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的和平奖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挪威作家赫弗梅尔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初衷被政客歪曲。西班牙《起义报》对此反问道：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反对派与和平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公然挑战中国司法权威和国人感情的做法，使人不得不对如今诺贝尔和平奖的出发点、严肃性、公信力产生怀疑：如今的和平奖还是不是我们记忆或想象中的和平奖?其屡屡做出“意外”之举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动机与目标?

　　质疑不断的和平奖

　　1896年12月10日，一生大部分时间忍受着疾病折磨的诺贝尔在意大利桑利玛去世，终年63岁。这位获得355项专利权的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在离开人世前一年的11月27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立下遗嘱：用他留下的财产投资所得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文学及和平等奖项，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1901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颁发了首次诺贝尔奖。

　　根据诺贝尔的遗愿，和平奖应颁给“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和平奖评选和颁发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负责，共有5名成员，任期6年，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该奖自首次颁发以来，先后有98名个人和20个组织获奖。

　　当诺贝尔创立和平奖时，为了减少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奖项受到政治团体的影响，特意把这个奖项放在当时为瑞典一部分但远离瑞典政治中心的挪威奥斯陆。在漫长的100多年里，许多获奖者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老百姓在内的广泛尊重。但是，诺贝尔本人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苦心设计仍然无法阻止一些人把这个促进人类和平的奖项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操弄。随着上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冷战期间，和平奖逐渐显露出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悄然变成西方国家对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政权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从萨哈罗夫到瓦文萨再到戈尔巴乔夫，和平奖获奖名单的变化，折射出的却是苏东剧变、前苏联解体和冷战以西方获胜而告终。诺贝尔先生维护和平与民族团结的真诚愿望被一些人异化了，遂让人们对和平奖的真谛产生了怀疑。

　　冷战结束后，和平奖进一步发展成西方国家高扬“人权至上”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利器。值得玩味的是，在最近10多年的获奖者中，竟然有一半是昂山素季、伊朗维权女律师艾巴迪这样的“人权斗士”，再难见到颁奖初期那些真正为和平和裁军奔走的身影。和平奖离创立人诺贝尔的初衷渐行渐远。达赖1989年获奖，而今天诺委会又选择刘晓波，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常因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选备受争议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迄今已有109年的历史。近年来，挪威学界对诺贝尔委员会组成的合理性、执行诺贝尔遗嘱的忠实性以及实际独立性不断提出质疑。主要有三：一是以党派为基础分配组成人员名额是否符合诺贝尔的初衷。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委员会由5名挪威人组成，须经挪威议会选举任命。现有的5名有表决权的委员都是挪威政坛老手。从所属党派看，主席亚格兰来自工党，副主席菲弗曾担任保守党主席，委员伦贝克来自基民党，瓦勒来自社会主义左翼党，于特霍恩现为进步党议会党团高级顾问。工党、保守党、基民党、社会主义左翼党和进步党正好是挪威议会中拥有议席前5位的大党。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哈普维肯近年来不断对挪威议会把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名额按党派“派发”给资深政客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他说，诺贝尔在遗嘱中要求挪威议会选举5位挪威人担任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负责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和颁发，但并没有说按各党议会党团力量“派发”给资深政客，作为对他们的一种“奖励”。二是诺贝尔委员会评奖是否忠实执行了诺贝尔的遗嘱。关于和平奖的颁发对象，诺贝尔在遗嘱中已有明确表示。挪威律师赫弗梅尔仔细研究了诺贝尔遗嘱和100多年来的和平奖获得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平奖的评奖过程已经背离了诺贝尔遗嘱。赫弗梅尔在其新书《诺贝尔和平奖》中指出，自1946年以来，和平奖一多半都无视诺贝尔的初衷。他说，诺贝尔委员会的错误不在于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自已的出发点在哪里，他们应该继承的是诺贝尔的和平理念，而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他还说，现在诺贝尔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扩大“和平”的适用范围，而诺贝尔的原意是为了鼓励削减或废除军备。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之后，赫弗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认为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不合适的。刘晓波根本不是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和平战士”。三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具有真正独立性。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和官方一直声称，诺贝尔委员会独立于政府和议会，政府和议会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其运作，即使施加压力，诺贝尔委员会也会自行作出决定。然而，一直以来对诺贝尔委员会独立性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主席亚格兰不仅担任过挪威外交大臣、首相和议长，还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鉴于亚格兰同时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有损其独立性，挪威进步党主席延森说，亚格兰应当辞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一职。保守党领袖索尔贝格也批评亚格兰身兼二职。菲弗曾担任挪威内阁贸易、海运和欧洲事务大臣。伦贝克曾担任挪威议员和内阁大臣。瓦勒曾担任挪威议会下院议长。于特霍恩曾担任议员以及选举法特别委员会委员。赫弗梅尔说，这些政客不管属于哪个政党，他们都主张在军事上依靠北约，外交上和美国步调一致。他们长期活跃于挪威政坛，思想理念和价值观都属于一个体系，因此在和平奖的评选中绝无“独立”可能性。这也解释了和平奖评选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经常随美国全球战略亦步亦趋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一只黑手

