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本报记者 周健森 吴楠
1995年10月11日，北京化工研究院仪表部职工陈淼盛被其所在单位强行送入精神病院；2008年9月15日，他猝死于这家医院的病床上。其间这漫长的13年里，他一直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中。
近日，陈淼盛的家属以侵犯人身自由权等名义，将北京化工研究院诉至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此案于10月11日开庭。此时，距陈淼盛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那一天，已整整过去了15年。
开庭前一天恰逢“世界精神卫生日”，部分法律界人士在北京发布了一份法律分析报告，直指当前国内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缺陷，导致近年来“被精神病”案件屡屡发生。陈淼盛的遭遇被作为典型案例收录其中。
按照法律学者的说法，“被精神病”是指包括轻微精神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面临着被精神病院强行收治的风险。报告共列举了34个近年来发生的此类案件，其中有些案件因被新闻媒体报道，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尽管这些案件看似大同小异，但是如果近距离观察，却很难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一位精神病医生感慨地说：“这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每一起‘被精神病’事件背后，都潜藏着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纠结。”
样本1
谁该接他出院回家？
当事人：陈淼盛 事发地：北京
住院时间：1995年10月11日-2008年9月15日
陈淼盛被送入医院整整一年之后，家人才从单位那里知道了他的下落。
一个耐人寻味的情况是，他的妻子是一位患病多年的精神病人，就在陈淼盛入院之前，他的妻子也正在住院治疗；单位把陈淼盛送入医院后，并没有通知到他的妻子。当家属们在医院找到陈淼盛时，他显得有些颓废，并且念叨着：“我也只能住在这儿了，死了往外一拉。”没想到一语成谶。
在家人的印象里，陈淼盛是个“不合群的知识分子”，聪明，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善交往。入院前，单位曾以不景气为由劝他提前退休。家属承认，当时陈淼盛曾经失眠，有时与人聊天会答非所问，但他们认为这只是他精神状态不好。但在他被送入医院后，院方出具的诊断结果却称，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家属并不愿意接受陈淼盛患病的说法。代理律师提供的材料中写道：“入院记录显示，陈的远近记忆未见减退，智力未见缺损，专业知识佳，理解力和抽象力均佳。”为了证明陈淼盛思维没有问题，律师还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年国庆节前夕，陈淼盛向院方提出回家的请求，理由是“快过节了，该打扫一下家里。”
陈淼盛想要回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家人回忆说，为了博得医务人员的好感，他曾经主动帮助其他病人刷碗，以表示自己状态良好。但是因为他的入院通知书上注有“有事找单位”的字样，按照当时精神病院通行的“谁送来谁接走”的惯例，如果他要出院只能由单位出面。可是单位从未派人来办理过出院手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淼盛显得越来越沉默，精神日渐委靡。有一次家人去医院探望他，陈淼盛突然大发雷霆，将慰问品扔出病房，并且大喊：“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你们都是骗子！”这位家属说：“当时我觉得他真的疯了，可是事后再想，又觉得他是埋怨我们不能把他接出医院。”
其实在2005年，陈淼盛曾有过一个回家的机会。
当时医院曾直接给家属打电话，表示陈淼盛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但是家人却转而通知了单位，之后再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对此家属的解释是，他们当时正为了陈淼盛的待遇问题和单位闹分歧，“那段时间全家人吃饭都是个困难，如果单位不能把陈淼盛的待遇问题解决，我们真把他接出来，也没法养活他。”
没有人敢于猜测，如果当时单位或家人中的一方改变做法，是否能够将陈淼盛从命运的悲剧中拯救出来。2008年6月3日，他在医院中摔倒，左股骨胫骨骨折，从此卧床。三个多月后，65岁的陈淼盛在医院中去世。一张死亡证明为他的人生写下最后的句号：“猝死，肺炎。”
她还在逃亡路上
当事人：朱金红 事发地：江苏南通
住院时间：2010年3月8日-9月14日
陈淼盛案开庭的那天，42岁的日籍华侨朱金红已经逃亡了整整一个星期。
朱金红今年3月回国后，她被母亲唐美兰强行送入老家江苏南通的精神病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医院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在朱金红住院191天后放其回家。本月初，朱金红被妇联接到一处庇护所暂住，但唐美兰也硬要搬来同住。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责骂，两天后朱金红悄悄离开庇护所，从此走上了逃亡路。
上周日，朱金红出现在北京的多家媒体面前。那天她特地穿着一件红色外套，戴了条珍珠项链，略施淡妆，这些却都无法掩饰憔悴的神态。她说这些都是朋友借给她的，出逃时她身无分文，各种证件也早被母亲扣下了。朋友说，她的气色已经比出逃前好多了，“那时候她满头白发，看上去像有60多岁。”
时至今日，朱金红还未摆脱疑似精神病人的嫌疑。收治她住院的那家精神病院坚持认为她就是病人；此前所做的司法鉴定没有结果；在电视节目中，专家也为此争论不休。和别人现场对话时，朱金红显得小心翼翼，当她言语稍有停顿时，旁边的朋友便会凑上来解释说，“她只是因为情绪太紧张了，她真的没有病。”
