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陷落前最后一战 天津大出击为抗战保存劲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近在咫尺的天津形势非常危急。驻扎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的日军，不断地进行演习，加紧了进攻天津的准备。

　　7月25日，张自忠赴北平与日军周旋，天津的军政事务主要由李文田负责。在咄咄逼人的日军即将进攻天津的形势下，李文田积极调整第三十八师的部署，命令驻扎在塘沽、汉沽、廊坊、小站、东大沽、马厂、韩家墅等地的部队，适时向天津靠拢，随时听候命令。

　　7月27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接到通电后，李文田立即做好了抗击日军的准备。

　　27日上午10时，李文田召集黄维纲(第一一二旅旅长)、李致远(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祁光远(第三十八师手枪团团长)、刘家鸾(时任天津保安司令，原系东北军将领，保安队均系东北军士兵，有很强的战斗力)、宁殿武(天津保安总队总队长)及当时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在津的主要军政负责人，到自己家里开会，共同研究对日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史称的“七人会议”。

　　由于与会者对向日军出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致使这次会议开了12个小时，直到27日晚上10点才告结束。会上有人主张没有命令不能轻举妄动，有人说能否抓住战机是关乎数万军人生死存亡的大事等等，李文田最后拍板，决定主动出击日军。他表示，战争迫在眉睫，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了，既然意见不一致，那么可以打破第三十八师的编制，重新组合。愿意参战的可以推举领导人，愿意等待上级命令的可以回驻地等待上级命令。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拥护。

　　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乘日军兵力不足之机主动出击，打一个突袭战，攻击时间定在29日凌晨2时；二、李文田担任总指挥，刘家鸾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和地方保安部队；三、对参战兵力做出部署，宁殿武指挥保安总队第一中队攻取东车站(今天津站)。祁光远指挥手枪团、保安总队第三中队和独立第二十六旅的一个营攻击海光寺日军兵营。李致远指挥独立第二十六旅、保安总队第二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津北站)和东局子日军飞机场，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之间的交通指引和疏导。驻地离天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作为总预备队。四、在对日发起攻击的同时，通电全国，声明“日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

　　“七人会议”结束后，大家按照部署迅速调集部队。7月28日，各部队都在进行紧张的备战:发给每个参战人员大饼数个，并在军用水壶里灌满绿豆汤，以备持续作战和转移；负责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每人还配发了一小壶汽油和火柴等物，准备烧毁日军的飞机。

　　7月28日晚，秦德纯以宋哲元的名义，在军部以密码给李文田下达命令:立即集中全部兵力，组织出击。

　　7月29日凌晨2时，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部队同时向海光寺日军兵营、火车站、东局子飞机场以及市区日租界等处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后，李文田将总指挥部设在了西南哨门，以便随时与刘家鸾听取战况报告。

　　起初战事进展顺利，至拂晓，我军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烧毁了十几架日军飞机；日租界的日军被三面包围，租界内的日本侨民也被日军推上了战场；海光寺兵营里的日军龟缩在工事内等待救援；天津总站被我军占领，东车站的日军被迫退到一座仓库里。日本驻津总领事在给北平的日本驻华使馆的电报中惊呼:“从29日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畏惧的状态。”

　　29日下午2时半，数十架日军飞机对东车站、天津总站、市政府、电话局、邮务总局以及南开大学等数十处目标施行狂轰滥炸。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天津市民遇难者达2000多人。

　　29日傍晚，从北平等地开来了大批日军部队，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市区，转赴静海一带作战。

　　7月30日天津沦陷。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文田遵照宋哲元将军的命令，将分散驻扎在天津郊县8个地方的队伍迅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很有力量的抗日部队，与日军连续激战15小时，给日军以重创。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李文田有秩序地将这两万人的部队，经独流、静海转移到沧县(今沧州市)、唐官屯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

　　天津大出击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陷落前的最后一战，也是这二十多天里，中国军队对侵华日军发起的唯一一次主动的进攻战斗。这次出击和后来的成功突围，粉碎了日军妄图分化瓦解第二十九军的阴谋，促进了抗日阵营的团结，并使第三十八师部队免于散失、覆灭，从而为抗战保存了一支劲旅，使之后来成为第五十九军的主力，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基本力量。 （李惠兰 王勇则 王振良）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