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集体停工事件？

　　南海事件之所以没有激化矛盾，最后和平解决，和政府正确的处置态度密切相关。政府的做法是促进劳资双方去谈判，而不应该单方面的，或者压制雇主，或者压制工人，这都是不合适的。在这方面，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不要扩大化，不要政治化。

　　本报记者万静

　　作为南海本田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及我国集体劳动争议权威的研究者，常凯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从今年5月份以来，从南方到北方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和停工事件，究竟怎么看待停工？怎么处理类似的集体劳动争议？

　　常凯：停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是劳动者在处理劳动争议当中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手段或者方式，这种手段更直接的意义在于增强劳动者的影响力和威慑力，而不是直接的为了破坏经济。停工事件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会促进劳动关系的改善和企业管理的改善。

　　中国目前正在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今年发生的多起罢工潮，与劳动合同法未能有效实施有直接关系。劳动者已经意识到只靠劳动者个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但老板不执行又能怎么样，劳动合同法也靠不住。还得团结起来用集体行动向老板争取自己的权利。

　　记者：作为亲身经历和处理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的当事者，您如何看待它的价值和意义？

　　常凯：南海事件之所以没有激化矛盾，最后和平解决，和政府正确的处置态度密切相关。政府的做法是促进劳资双方去谈判，而不应该单方面的，或者压制雇主，或者压制工人，这都是不合适的。在这方面，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不要扩大化，不要政治化。所以我一直在主张，要理性对待，要法制解决，市场经济下，停工问题并不在于它不发生，而是事前要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发生了以后，我们要理性对待，法治解决。

　　记者：工会在停工处理中处于何种地位和作用？为何工会不能发挥作用？南海本田事件对于工会有哪些警示？

　　常凯：工会在停工事件解决处理中具有重要地位，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工会“应当”代表停工中的工人，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但目前实际状况是工会与法律的要求还有着较大的距离。许多工会不仅不能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而且站在企业的立场来对付工人，南海本田事件中工会竟然与停工工人发生冲突，即反映了工会问题的严重性。如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所深刻指出的：劳资矛盾的激化、工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和企业工会的形同虚设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企业工会在工人心目中只是老板的附设机构。这种状况，正是工人提出“整改工会”的原因。当然，并非所有的工会都是这样，也有一些地方工会，如广州市总工会，以工人代表的身份介入和处理停工，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和拥护。南海停工事件中工会的令人失望的表现，对于中国工会是个警示———工会不代表工人就会被工人所抛弃，中国工会必须履行自己的法律职责。

　　记者：您对目前中国的劳动关系如何看待，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常凯：我觉得目前中国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型。劳动合同法调整的个别劳动关系仅仅是基础，那么核心调整应该是工人集体的这种调整。如果做一些国际性的比较，中国现在劳资关系和劳动法制的发展阶段，基本上相当于美国二十世纪30年代左右，日本是五六十年代，韩国是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就是由个别向集体调整，劳动法治正在形成。美国制定的劳工关系法、劳工标准法，日本宣传实施劳工三权，成立工会，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很显然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作一个借鉴。

　　从经济上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市场经济国家恐怕都有这样的现象。从劳动法律实施状况来看，劳动合同法制定以后，没能很好地履行，也是使劳资关系、劳资矛盾更加突出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次是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在不断的提高，集体意识在增强。因为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采用的就是低劳动成本策略，我们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作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劳动者已经不接受了，不是说你给我点工资，我能活就可以了，而是有风险我们可以分担，但是有成果我们也应该共享，要求公平对待。尽管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随着劳资关系的变化和劳动者权利意识和行动意识的提高，再继续以往的低劳动成本战略，已经走不通了，因为劳动者已经不接受，现在需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