按照朱金红的说法，亲生母亲诬陷自己为精神病，是企图占有她的三套房产。而唐美兰曾对媒体表示，所有认为女儿没病的人才是居心不良，“想图谋财产”；可是朱金红说，在她住进精神病院的次日，她母亲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朱金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此为由收走她的所有财产。
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为了钱财而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在朱金红的一位朋友眼中，房产纠纷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朱金红性格特别软弱，尤其怕她的母亲，只要唐美兰张口骂她，她就吓得浑身哆嗦。逆来顺受几十年的女儿，突然不再听自己摆布，唐美兰怎么可能受得了？”
会面结束当晚，朱金红便离开了北京。除了个别朋友和同学，外人根本不知道她究竟躲去了哪里。她说现在没有什么打算，只是想拿回证件。
但是她不可能从母亲手中拿回证件，而按照规定，她必须回到南通当地才能补办证件。可是朱金红不敢回去，因为有好心人告诉她：“唐美兰就在公安局门口等着你呢。”
临走前有人问她，和自己的母亲之间是否还有亲情，她答道：“她对我已经没有亲情了，我对她也不会再有什么亲情好讲了。”还有人问她，这三套房子的财产对于她母亲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朱金红想了想，又答道：“我看见她的人性里只有贪婪。”
样本3
她在胜诉前选择止步
当事人：邹宜均 事发地：广东深圳
住院时间：2006年10月21日-2007年1月26日
朱金红“被精神病”的遭遇，几乎就像是邹宜均事件的一个深圳翻版。
同样是出于经济纠纷，同样是被母亲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同样因为媒体的介入而成为公共事件；二者所不同的是，朱金红的故事至今尚未结束，而邹宜均则选择出家为尼，并于去年3月将母亲和医院同时告上法庭。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就在人们渐渐淡忘了这则新闻的时候，邹宜均却于今年4月主动申请撤诉。
“我很无奈，我们的胜算非常大，但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作为邹宜均代理律师的黄雪涛说，和其他同类“被精神病”案件相比，她在诉讼时并未遇到太多困难。“这类案件往往容易纠结于当事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的困局，而我一直坚持邹宜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这个法律术语，才没有陷入医学的陷阱。”
但是律师承认，在这起案件背后，邹宜均承受的心理压力不小。
“家庭关系是其中最为复杂的因素。”黄雪涛说她从这一案件中得出的感受是，“家庭成员可能经常相互侵权，甚至越过法律的边界。”邹宜均的母亲经常反驳说：“我十月怀胎生下她，我对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你有什么好说的？”在这种表述中，传统的家族观念与法律赋予成年人的独立主体概念总是纠缠不清。
更为可怕的是，当邹宜均这样的“异类”所做出的行为可能涉及家族共同利益时，其他成员可能会因为担心连累自己，也会参与对亲人的侵权行动。黄雪涛指出，邹宜均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的哥哥直接参与了将她强送精神病院的行动，而她的姐姐则并未对她提供救助。
这样的家庭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时候连法律都显得无力。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邹宜均的家人曾将她秘密转移至另一家医院。黄雪涛手持邹宜均的委托书向警方报案人口失踪，得到的答复却是，“她的家属知道她人在哪里，这就不属于人口失踪了。”为了将邹宜均从精神病院带出，黄雪涛还曾多次报警，可是她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你就不要多管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黄雪涛说，尽管邹宜均的案子以并不圆满的方式落幕，她却由此意识到，尽管这个时代在不断进步，家族对家庭成员的侵权行为，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伤害，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甚至已经变成了某种责任、权力或精神负担，而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法制模式当中去。”
这是一次医学与法律的正面交锋。
10月10日，由多名法律界人士在北京发布了一份《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报告中提出，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着巨大缺陷，精神病医学理论也存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精神病”的风险。
此言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其波及范围之广，早已超出了学术范畴。“被精神病”再度成为网络热词，喧嚣背后却隐藏着公众的恐慌情绪：“这么可怕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也降临在我身上？”一些精神科医生则在愤怒地驳斥说：“这是对中国所有精神科医生的集体污蔑！”但是问号已经在每个人心里浮现——
现实中的“疯人院”，难道真的无法飞越？
杨甫德（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
曾参与《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起草工作）
“我们不应该把亲属
都想得那么邪恶”
记者：“被精神病”的情况真的普遍存在吗？