　　上世纪70至90年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冷战正酣时期，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西方宣扬价值观、对苏联等有关国家施压的重要工具，多次颁给西方眼里反对苏联的“民主、人权斗士”。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这一奖项授予以反对自己国家著称的苏联的萨哈罗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又授予一手将自己的国家推向解体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先是用15年走完了从褒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到褒奖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段路，然后游遍世界各地，又回到支持一些赞成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国家的“民主、人权斗士”这个原点上。这种看上去迂回曲折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势力在遵循一个坚定的方针。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从冷战中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的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恰恰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于是他自然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冷战时期的案例充分证明，诺贝尔和平奖已被完全“意识形态化”，是美欧国家的一张“政治牌”；它已与“和平”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是打着和平旗号公然搞颠覆破坏，其目标就是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舆论压力、思想分裂和社会动荡，配合美苏冷战对抗的大战略。事实也再次证明，直到今天，这样的偏好并未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而消融。

　　沦为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工具

　　迄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另一个是刘晓波。前者是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抵制中国现行法律的人。1989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政治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

　　诺贝尔委员会今年决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宣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国为基本人权作抗争，并表示一直相信，人权与和平有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刘晓波炮制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论，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组织或者劝诱他人组织签名并公开在互联网上宣传煽动他人加入其中，共同改变现有政治，推翻现有政权。所谓刘晓波的“人权抗争”——试图推翻现有政权和制度，实行西式民主和制度，公然违背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既是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确凿罪证,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除达赖、刘晓波之外，热比娅、胡佳、魏京生等都进入过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名单，不难发现，选择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再度反映了西方干预中国政治进程的强烈企图，是西方有预谋、有组织、一直以来精心策划的事件，是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继续。

　　挪威诺委会在授奖给刘晓波的同时，还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也时有发生。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等。在美国发表威胁他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涉嫌犯罪。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挪威诺委会之所以把奖颁给刘晓波，显然不是要倡导“绝对言论自由”和“违反本国宪法和法律”，而是要肯定刘晓波攻击中国执政党、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言行，背后的目的还是要散播西方价值、推销西式民主。

　　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复非难，实际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极度恐惧。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而美欧普遍复苏乏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日渐强盛心态失衡。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大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从西方借北京奥运会和拉萨“3·14”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从谷歌发难，一直到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在“改造”中国未果、种种施压无效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再次拾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政治工具。把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刘晓波，险恶用心就是给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撑腰打气，依靠这些人给中国继续制造麻烦。里应外合，发起新一轮反华浪潮。评定及操纵这个奖项的人，就是想把和平奖作为一个突破口，希望中国社会因政治分歧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从而最终实现整垮中国的目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西方反华势力的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否则就将失去自我，沦为别人的附庸。诺贝尔和平奖利用刘晓波向中国发难一事，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反西化、反分化形势依然严峻，需要我们睁大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前进路上听到一些杂音、遇到一些阻碍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认清方向，排除干扰，平和淡定，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把稳舵盘、进退有据，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携手世界各国共同进步。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