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就能解决老龄化危机吗？

　　放开二胎就能解决老龄化危机吗？

　　于德清

　　近来，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议论不绝。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今年11月1日零时进行。而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被很多人士看作人口政策调整与否的关键。

　　当下有关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主流意见是，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即将来临，支持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耗殆尽，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和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放开二胎政策。然而，这些人士却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放开二胎政策后，中国的人口真的会如其所愿，出现合乎需要的增长吗？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造成人口增长或者负增长的原因很多，如果仅仅把中国近30年来人口没有出现高速增长，归功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们可能就忽视了文明、社会保障、城市化等其他原因的贡献。而这些因素可能正是造成那些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原因。所以，把人口政策的调整单纯地集中于计划生育政策框架之下来讨论，未免有些过于狭窄。

　　现在，我们其实需要重新审视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于18世纪，其最著名的预言就是：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自然原因、灾难、道德限制和罪恶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在马尔萨斯的预言发表200多年以来，地球上的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他所预言的人口与食物的矛盾并没有普遍出现，实际上这个矛盾一方面是被科技进步所消化，另一方面则是，人口并没有呈现几何基数增加，近几十年来，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反倒一直出现人口负增长。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实再次表明了人为干预的尴尬和理性的不及。

　　今天再看马寅初的人口论，其实也是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其基于对经济行为的计划干预，而导向了对人口生育的干预。其理论的前提乃是基于计划经济框架和重工业发展思路，而忽视了市场对人口就业的调节作用，以及自由市场对生产力的巨大刺激作用。

　　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市场激发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以及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中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更加普遍的贫穷。如果将30年来国民生活的富裕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都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显然是荒谬的，中国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开放与改革，通过还权于民而实现的。

　　更重要的是“二马”没有去细致的研究，人们为什么要生孩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传统观念中，生孩子除了是人类的本能，父母的偏好，更是出于未来家庭养老的需要。在陈志武看来，随着现代金融工具的发展，带来了养老金制度的普及，这已经在西方社会终结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很显然，当“养儿防老”不再必要，那么养育孩子的巨大成本可能会遇上人们自利的天性，从而导致人口下降。

　　而养老只是社会保障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高出生率是由于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缺乏与社会保障计划不完善而导致的社会现象。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这些公共服务，那么，社会就会选择自我解决这些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普遍生育率较低甚至是负出生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比较健全。那些国家的公民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何必要生那么多孩子，来保障自己的晚年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国家恰恰正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共性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低下，缺乏完善的社会养老计划，多生孩子就成为社会养老保障不足的替代方案。

　　这一规律其实也适用于我们。我国城市人口出生率要低于农村，发达地区出生率要低于落后地区。这些年来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之所以低于农村，不仅仅是因为政策处罚的作用，更是因为，城市的各项社会保障系统更加健全，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要远远优于农民。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的是，即便是将来放开二胎政策，但是，随着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社会计划的完善，人们生子养老的动机将会大为减弱，人口也未必一定会出现大幅度增长。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进展。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步入那些发达国家出生率负增长的后尘。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继续维持人口红利的人士来说，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迟滞。但是，这样可能吗？生孩子不是禁止生就不生，让生就生一大堆的事情。这些人士或许也过份高估了中国母亲们的生育能力。

　　（作者为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