杨：我承认涉及财产纠纷、家庭矛盾的极端事件可能是有的，但肯定非常少见。一个人有病没病，医生不可能仅仅根据家属描述的情况来做判断，我们还会对病人进行精神检查，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记者：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都是被强行送入医院的，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杨：按照《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住院只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愿住院；第二种是医学保护性住院，只有当患者家属或法定监护人认为他有病，医生也判断认为他需要住院时，才采取这种程序；第三种是当患者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时，由公安机关送来强制住院。
记者：面对“被精神病”的话题，您如何看待目前公众的恐慌心理？
杨：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恐慌。在是否需要住院的问题上，我们都是尽可能在患者自愿的原则下来作出决定，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采取保护性住院或强制住院。我们不应该把亲属都想得那么邪恶，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是为了救助患者，何况入院之后还会有非常严格的把关手续。
“你想滥用
精神病收治制度都很难”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对精神科医生权利过大的批评？
杨：精神科医生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现在对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别人说是滥用权利。可实际上，你想滥用精神病收治制度都很难，这其中有很多制约机制，比如复合会诊制度、三级查房制度等。一旦有医生编造病情被查实，轻则吊销执照，重则要判刑。
记者：报告还对精神科医生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您对此有何评价？
杨：精神医学领域是最注重伦理问题的。比如我们医院就有独立运作的伦理委员会，这个伦理委员会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权益，而不是医生或其他人的权益。
“一个人想自杀都不去限制他，
这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了”
记者：法律界人士认为，应当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自主意愿，您对此持何观点？
杨：精神病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他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不承认他有病，不愿意配合治疗。这时我们就会权衡利弊，就可能建议他保护性住院。
记者：您如何看待精神科医生与法律界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呢？
杨：这种分歧其实一直存在。法律界人士完全是从权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忽略了精神病的特殊性。但实际上全球的精神医学领域都存在强制治疗的概念，这是为了避免患者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危险。如果一个人想自杀都不去限制他，那这个问题就真值得讨论了。
“精神病人不应当完全是
医院或政府的责任”
记者：《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出台，症结究竟卡在哪里？
杨：我个人认为是在操作的程序上还存在问题。精神病人确实处于违反本人意愿又需要接受治疗的状态时，我们的程序应该怎样去把握？另外，精神疾病虽然已经有了严格的诊断标准，但其中可量化的内容不多，而且精神病还存在多变性，这又增加了操作的难度，也是法学界比较担心的问题。
记者：《精神卫生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法律文本？
杨：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可操作性特别强的法，在细节上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另外，一定要明确监护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精神病人的治疗和保护不应当完全是医院或者政府的责任，而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人都会“被精神病”？
这份报告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内容，是34个“被精神病”的案例。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中不乏企业老板、公安民警、教师、公务员等。报告的撰写者告诫人们说：“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无法摆脱‘被精神病’的厄运。”
精神科医生可靠吗？
精神科医生似乎成了此次法律界人士的攻击对象。报告写道，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缺陷，“为医生滥用权利提供条件”；又批评“精神病学家垄断立法资源，导致利益失衡和异议程序缺失。”治病救人的医生，如何成了社会反派？
精神病人自愿才能住院？
法律界人士与医学专家之间的矛盾焦点，似乎集中在强制住院的问题上。报告中提及强制住院时，特别指称其为“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对于医生们来说，强制住院却是一种“纯粹的医疗行为”，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病人的权益。
