内涵、办赛模式和思维理念却发生了深刻变革，折射了中国社会20年的历史性跨越。

　　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破冰前行的发展中国家的缩影，那么广州亚运会则将凸显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东方大国的新形象。

　　从举国之力到举重若轻

　　体育是民族精神的弘扬，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无论是北京还是广州，办好一届亚运会，亚组委都有资金的压力。20年前北京主要依靠计划体制下的举国之力成功举办亚运会，而今天的广州则在国家和各地的支持下，主要靠一城之财力和市场运作基本完成了一届规模更大、难度更高的亚运会的准备工作。

　　1984年9月，北京获得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机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办这样大型的国际性综合运动会，任务重、要求高，而又缺少资金，没有经验，遇到了很大困难。当亚运会组委会的牌子刚一亮出，资金的压力便迎面而来。亚运会总共需资金25亿元，可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全部拨给，尚有6亿元的缺口要靠社会集资。由于基础薄弱，新建、改建体育场馆较多，开工不久又赶上国家紧缩银根，建筑材料涨价，1988年又面临新的经济困难，重重压力给亚运会筹备工作投上了一层阴影。

　　面对北京亚运会筹备工作遇到的困难，全国人民支持亚运会的强大心声响彻神州：“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人人关心亚运，人人为亚运出力”“亚运为国争荣誉，我为亚运添光彩！”

　　当年澎湃全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涨的亚运热潮令人难忘：从中央领导到各界群众，从退休老人到幼儿园的孩子，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数以亿计的中华儿女为亚运会捐款捐物，义演义卖义诊。江苏建湖县湖中小学12岁的女学生颜海霞把家长给的1．6元压岁钱寄给了亚运会组委会，成了亚运会收到的第一份捐款；沂蒙山区26岁的农家子弟李贵兴，带着全家节衣缩食攒下的200元钱，一路上风餐露宿，啃馒头就咸菜，步行17天送到北京城；参加每个人为亚运会献一盆花活动的北京儿童有百万人之多；全国个体户协会捐款2050万元，建造了位于木樨园的“光彩体育馆”……

　　赛后统计，有一亿多人次向亚运会捐献了资金和物资，集资总额达到了7亿元。 20年后广州承办第十六届亚运会，虽然投入费用要多，但今日之广州已非昔日之北京，依靠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攒起来的雄厚实力，广州无须民众捐款也足以承办一届亚运会。1989年，中国ＧＤＰ15677亿元；2009年的广州，ＧＤＰ超过9000亿元,是二十年前全国ＧＤＰ的60％；而广州所在的广东省，去年ＧＤＰ更是达到了39081亿元,是二十年前全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半。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说：“相比1990年北京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完全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广州承办亚运并不全用政府财政，更不主张民众捐款，而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尽量不给国家和百姓增加负担。“除掉场馆建设、治理环境、修路等费用外，广州亚运会的赛会运营费用通过市场开发筹集等多种方式获得财务上的支持。我们力争做到收支平衡。” 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自信地表示。

　　在亚运会历史上，历届举办者市场开发的成效远低于奥运会，上届多哈亚运会主要靠卡塔尔雄厚的国家财力。广州亚组委却一直看好亚运会的市场开发空间，坚持走市场开发之路，尽管在承办过程中也遇到了巨大的资金困难，但广州以敢为人先的胸怀和气魄，最终交出了一份令人欣喜的答卷。

　　从2008年下半年起，正是广州亚运会市场开发的关键时期，亚组委与一些赞助商的谈判进入签约阶段，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却突如其来，世界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一些企业减少甚至停止了对国际大型体育活动的赞助，广州亚运会的市场开发工作人员顿时感到了阵阵“寒意”。

　　亚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方达儿坦承，那段日子的确很难熬，有时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有的企业在金融危机面前打了"退堂鼓"，特别是一些受冲击较大的外向型企业和国际大公司。有些已经谈了很久的知名企业最终放弃了赞助计划。有的企业因财务预算锐减，犹豫观望。还有一些潜在的客户，放弃了原先的赞助意向。”

　　广州亚组委迎难而上，首先向亚奥理事会争取到了独立的市场开发权。在一些世界级大企业退出广州亚运会赞助商之列的不利情况下，大力挖掘中小企业赞助商的市场空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截至目前，广州亚运会赞助商已达到48家，赞助商数量、赞助金额远超历届，创下亚运会市场开发成果之最。 体育场馆、亚运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效益回收慢，往往是亚运会承办者沉重的财政包袱。广州亚运城项目一开始就按照功能齐全的中心城区去规划建设，并在去年底就将整块用地以及已建成的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媒体村及各类公用设施整体挂牌出让，最终以255亿元拍卖，大大超过亚运城项目竞拍的底价165亿元，整整高出了90亿元。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说：“通过市场开发的手段，既摸索了一种节俭办会的模式，也极大地减轻了公共财政的压力。”

