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支边生活：在新疆按北京时间安排作息

穿军装的农民

工余时间合张影

向塔里木进军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三）劳动篇

　　塔里木 两个月亮和一个太阳

　　■她说男子汉不要哭，我说我饿

　　■谁没握过锄头谁没抡过坎土曼

　　■上海鸭子呱呱叫，受欢迎得很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上海青年的记忆中，到团场以后最初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印象最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清早的敲钟，比如原始的工具。当没有别的路可以逃避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有多么难以承受，都必须靠自己去面对。这就是从上海学生到兵团农工，必须经历的过程。

　　用那时候老职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得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

　　他们怪怪的，提着裤子走路

　　采访旁白：

　　刚到团场不久的时候，王祖炯和伙伴们兴致都特别高，好奇心也强，几个年轻人说去场部逛逛，看看场部是个什么样子，肯定有街道、商店之类的吧。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我们几个走过去一看，这就是场部吗？就是些平顶的土房子，大土坯垒起来的，上面的顶是树棍压的泥巴。也算是形成了一条很短的小“街道”，宽就是七八米，连上海的一条里弄都不如。

　　小街道一下子就走到头了，看看有商店、邮电所、小食堂。我们这么逛着，就有几个女的站在那儿喊，欢迎欢迎。那就是团部的供应社，小商店，进了里头黑咕隆咚，因为就有一个门的亮光进去，摆了点商品，蒙了一些土，在塔里木有土是很正常的。

　　她们看我们的眼光很好奇，因为在这之前，就听说从大上海来人了。她们简直就像现在想象天外来人是个什么样子，也像改革开放初期，来个老外，都围在旁边看，大概就这么一种感觉。她们躲在那儿，也不接近你，就在那儿上下打量。

　　她们是这里的售货员，也都是团场的家属，听说大街上来了上海的知识分子，所以她们跑出来，看到我们就叫我们进来了。

　　其中一个售货员比较大方的样子，拿出香烟来，说抽一支，抽一支。这是待客的表示，而我们都不会抽烟，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我们说不会，人家又说，抽一支吧，以后干活干累了，抽一支很解乏的。

　　好像是我带的头，伸手拿过一支抽了，平生第一次抽烟，呛得够呛。那烟绝不是什么好的，好像是 “棉花牌”，一毛钱一包。这也算是农场给我们的一个见面礼吧。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我们一安顿下来，就到处跑。结果看到那些老职工家住的是什么样呢，有的是炕，土堆做的炕，这是好的。有的是把树桩打到地里，横个棍子，上面铺两块板，再铺点草。窗子没有玻璃，都是纸糊的。没有一家有床，没有一家有柜子，没有一家有桌子，所谓桌子也是树桩打到地上，棍子一横，上面架个板。

　　杨清良（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我们一个排130人，一个班三四十个，一个大地窝子大概30米长，大通铺，两边都是通铺，中间一条走道。两个门，往下斜坡的门，从外面跑进去。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刚开始，他们上海青年走路的话担心弄脏裤脚管。因为我们塔里木是大沙漠地带，脚踩下去都是很深的土，他们上海青年怪怪的，提着裤子这样走，一步一步的，爱干净。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43团）：那个土地也不愿意坐，到地里面的时候，开始谁都不愿坐在地上，就站着。到后来干活累了，实在不行就哪都坐了。

　　王祖炯：我们刚去的时候，农场的人都在吃高粱，吃玉米，没有白面，因为麦子产量低。为了给我们第一批上海青年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师里头从别的种麦子的团场给我们拉来白面，做成白面馒头。当然现在的人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农场职工看到这可都是过年才吃的啊。而我们并不知道，吃不了的，就扔了。草丛里、房顶上，到处扔。

　　毛国胜：都往外面扔。记得我们连长捡了一背篓的干馒头。

　　王祖炯：我们上海青年带着许多优越感，觉得他那是捡垃圾的。我们认为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地方，其实上海的粮食全是别的地方支援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了那边以后，还抱着这种感觉。有天晚上，全体集合。坐在油灯底下的一个人，是我们的场长，也就是团长。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我是一场之主，我一天只有三个苞谷馍！

