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人：“她们需要精神慰藉”

纪念馆展示的慰安妇辛酸往事一角

用汽油桶改装的慰安妇洗澡用具

　　苏智良，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1992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慰安妇研究。

　　幸存慰安妇状况堪忧

　　据苏智良介绍，在20多万名中国慰安妇中，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幸存下来的，人数并不多，并且这些幸存的慰安妇，现状也相当不好。

　　“二战”中幸免于难的她们，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潦倒的凄凉境地。身体上，她们普遍有慢性病如骨头酸痛、神经痛、哮喘、妇科病等疾病；精神上，她们带着羞愧的心情苟活至今，耻于对别人讲这些经历；经济上，她们没有收入，生活窘迫，无儿无女，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

　　在以前，她们公开身份后，可能会遭到当地人的歧视。已经死去的原慰安妇侯冬娥在生前饱受歧视，在她所在的村庄里，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但最近这十几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她们在公开身份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情，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她们最需要精神慰藉

　　在接触了这些曾经被强迫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后，苏智良发现她们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和无歧视的经济援助。

　　经济援助可以改善她们的生活现状，而精神上，她们需要的是加害者的道歉和周围人的关心。袁竹林是苏智良接触到的第一个慰安妇，她曾哭诉说：“我这一生，全毁在鬼子手里了，我80多了，没有几年能活了，日本政府应该尽快赔偿，我等不及了！”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慰安妇勇敢站出来进行对日索赔，山西的两起，海南的一起，我国台湾的一起，但是目前都没有结果。

　　应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

　　苏智良认为，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应该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

　　首先，应该马上确认受害者，然后给予受害者一个制度上的援助，来改善她们的生活。不仅是一般生活费，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去为她们争得应得的利益。此外，应该有一个国家性重大调查项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批人证，随着时间流逝，正在快速消失。“比起韩国，我们对慰安妇的关注有待提高。在韩国，当地慈善基金会为那些幸存的慰安妇建立老年公寓，聘请专门的人员来照顾她们，让她们安享晚年。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来关心她们，支援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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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安妇制度起源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随着参战日军士兵强暴行径的泛滥，日军大本营从所谓“人性化”（实质有悖人性）及保持日军战斗力的角度考虑，开历史先河地创设了具商业性质的慰安所。最初，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主要是日籍妓女。

　　1917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先后派去兵员7.2万人，但由于性病蔓延，1万多名日军官兵染病，最终严重影响了日军战斗力，最终遭到惨败。西伯利亚战争失利的教训，导致日本军部开始建立卖春制度，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卖春妇。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侵略扩张，参战军队、战场不断增多，仅靠军妓提供性服务已难以满足日军的需要。1937年上半年，随着日军在中国兵力的扩张，仅靠从日本国内募集慰安妇，不可能满足侵华日军的需求，日本就开始在沦陷区强掳当地妇女作为慰安妇。

　　在中国，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20多个省，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慰安妇制服才最终完结，但为了隐瞒历史真相，很多慰安妇在投降前就遭到杀害。

　　记者 崔敏 摄影报道（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