　　20年，不光是集资手段的变迁，科技的突飞猛进也使两个亚运会处于完全不同的“档次”。在北京亚运会上，计算机成绩处理系统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的3分钟内整理出非正式成绩表，15分钟后在新闻中心发布成绩公报，当时人们因其时效快捷而引以为豪。而在即将开幕的广州亚运会上，运动员成绩经裁判认定，到成绩登录亚运会官方网站向全世界发布，只需不到10秒钟。

　　从15分钟到10秒，这是20年的亚运科技跨越！

　　类似的科技进步还有很多：20年前，照相机拍下径赛运动员冲刺终点的瞬间，胶片经显影、定影后交裁判员进行成绩认定；而今天与计算机相连的摄像机摄下冲刺瞬间，裁判员据此同步认定成绩。20年前，记者要想得知成绩数据需到组委会指定的终端机上查询，新闻中心主要支持文字、图片传真；在广州亚运会上，无线网络覆盖亚运场馆的每个角落，随时随地为记者提供最高可达10兆的高速上网查询。20年前，摄影记者通过ＡＰ照片传真机发送一张彩色照片需要24分钟；广州亚运会上，基于高速光纤和无线宽带，摄影记者通过使用能够接入Ｗｉｆｉ无线网络的数码相机，只需要3秒钟就将一张10兆以内的高清照片传送到服务器接收端，让观众同步欣赏亚运精彩每一刻。20年前，组委会在专门设立的小型印刷厂里日夜印刷着成绩公报，并人工送往各个代表团；广州亚运会则专门设立了大型数据库，各代表团团部都配备了电脑，可随时在网上查询比赛成绩。20年前，气象部门对于未来三天内的预报准确率不到80％；广州亚运会时，气象人员可对未来7天的天气情况作出预报，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在90％以上，各主要比赛场馆天气可精确到1至3小时一报。20年前，门票销售主要还靠人工操作；如今，人们可以用手机登录广州亚运会官方网站实现网上订票。20年前，33个比赛场馆中只有19个场馆具备直接进行电视转播的条件，新闻中心只有一面电视墙，可以接收11个场馆的比赛图像；广州亚运会上，转播信号覆盖40个比赛项目所涉及的40余个比赛场馆，而且部分场馆的比赛将采用3Ｄ技术直播。

　　“亚运给予广州科技创新的机遇，而科技创新又赋予广州亚运新的光彩。”科技部部长万钢如此评价。

　　从北京亚运到广州亚运，从“重中之重”到“举重若轻”，折射了一种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广州在举办亚运会过程中，上不完全依赖政府财政，下不主张民众捐款，而是着重走市场开发的“中间道路”，既符合国际办赛的通用做法，也体现了开发体育产业、重视民生利益的先进理念。

　　从聚焦金牌到健康至上

　　20年前，作为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东道国，中国代表团狂揽183枚金牌，几乎是韩国和日本队金牌之和的两倍，成为无可争议的亚洲第一体育大国。

　　“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竞技体育真正崛起的一道分水岭，” 在1990年亚运会上一战成名的邓亚萍说。在这届亚运会上，邓亚萍夺得3金1银，开创了女子乒坛的“邓亚萍时代”。

　　国运盛，体育兴。

　　北京亚运会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在圆了亚洲体育大国梦想的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向世界体育大国迈进的时代。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完成了由“冲出亚洲”到“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其水平上升之快、成绩提高之多，让国人振奋，令世界瞠目。

　　北京亚运会后，中国不仅连续4届亚运会以压倒性的金牌优势雄踞“亚洲体坛盟主”宝座，并且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在奥运赛场上实现了一次次跨越：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均以16枚金牌的佳绩稳居金牌榜第四，成为“第二集团”领头羊；其后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完美突破，在金牌榜上的排位一跃至第三，再跃居次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健儿在家门口夺得51金、21银、28铜，共100枚奖牌，成为奥运百余年历史上第七个登上金牌榜首位的国家。

　　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大国的辉煌时刻，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的征程。

　　“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始终与民族复兴之路联系在一起。”回首过去20年，见证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的魏纪中不由感慨万千。

