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贬值引全球汇率争端:货币体系缺陷是根源

　　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推迟发表半年一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美国暂时没有错误地决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货币战”的硝烟并未远去。尤其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天的表态显示，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已近在眼前。事实上，近来全球范围内有关“货币战”的争论与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新一轮宽松政策预期的反应。正是由于预期到新一轮美元贬值即将来临，许多国家或干预汇市，或提前作出应急对策，以解本国货币急剧升值、热钱大规模涌入的燃眉之急，并避免新一轮资产泡沫积聚的风险。就当下全球会否爆发货币战、引发货币战的根源及危害、汇市干预的竞争性升级能否奏效、人们能否寻找到解决汇率问题的新路径、G20框架下能否对汇率进行国际协调等问题推出一组报道，以期帮助读者对有关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无论是上一次以“广场协议”收场的汇率争端，还是眼下尚不知走向的所谓“货币战”，美元贬值都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专家认为，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即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其能够通过寻求贬值来获得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目的，特别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逃避债务。只要这种局面不发生改变，伴随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这种汇率战的威胁可能还会重复上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原因。

　　记者陶冶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将原计划于当天公布的汇率报告推迟至11月份20国集团(G20)峰会之后发布，暗示美国政府不希望在G20峰会前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多国汇率争端。尽管如此，寄望已持续近一个月的全球汇率争端就此偃旗息鼓仍不现实，世界经济正面临着2008年9月本轮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是什么原因让曾经发誓通力合作以对抗危机的盟友们如今兵刃相向？除去当前特殊的经济环境因素，是什么力量一次次地置全球经济于汇率纷争之中？在保护本国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大环境的权衡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又各怀何种心事？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眼下全球关注的汇率之争存在几个层次的原因。首先，这一场“以各国竞相寻求货币贬值”为表现的汇率战有着鲜明的后危机时代烙印；其次，必须认识到导致本次争端迅速升级的最直接诱因在于近期美元的主动大幅贬值；最后，自二战以来世界经济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汇率争端，而其反复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恰恰与美元一家独大的不公平国际货币体系有关。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烙印，大致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危机后全球总需求的急剧萎缩令各国对于保障本国出口利益更为敏感，对本币升值的容忍度也大大降低。危机爆发前，发达国家作为全球需求的最主要来源地，消化了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全球产出与消费的大循环。危机爆发之后，发达经济体需求的迅速萎缩不仅导致国内产能无法消化，同时也令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遭遇重挫，成为后者受危机拖累的最主要渠道；而本身存在需求瓶颈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短期内不可能形成足够需求来恢复危机前全球产出与消费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希望减少进口，而且希望扩大出口；而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全力稳定自身出口以维系复苏。其结果就是，更多的出口商在争夺一块大大缩水的市场，汇率自然成为见效最快的进攻和防卫武器。

　　后危机时代的另外一个烙印表现在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客观上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升值压力。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复苏态势仍然疲弱，主要任务仍然是刺激经济增长。这其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极大地压缩了进一步推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同时令货币政策成为更现实的工具。日本已于本月5日意外宣布降息以及一项“全面宽松货币政策”，而美国更是通过美联储恢复购买资产以维持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向市场传递出可能推行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尽管美联储的这一信号尚未变成现实，但上周发布的9月份议息会议纪要却大大加强了其发生的几率。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危机期间也曾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但由于危机后各国反弹迅速，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包括巴西、印度等在内的国家已经选择加息，更多的国家则处于相对强劲的加息预期之中。这样，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新兴经济体酝酿中的加息形成鲜明对比，也大大增加了后者币值升值的压力。为此，印度、韩国、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今年都曾有过干预外汇市场的举动。

　　在上述背景下，近期美元的大幅主动贬值则频频煽风点火，成为加剧本轮汇率争端的最直接诱因。美元的这一波大幅贬值起始在于美联储恢复购买资产并释放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信号。那么同样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为什么危机期间的那一次实施不仅没有令美元走软，反而令其走强呢？李向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实施上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时，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也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宽松策略，这样美元投资者就不用担心货币币值被稀释。而眼下，欧洲央行更多关注如何部署退出战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央行此前已经启动加息(尽管目前受美国影响进一步的收紧举动可能要大大推迟)，这样美国就成为发达经济体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日本)表态可能要量化宽松的国家，从而令投资者有了美元贬值以及美国国内出现通胀风险的担忧。

　　李向阳表示，尽管此番美元贬值名义上是市场行为，因为政府和美联储并没有直接干预市场，但其所做出的包括向市场进一步注入流动性这样的决策却是主动行为。这种主动性对于美国来说是必要的，符合其经济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未来5年内令美国出口翻番战略要求美元贬值。要实现出口翻番，美国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也是最直接的就是默许甚至主动寻求美元贬值，以此提高其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第二是寄望于美国以外的经济体，通过其他国家的需求增加来弥补美国的内需不振，以改善其出口业绩，显然这也很难实现。一方面，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仍然处于艰难复苏的进程中，需求萎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善；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虽然到目前为止复苏强劲，但其经济更多依赖出口和投资而不是消费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也不大可能帮助美国扩大出口。第三是大幅提高美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目前来看这在短期内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由此看来，如果没有美元贬值，奥巴马的出口战略将沦为一纸空谈。事实上，危机过后美国政界学界都曾经提出过重签“广场协议”的建议，即通过美元对别国货币的贬值来缓冲其贸易逆差。然而，今天的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署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再轻易在汇率上总是平白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只有借助市场名义来寻求美元贬值。

　　其次，此番美元贬值的另外一个重要动机是转嫁美国债务。“如果说危机爆发后的那一波政府救市行为是美国政府在将私人债务国有化的话，那么这一轮美元贬值其实是在将美国债务国际化。”李向阳认为。通过危机阶段的政府救助措施，美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债权转化为政府债务，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赤字率也从2008年的3.2%猛升至10%，创下二战后最高水平。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增至6.71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2%。预计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仍维持在1.32万亿美元。未来如何在削减财政赤字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难题。李向阳告诉记者，历史经验证明，多数国家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进而就是汇率贬值)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美国是一个例外，原因是美元充当着世界货币。例如，美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46年的121.2%下降到1974年的31.67%。其中，通货膨胀贡献了52.6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贡献了55.86个百分点，联邦盈余贡献了-21.51个百分点。因而，即使美国官方不承认转嫁债务的动机，但客观上难以避免这样的结果。

　　最后，这一轮汇率争端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美国国会11月中期选举在即，奥巴马政府在解决就业和促进复苏方面乏善可陈，其本人的支持率也有所下滑。为此，借助美元贬值以及施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民主党转移国内民众视线。事实上，这已成为历届美国政府最常用的政治工具之一，上周五美国政府再次推迟公布汇率报告即显示了本轮汇率争端背后的政治色彩。

　　无论是上一次以“广场协议”收场的汇率争端，还是眼下尚不知走向的所谓“货币战”，美元贬值都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李向阳认为，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即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其能够通过寻求贬值来获得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目的，特别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逃避债务。只要这种局面不发生改变，伴随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这种汇率战的威胁可能还会重复上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过他也表示，意愿和现实之间还存在差距，短期内尚没有办法找到一种货币替代美元，即使是寻求储备货币多元化也存在诸多困难。“现在看，要解决眼下的这一场争端，更多地还是需要在现有框架内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避免一损俱损的局面。”李向阳表示。陶冶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