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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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增夫妇与他们的“房车”。胡国庆摄 |
“房车”里的安居梦
本报记者 林衍
河南人冯增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毫无联系。他从不走进房地产中介所，也不讨论“国五条”、“国十条”这些房地产政策。当夜晚来临，他躺在一辆破旧的中巴车里，忍受着郑州市公路旁超载货车发出的噪音，哄着小儿子入睡。脑中想的也只是在车窗上再垫上几块厚海绵，或者买个防噪耳塞，而不考虑搬进不远处正拔地而起的每平方米3000元的经济适用房。
他改造成居所的这辆破旧中巴车，如今已经在互联网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史上最牛房车”，并被当成房价高企年代的一个另类标本。有网友发出“买房不如住车，免税，永久产权”的呼喊。
本报记者近日对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寒酸住宅进行探访时，这名37岁的父亲、丈夫和一家之主常重重地叹气。他与大多数挣扎在城市里的人一样，只是希望让一家五口人有个睡觉的地方。
在这个城市里，属于我们全家人自己的房子诞生了
冯增的汽车修理铺位于河南郑州市东三环边缘的一条公路旁。这个地方在郑州地图上还没有具体标记。冯增说，郑州发展太快了，绘制地图的速度赶不上城市扩张的速度。
房地产业可以为这种扩张速度提供佐证。今年上半年，许多房地产公司相继到郑州买地。6月4日，万达集团以底价2.9063亿元、每亩209.07万元的价格，将一块近140亩的土地收入囊中。此前，华润集团花费50亿元，拿下了一块黄金地段。
相比之下，这辆花6000元买下的中巴车并不需要占用金贵的土地，它在冯增的汽修铺门前静卧了4年，几乎毫无变化。
走近挂着豫G33425牌照的车前，蓝白两色的车身已满是斑驳；轮毂生了锈，雨刷早已脱落，后视镜被摘下来，成了妻子刘宗英和两个女儿的梳妆镜。
为了接入一个二手空调的通风管，冯增将一块玻璃砸掉，用几层报纸糊上。最外面的报纸是年初《大河报》的地产广告。从车外看去，“豪宅”两个字非常显眼，与车的外貌并不协调。冯增说，随便抄起一张报纸就是卖房广告，想不用都不行。
汽修部门前是宽阔的马路，往返河南、山西的大型车辆昼夜不停，扬起的灰尘让中巴车看起来灰头土脸。
车厢后半部分被并排摆放的两张床占据，是冯增按照尺寸专门焊制的，妻子刘宗英带着3个孩子挤在上面。床头是“客厅”，家人吃饭和孩子学习都在那里。放置的三角铁电视桌是3个孩子的书桌。
4年来，孩子个头越长越高，冯增就给书桌的4条腿续上新的废旧三角铁接着用。厅前摆放的10寸小彩电，是淘来的二手货，接了几次天线，都被雨淋坏了。
属于冯增的空间是前面的驾驶室，小单间没装空调，一到夏天，冯增便在铺子里打个地铺睡觉。
“房车”没什么大毛病，但因为年久失修，上车的台阶处漏了个大洞，有回小儿子冯佳明在车里蹦蹬，一脚踩空摔了个倒栽葱，把夫妻俩吓了个够呛。
今年8月，这辆“房车”的照片被传上网，因其简陋，被很多网友称为“有车有房一族的最心酸解读”。对于这个形容，冯增搓了搓满是机油的双手，呵呵一乐：“城市人条件太好了，其实我在郑州换了多少次窝了，就这个还像个家。”
1987年，15岁的冯增背着一床棉被从淮阳老家来郑州当学徒，住的是群租房，墙壁都是石灰板，冬天的时候一起床，“浑身能结一层冰”。
1998年，冯增结了婚，带着妻子在郑州开铺子，那是他头一次租单间，7平方米的小屋，就有一张掉角的旧床，旧床还要当桌子用，又要当椅子用。
2003年，因为拆迁，冯增夫妇被迫在中州大道的一条公路旁重新租房，这回赶上了“好运气”，他们租到了一间带着地下室的铺子，3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又凉快又宽敞，夫妻俩甚至可以带着大女儿玩跳房子。但好景不长，次年春天，由于绿化带改造，他们又要搬家了。他们找到一个城中村，每月200元，不带窗户。那年夏天，2岁大的冯佳明差点没热死在屋里，医生直说“危险危险”。