　　一听说发枪仪式，高兴得不行

　　采访旁白：

　　在阿拉尔市，原师部礼堂改成的纪念馆里，那些原始的农具已经成为展品。馆长介绍说：这个是维族的坎土曼，坎土曼在这里用了上千年，维族人民总结出来的这种坎土曼，比较适合新疆的这种土质。在白振杰、韩培芬夫妇家的小院里，他们还展示了使用和保存了几十年的坎土曼。

　　姜步宏（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们7月23日分到团场连队，休整教育了一个星期，7月30日宣布要举行发枪仪式。我们一听说发枪仪式，高兴得不行，就是说要穿上军装，拿到枪了！

　　等排队都昂首挺胸走到发枪仪式的麦场上一看，没枪啊，只有很多像锄头一样的东西摆在那里，后来知道那家伙叫“坎土曼”。还有铁锹、独轮车、挑土的筐子，这些东西。原来这就是发给我们的“枪”！

　　程均友（农二师34团老连长）：动员的干部对他们说，我们搞生产，手里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武器！

　　采访旁白：

　　在当时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也正是这样表达的：“拿住，年轻人，这是改造大自然的武器，当然也就是革命的武器。”

　　程均友：你想想，从学校放下笔杆子，到这儿发个坎土曼，这个转变，一般人不容易，不是劳动人民，一般不容易接受。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就是坎土曼，生产力就是马和人。

　　采访旁白：

　　这些来自黄浦江边上的年轻人，从没见过那么广大的荒地和田野，他们手握坎土曼，眼前望不到头的土地实在是让人发愁。

　　毛国胜：当时我们一个连队大约有五千亩地。

　　王祖炯：长方形的地叫条田，一块都有五百亩到七八百亩那么大。

　　安康：它按部队的编制，也一样是团、营、连、排、班。可是干活呢，都是干的农活，就是打粮食，产棉花，然后都上交国家。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等到你手上打起老茧了，这个功夫就练出来了。

　　王祖炯：还要自己开荒，一年发一套军装，发的军装没有领子，在地里开荒的时候，军装脱了，光着身子在那儿干，因为怕把衣服弄破。

　　采访旁白：

　　新疆和内地有两小时时差，那里夏天日照时间更长，而团场是按照北京时间安排一天的作息。

　　安康：天刚亮，听钟声，一打钟就起床，洗把脸，干活去了。

　　王祖炯：新疆是早穿皮袄午披纱，守着火炉吃西瓜。我们在塔里木就是这样的生活。早晨天不亮吹哨子上班，或者是敲钟，钟就是个废弃的拖拉机的钢箍，挂起来，“当当当”地敲，周围老远都能听到。这时候正在梦乡，醒来看到外头还漆黑一片，要起来了。怎么穿着？头戴草帽，脖子上扎块纱布，身穿黄棉衣，单军裤，扛上坎土曼，腰里系根麻绳，麻绳里插把镰刀。

　　到地里干活，等太阳出来了，棉衣开始脱掉。蚊子起来了，用纱布把脸蒙上。干活快到中午了，全脱掉，就剩汗衫或背心了。到晚上收工又黑了，棉衣什么的再穿起来，就这样。

　　杨清良：月亮没下山我们上班了，吹哨子，四五点钟。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我们还没下班，所以叫两个月亮一个太阳。

　　毛国胜：我们连队发生过有人想逃走，逃出去就盲目地跑。连长指导员一发现马上报告团部，团部就派人追。因为他不敢走大路，离开道路就是戈壁滩，一会儿就迷路了，迷路要死掉的。最后这些人进去以后非常不容易，他们回来讲，晚上走不出来，听见骑马的人经过，打枪，以为是土匪，实际上是团部派出去找他们的人。

　　最后把他们找到了，痛哭流涕，再也不敢跑了。开始发生的时候不处分，考虑到刚刚来嘛。

　　王祖炯：有的是顺着公路步行逃出去的，每个团部都有警卫班，骑着高头大马，挎着枪，去追。追到以后，拴上绳子，拴在马鞍子后面，前面骑着马，后面跟着，回来以后关到禁闭室，一关十天半个月。

