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官场化让“总督学”堕落成“总掮客”

　　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受贿案于日前宣判。这位一度在吉林省教育界位高权重的正厅级“学官”，几年来累计受贿159笔、近千万元，其中除了一笔帮人拿地收取122万元之外，其余皆是受人请托，在高校干部提拔、考试录取、转校、调换专业等事项上出面干预并收受贿赂。这位本该对全省教育系统负有监督之责的“总督学”，却堕落成了省高校系统内专长于利益勾兑的“总掮客”，最终被判无期徒刑，荒唐而又荒诞。追根溯源，高校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科层化，校园文化的官场化加市场化，则是最重要的成因。

　　归纳法院判决和媒体报道披露的细节，于兴昌收受贿赂集中于2002年到2009年落马期间，虽然在此期间于兴昌并未一直担任省总督学，但其始终处于省高教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等关键岗位，对省内高校厅级干部的提拔任用等事项，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

　　如果说于兴昌的腐败方式与一般的腐败案有所区别，则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于兴昌作为“掮客”收取请托者的贿赂之后，并没有向有关高校的相关人员直接输送利益（至少在法院的判决和媒体的报道中均没有提及），而是以一个电话、一个招呼便解决了问题。对此，于兴昌理解为高校领导买他的“面子”，局外人则一眼看穿，看似基于人情面子的帮忙背后，是隐性的利益交换。

　　近年来，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已成老生常谈，但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却迟迟不见减弱的迹象。高校校长不仅依然被套上不同级别，而且依然由相应级别的教育主管部门行政任命，校长以下的各级专业或非专业的院系领导，也不得不循着行政化的科层结构谋求升迁。

　　高校管理行政化最显著的危害之一，就是高校管理者的非学术化和高校管理结构的官僚化。即使偶有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那样仍然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校长，但能够经受高度官僚化体制的磨炼而仍然保持这份理想的，毕竟难得，否则“根叔”的一番杂糅了网络语言和媒体“热词”的毕业演讲，也不至于被学生们惊为天籁之音。而更可能的后果却是，高校各级管理者在层阶分明且由“上级”一手掌握的行政化体系中，日渐汲汲于官位层阶和与此相应的权力、待遇、生计，却日渐消磨了对教育的理想和激情。而教育理想和激情的丧失，则必然带来高校管理者的犬儒心理和投机心理，当教育在教育者心中不再神圣时，教育资源就和其他各种资源一样，成了可以用于交换的筹码。中国教育界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除了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现实之外，某些掌握教育资源的教育管理者们，刻意利用手中掌握的教育资源，人为营造出一个交易谋私的地下“教育市场”，也是重要的原因。

　　在于兴昌涉及的150多起受贿事项中，如考试录取、校内转系等事项，就是这个地下教育市场中用于交换的商品。这些本来在正当渠道内可以得到正常解决的问题，却被各级“学官”们垄断为用于利益勾兑的商品，于兴昌收受学生家长的贿赂、高校官员们买于兴昌的“面子”，他们“出售”的却是学生们本该享有的正当权利。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庸俗化和地下市场化，不仅腐蚀了于兴昌这样的干部，更严重恶化了教育秩序和高校文化，侵害了受教育者的正当权利。

　　高校去行政化看似千头万绪，但其最根本的一条，在于尽快斩断教育行政权力对高校管理的直接介入。如果于兴昌手中没有对高校官员的评估、选拔、任用权力，他在高校领导那里自然也就没有了那么大的“面子”，也就没有了作为“总掮客”的筹码。

　　把高校的管理权交还给高校，固然也未必一定能够彻底根除腐败，但把权力交给与学校休戚与共的校长和时刻监督着校长的教授、学生，总比交给少数几个不受监督的“学官”为好，这是最普通的道理，根本无须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