　　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表示，加强人才培养与储备、搞好项目均衡发展，才是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而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更是体育之根本。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当年毛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这一题词，深刻揭示了体育运动的本质，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源有限，体育主管部门确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这虽然成全了中国迅速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大国行列，却也造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竞技体育一枝独秀、群众体育发展迟缓、国民体质甚至有所下滑的失衡局面。

　　从北京奥运会、第十一届全运会到广州亚运会，近年来组织者的思路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即不是单纯地把运动会作为承载金牌角逐的舞台，而是借助运动会的契机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广州亚运会此次把赛地分为几个场馆群，比较分散，虽然给运动会本身造成了一些不方便之处，但却努力追求场馆赛后利用的最佳效果，让亚运场馆不仅服务于运动会本身，更服务于长久的全民健身需要。

　　除了亚运场馆的建设，广州一直在积极推动体育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广州已拥有全民健身路径1600多条，体育场馆设施近2万个，群众晨练、晚练地点超过9000处。

　　已承办过两次全国运动会及多次大型国际赛事的广州有“体育之城”的美誉，全市体育人口比例达到58．82％，正朝着60％的目标迈进。在广州，到体育馆去打球、健身、游泳，已成为很多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200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节日，即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表明了国家对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同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正式开始实施，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广州市全民健身条例》作为广州市首部体育地方性法规，在今年8月8日正式实施。“公共体育设施每天开放时间应当不低于12小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公共体育设施应当适当延长每天开放时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侵占损坏或者拆除公共体育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的功能、用途”…… 广州市全民健身工作有了法制保障。

　　“中国体育正在从竞技的尖端向提高人民素质的大众健身方向转移。”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表示，体育的多功能性正得到政府的不断发掘和充分发挥，并最终落脚到体育运动以人为本的实质。

　　正是在这种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战略思想下，神州大地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健身热潮。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区到平原，人们或参与篮球、乒乓球、跑步、游泳等传统项目，或投身于瑜伽、跆拳道、网球、健美操等现代时尚运动。全民参与体育，全民共享体育，表明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正在逐步回归体育的本质。今年52岁的北京市民陆平仁回忆说，英东游泳馆是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会后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健身场所之一，去英东游泳馆游泳是他当年的愿望，可当年北京没有几个室内游泳馆，而且那时也没多少人消费得起，直到1996年他才去英东游泳馆“奢侈”了一回。而四年前老陆家附近开了一个健身中心，从此他再也不必为去游泳而要坐车穿越半个北京城了。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研究专家易剑东说：“中国百姓已经把自身健康看得越来越重，不少人甚至已经将其置于国家金牌之上，因此对于赛场上胜负已经不再那么执著，胜负观逐渐趋于成熟。与此对应的是，政府对于赛事功能也不再是改善形象，而是融入城市建设进程，顺应和满足百姓健身需求。”

　　过去20年，伴随中国体育一同长大的，还有民族体育产业。

　　1990年亚运会，国外企业都积极争夺这次商业营销机会，然而国内大部分企业对这次体育盛会所带来的巨大商机还认识不够，当时很多人都不想把钱花到他们认为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亚运会上。

　　但在这次运动会上，退役进入商界的李宁与其所在的健力宝集团拿到了亚运火炬传递的赞助权。从青藏高原到天安门广场，“李宁”品牌那个火红的标志伴随着亚运圣火传遍全国。自此，“李宁”品牌迅速发展壮大。如今，“李宁”不仅已成为中国体育用品的标志性品牌，并且正向着国际一流品牌的目标迈进。

　　过去20年间，又有多种民族体育品牌诞生。广州亚运会和中国亚运体育代表团赞助商名单里，虽然不见了“李宁”，但多了安踏、361度、爱奇、泰山体育等体育用品企业。借助大赛平台，未来定会有更多的民族体育品牌实现国际市场上的腾飞。

　　从体育竞技到民生为重

　　离广州亚运会揭幕还有一个月，与北京亚运会前截然不同的是，大赛之前常规的“金牌大猜想”并没有成为媒体和民间的热点话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军团在亚洲体坛的一枝独秀——中国已经连续7届获得亚运金牌榜第一，奥运会上也成为金牌榜第一，亚运金牌榜座次已无悬念；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多次亚运会、奥运会的观赏，国人的金牌情结已经淡化，学会了用平常心看待胜负、包容失败，享受体育本身带来的快乐已成为一种新理念。

　　朱海东，北京亚运会时在拳击馆当志愿者。他说：“当时特别关注中国能不能首次在国际大赛上拿到一块拳击金牌，后来果然赢了，特别高兴。现在看法变了，原来以为多得金牌就是体育强国了，现在明白了根本不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加重视大众体育、全民健身等方面。”