　　一碗饭的分量在心里几十年

　　采访旁白：

　　对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学生，许多老职工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为了对他们“传、帮、带”，为了照管好他们，费了不少心思。

　　程均友：管起来费劲儿，有的他给你捣蛋。说我受不了，你像他就坐那儿说我不走了，都是小孩，你想想中学毕业会有多大，最大的18岁。你见天就不停地看着他们，不到夜里12点以后、1点钟，你睡不成觉。

　　姜步宏：因为新疆冬天寒冷，需要烧火墙，那么老同志给我们把柴火劈好，下面垫软柴，上面垫硬柴，再上面放煤，完了以后教我们。如果是烟道不通了，他们帮我们掏。

　　赵国胜：我的连长、指导员，我要求得非常严格，就是上海青年要做的事，我们干部首先要能够做到。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那真是的，当连长、副连长的都是白天黑夜的干，从早到晚的干。那时候当官的哪像现在当官那么舒服，工资也不高，都是真真实实的，哪听说有腐败的。

　　采访旁白：

　　让上海青年思想观念发生潜移默化改变的，也许是当年那种集体主义大家庭式的温暖。

　　王祖炯：我的脚要穿44码的鞋，而供给制发的解放胶鞋呢，最大42码，发的鞋我穿不了，只能从上海让我母亲买了鞋寄来。

　　那天下雨，我们希望回去，棉衣都淋湿了，这时候就想回去。但是我们这个胡珊妮班长她不叫回去，她是一个兵团劳模，对任何困难她都不在话下，是这么一个女同志啊。我们在那儿干活，身上都湿透了，雨越下越大，她才叫吹哨子回去。

　　程均友：王祖炯呢，在地里跑两天，一双鞋就没有了。他的老班长是个劳动模范。

　　王祖炯：那天我只剩下一双懒汉鞋，后跟的鞋帮和鞋底已经脱开了，走在路上会粘鞋底，我顺脚就踢到路边不要了，光脚算了。但是塔里木还真不能光脚，有骆驼刺、铃铛刺、沙枣树，一脚踩上，就会发炎化脓。那天晚上，我们准备睡觉了，宿舍里进来一个人，就是我们班长胡珊妮。我本来正记恨她，说你那天要是早叫下班，我那鞋没准还能保住。

　　程均友：她说王祖炯，那时候把他当小孩，说给给给，给你一双鞋。

　　王祖炯：我一看这鞋，马上就认出，是我的鞋。我踢到路边不要了，她在后边捡回去，晚上她洗干净，把那个帮子又上好，扎扎实实地缝了一个鞋面。我一看，心里头十分感动。这只是一件小事情，但可以说记一辈子。

　　毛国胜：老职工对我们一般都很好，比如有时候觉得你们很苦，叫你去家里，像那些老班长，请你到他家里面去吃碗面，有时候吃点他们泡的酸菜。

　　安康：我们吃饭，是一个班一个班去领的，一个班一盆菜、一桶饭或是苞谷馍，你班长要分，拿个勺子18个人你去分。我当班长尽量平均分给他们。

　　有一次我给他们分饭，分到后来饭没有了，我自己没有了，一口都没了。我怎么受得了呢，本来干活就饿坏了，一个下午怎么办？可是我也没办法，也不能再向别人要，那时候谁哪怕少一口饭菜都不得了。我回到宿舍越想越难受，就哭了。这时候十一班有个大姐，其实就比我大两岁，叫何永华。她就把她自己的那份饭菜拿来，她跟我说，你是男子汉，不要掉眼泪。我说我饿，她说拿去，我这个饭你吃。

　　采访旁白：

　　讲到这里，60多岁的安康又哭了，一时说不下去。等着他平静了一下，才听他接着讲。

　　安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太饿了，就把她的饭都吃了。这件事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结。除了感谢她，心里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不懂事，她没有吃的了，她是一个女孩，她也要同样的劳动。这一碗饭的分量在我心里面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