过一年，又是拆迁。开发商还是两年前那个，据说是为了扩充小区。那时已小有积蓄的夫妻俩租到了现在的大铺子。为了省点租金，冯增在铺子里装了个高架床，就算“商住两用”了。
妻子刘宗英至今还埋怨，夏天铺子里特别热，胳膊能被蚊子“咬粗一圈”。因为蚊子多，大个儿的蜘蛛也多，高架床靠近房顶，一夜的时间，十几个蜘蛛网就能从枕头边直排到房顶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冯增躺在朋友的大货车前座休息，觉得弄个“房车”没准挺舒服的，还不怕“拆迁搬家”。便灵机一动，花了6000多元，买下这辆二手车。
当时，有朋友提醒，花这么多钱不如租房呢。每到这会儿，一向老实的冯增便会骄傲地解释道，“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辆车，光卖铁也能一分钱不亏，建楼得用钢筋吧，这楼市，钢铁准涨价。”
搬进车里那天，刘宗英特意从旧货市场买来了维尼熊图案的布单子铺在床上，还特意提醒几个小孩“要注意车上卫生”，很少喝酒的冯增一气喝了两瓶金燕麦啤酒。
上初中的大女儿则偷偷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在这个城市里，属于我们全家人自己的‘房子’诞生了。”
想过买房，只是到后来就不敢再想了
住在这辆让他们“满意”的车里，有人曾追问刘宗英到底想不想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她低着头，轻声连说了几个不在乎。沉默半晌，她又突然抬起头，叹气说：“说不在乎是假的。”
要知道，1996年夏天，冯增在老家的大瓦房里娶回刘宗英那天，曾对新媳妇表态，将来咱一定在郑州买套房。
刘宗英说，冯增人老实，做事特别轴，说到的事都要做到，唯独这件事，他再也没提过。她觉得他想过买房，“只是到后来就不敢再想了”。
1998年，夫妻俩来到郑州创业，冯增骑着自行车，带着工具箱去给人修车。为了帮丈夫干活，刘宗英只有深色的衣服，连条裙子都没买过。一个月两人也吃不上几顿热菜，几乎都靠咸菜馒头过活。
不过，每天干活干累了，两人就靠在挡泥板上算今天的收入，有时算着算着都能乐出来。在老家种地的时候，一年只能挣750元钱，到郑州第一年，俩人就赚了3000元。
冯增并不知道，正是在那一年，郑州市开始了住宅商品化改革。
之后的日子，夫妻俩越干越顺，很快就开了自己的修理铺。冯增技术好，人也实在。时间久了，在那条街上，冯增的“友谊汽修”算是小有名气。到2005年的时候，一年的净利润已经能有5万多元，冯增甚至还花6000多元购买了一辆二手叉车，为店铺添了一份收入。
但是，像许多勤劳而辛苦地在城市打拼的人一样，他们“一年挣得比一年多，但离房子一年比一年远”。在刘宗英的记忆里，房价几乎是踩着他们的肩膀涨上去的。
2000年初，刘宗英推着自行车去采购配件，路过一家正在开发的楼盘。一个售楼小姐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了上来，拿着一张每平方米800元的楼盘的宣传单，一路追着刘宗英推销。实在推脱不过，刘宗英只能停下车，一五一十地告诉售楼小姐：“我也是从乡下来打工的，现在还买不起房。”
结果售楼小姐当即“哼”了一声，扭脸就走了。刘宗英没说话，只是把那张宣传单从车筐里捡了出来，放进了包里。
“印象特别深！就800！”刘宗英回忆道。
夫妻俩第二次和楼盘打交道，已经是2005年了。那一年，冯增的修理铺生意格外好，甚至还请了四五个工人帮忙。刘宗英第一次动了买房的念头，但她怕自己穿的又脏又黑别人瞧不起，就给一个楼盘的售楼处打了个电话咨询。
“2700!”没等售楼员接着推销，刘宗英就慌忙挂了电话，她算了算，自己只能买得起20平方米的房子。
就在那一年，郑州市的房价开始进入井喷阶段，从年初到年底，每平方米的均价激增了493元。而在这之前，郑州的房价依旧保持着每平方米100元的稳定增速。
同样是那一年，北京市商品住宅预售价格平均为6725元/平方米，相比2004年增长了19.2%。