　　但我们对体育的认识曾经有过偏差。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仅仅收获5枚金牌。当时，每一个优势项目的失利，似乎都被国人与运动员视为耻辱，所有的媒体都在说中国“兵败汉城”。

　　“体操王子”李宁由于接连出现失误，一枚金牌未得。当时，国内指责声甚至骂声一片，甚至有观众给李宁寄去了绳子！回到北京后的李宁，因为害怕别人的责骂，甚至连银行都不敢去。

　　20年后，李宁点燃了北京奥运会圣火。郎平率领美国女排对阵中国队时同样赢得掌声；“杜丽不哭”的喊声在赛场响起；“飞人”刘翔折翼跑道却得到了国人的宽容……

　　改革开放让国人的视野与心胸更加开阔，金牌已不再是国力强盛的唯一证明。对人本身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胜负成败。

　　“广州亚运会将是一场大众的节日。体育最大的魅力，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使公众从中得到健康快乐。我相信这届亚运会和北京亚运会将有很大不同。那个时候我们非常需要金牌第一来证明自己，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单纯需要用奖牌来证明了，”广州亚组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伟玉说。 从北京亚运会到广州亚运会，志愿者意识、志愿者制度和志愿者队伍的壮大和完善，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体育运动的志愿者服务，来自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是现代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已故的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曾这样评价志愿者的作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没有像政府那样的、可测量的常规力量，如果哪一天必须向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的所有志愿者给予酬劳的话，没有几个政府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广州亚组委特聘专家张清曾在北京亚运会期间担任前国家体委国际司一处处长，他亲眼见证了志愿者制度在中国的起步：“北京亚运会时还没有志愿者一说，都叫"义务服务人员"。那是志愿服务在中国的首次"练兵"。”

　　张清回忆，当时在册的“义务服务人员”达20万人，实际参与服务的则超过40万人。他们克服交通、食宿的不便，顶住劳累、饥渴的煎熬，缺少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犯过错、流过泪，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广州是中国志愿服务事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自1987年开通全国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以来，广州志愿服务已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目前，广州注册志愿者接近70万人，已超过市区人口的10％。

　　亚运会尚未开幕，一个个活跃的志愿者身影已成为最生动的“亚运元素”。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志愿者投身清洁城市、文明交通、平安广州等各项活动中。据统计，截至10月1日零时，全球成功申请广州亚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到151万人，报名人数接近计划招募人数的3倍。他们将用“一起来，更精彩”的亚运志愿精神迎接四方来宾。

　　与20年前以倾国之力举办的北京亚运会相比，新世纪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在办赛理念、办赛模式上有了新的超越，关注民生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举办权就是发展权，影响力就是生产力”。一届国际性赛事除了竞赛本身外，也成为一个城市重要的发展机遇，更成为民生为重、福祉至上的历史担当。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迎接亚运会，创造新生活”的要求。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也明确提出，办一届出色的亚运会，既是广州对亚奥理事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广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市民素质，提升群众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契机。 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广州这几年城市建设的最大动力源自亚运，而最终的受益者是广州市民。借力广州亚运会，广州城市建设至少提速了10年。科学的城市布局、便利快捷的交通、清洁美化的城市环境，都将使亚运时代和后亚运时代的广州市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易剑东对此评价说：“北京亚运会的全民奉献和关注体现的是国家荣誉和意识，广州亚运会则鲜明地显示出民本取向和民生意识。”

　　从全球最高的电视观光塔——600米高的广州新电视塔上俯看，一个因亚运而巨变的新广州尽收眼底：面貌一新的老城区、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百余条昔日让人掩鼻而过的河流重泛清波……广州正在变成一座天蓝水清的生态宜居之城。

　　广州亚组委场馆器材部部长彭高峰告诉记者；“以亚运城为例，亚运城的建设和配套既考虑了运动会本身的需求，又结合了广州城市战略发展的布局。赛后亚运城将成为能容纳100万人口的"广州新城"的启动区。学校、医院、商场，交通……这里的一切配套设施都已齐备。”

　　让广大市民充分享有亚运会的成果是亚运场馆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比赛场馆遍布在全市12个区县及有11所高校的大学城中，这一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有利于赛后利用、长远上惠民便民。

　　易剑东说：“亚运会再次来到中国，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的发展理念更趋于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国还有更多的城市把举办大型赛事作为自身走向成年礼的重要仪式。北京亚运会是中国作为大国无法回避承办亚运的责任，而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城市和国际体育主流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