《精神卫生法》顶用吗？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法律界人士和医学专家的观点存在分歧，但是在讨论结束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精神卫生法》这一话题。我国从1985年开始酝酿《精神卫生法》，历时25年却至今未能出台，其中的困局尤其值得思考。
[较真]
越说自己没病，越说明我有病？
很多“被精神病”的案例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现象：当事人越是试图向医生澄清自己没有病，反而越有可能被医生视为精神病患者，结果陷入百口莫辩的尴尬境地。难道在精神科医生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健康吗？
诊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四大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国际通用的，与国际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并不存在落伍或者特殊的情况。
第一是症状学标准，就是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的症状。第二是严重程度标准，看看病人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是否受这些症状的影响。第三是病情标准，即病人所表现的异常状态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第四是排除标准，要排除是否有脑外伤或其他生理疾病引发症状出现的可能性。
至于是否承认有病的问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是，这个患者首先要被确定是否患有精神病。哪一个正常人肯承认自己有病呢？换句话说，是否承认有病只是判断患者病情有没有好转的标准之一，而不能作为诊断患者是否有病的标准。人们通常是把这两个概念搞混淆了，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
黄雪涛（律师，曾代理多起“被精神病”案件；此次报告的主要执笔者）
“危险在身边
而自己不知道才更恐怖”
记者：北京的一些精神科医生认为您的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您如何回应？
黄：我也了解到近年来北京的精神病院在收治制度上有所改进，把关非常谨慎，对此我非常赞赏。但是我在报告中所举的更多案例来自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这些案例中的当事人就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把关程序。
记者：您的报告主要是指向强制住院制度，在您看来强制住院有必要吗？
黄：强制住院肯定有存在的必要性，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公众要求对精神病患者进行隔离，是缘于对他们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由于对精神病认识不足造成的。我认为精神科医生应该去多做扫盲和“去污名化”的工作。
记者：“被精神病”的话题已经形成了社会恐慌，您怎么看？
黄：有恐慌就会有警惕，就应该采取措施去规避危险的发生。如果真的有“被精神病”的危险的话，那么这种合理的恐慌是应该存在的。如果危险在身边而自己不知道的话，那才更恐怖。
“医生不一定能抵抗
经济或权力的压力”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被精神病”的原因是由于医生出了问题吗？
黄：不纯粹是医生的问题，事实上在医学以外也有很多利益冲突在起作用，而这也超出了医生自己的判断能力。比如当精神科医生在经济和权力上处于劣势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上的自主性。我看到更多的是精神科医生表现了自己的无奈，我担心医生并不一定能够抵抗经济或权力的压力。
还有一点，中国精神科医生所追求的职业伦理准则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没有看到过。因为精神科医生面对的领域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对于非自愿治疗的问题，他们所面临的伦理问题会更复杂，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套合理的准则去指引他们。
“人有权利追求健康，
但追求健康不是义务”
记者：您如何看待精神科医生的观点？
黄：我承认人有权利追求健康，但是追求健康不是义务。换句话说，并不是有病的人就都必须要去治疗的，这一点可能医生们有些想不明白。我希望精神科医生应该多做宣传，树立自己的专业信誉，让更多的人了解精神病的知识，鼓励大家主动去求医，以此来赢得病人的自愿治疗。
医生们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对于患者来说，被剥夺意愿可能是比疾病本身更让人痛苦的事情，更何况是从制度上去否定他的选择权，这种伤害是很恐怖的。只有尊重患者的权利，才会赢得他的配合，从而让精神病的治疗更加有效。我知道，国外的很多医生已经注意到强制治疗和隔离治疗的弊病。
“不应当只是由精神卫生
领域的圈内人去牵头”
记者：如果出台《精神卫生法》，是否有可能杜绝“被精神病”的现象？
黄：不一定，这取决于《精神卫生法》的具体内容。据我所知，很多国家在制定此类法律时，往往会使隔离治疗和强制治疗变得更加容易，精神病人的权利反而没有得到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
我认为《精神卫生法》应当在各方面都取得平衡，特别是在保护公众利益、确保精神病人获得治疗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因此在起草这部法律时不应当只是由精神卫生领域的圈内人去牵头，因为他们会更多偏向自己在治疗方面的操作便捷性，而忽略了精神病人的诉求。
主 笔：周健森
素 描：宋溪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