有趣的是，没过几年，本已对房子失去信心的刘宗英，居然亲手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大房子。1990年代初，刘宗英的二哥到北京打工，做香油生意，没几年便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富翁”。家里人聚会，数二哥最牛气，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郑州一套房。”
不过，2006年底，二哥一个电话打到了刘宗英家，请她帮忙在郑州买房子。“北京的房价飕飕涨，买不起了。在河南买套房，也算留个退路吧。”
起初，二哥并不着急。谁知过了两年，北京四环以内每平方米超过2万元的楼盘比比皆是，五环以内难觅每平方米万元以下的新盘。而郑州的房价也涨到了4529元/平方米，据说实售价格比标价还要高出近千元。“马上买！什么样的都行！你就挑吧！”二哥急了。刘宗英只得战战兢兢地第一次进了售楼处。她说，去看第一个楼盘的时候，售楼小姐告诉她只剩下两套房了。刘宗英没敢犹豫，立即付了款。
一年来，刘宗英闲的时候便会带着孩子们去新房子玩玩，说是玩，其实就是在木头床板上坐着。房子没装修，连床垫都没有，有时候，刘宗英觉得这屋子和平房“没什么区别”。在她的经历里，最好的一次住房经历是在壳牌机油组织的代销商大会上，“宾馆客房可漂亮，是好几星的宾馆。”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大白墙”远不如房车里的“锈墙”来得亲切。小儿子冯佳明学会了上网，常常拉着刘宗英和冯增去看网上的豪华房车。
冯增则不愿意跟人提起这套房子。他觉得自己这一代买房子是没有希望了，只有盼着下一代。最近，为了给孩子们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冯增正计划着换一台大巴车，改装成个“三居室”。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心愿。
这样的生活，我很幸福
冯增夫妇对房市的信息可不陌生。从到郑州那一年开始，夫妇俩便订阅《大河报》。后来，为了一年省下50元钱的订阅费，他们转订了《郑州商报》。但无论什么报纸，最常见的，就是关于房子的报道和广告。
报纸上说，光是今年上半年，郑州市累计成交的住宅和商务金融土地量就比2009年同期涨了5倍。报纸上也如实记录了人们对房价的不满。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他们这辆沉默了4年的“房车”，变成这种不满的一个出口。他们并没看到网络上广泛的评论，却迎来了一批批记者。
面对到访的记者，他们尽管热情有加，但一问起房价来，这对夫妇就立刻躲躲闪闪，闭口不谈。有个外地电视台的摄像记者，想让他们在修车铺后的高楼前拍一个空景，冯增马上警惕地摇摇手，“最好别这么拍，这不是说我们望楼兴叹吗？”
而同样闻讯赶来的当地的电视台则让他们放心得多。其中一个工作人员透露，拍摄有几个规定：车里不能又脏又乱，要让他们提前收拾干净；不准提及房价；必须谈乐观，谈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为了更好地表现拍摄主题，冯增被要求提前准备采访提纲。在这份策划出的提纲中，冯增购买“房车”的原因被形容为“看了电影《不见不散》，深受启发”。“房车”的优势是“冬暖夏凉，便捷时尚”。
提纲为冯增拟好了未来的希望：努力工作，“买一辆真正的房车”。现实情况则是，冯增目前的希望只是给车装上几块窗帘，这样晚上开了灯，外面也看不见车里的情况。
在一片远离修车铺的干净空地上，冯增面对镜头背诵着他的“台词”。他有些局促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眼珠不时上翻，紧张而专注。
经过1个多小时的反复打磨，经验丰富的摄像记者满意地伸出了大拇指，并暗示冯增说出脚本中的最后一句话：
“这样的生活，我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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