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融告别国企 退休后希望转型为民营企业服务

　　李荣融的能与忠

　　□ 黄震 | 文

　　估计没有几个政府官员退休时能如此热闹，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超期服役”半年多后荣身而退，临别一席“忠臣”感言引来各方赞弹之声，至今仍余音未了。近日翻到樊树志老先生的《晚明史》，看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以及党争与明亡的相关章节，不禁联想到了“忠臣”说，颇有感慨。

　　明亡之祸肇于党争，党争之端始于东林。本意在“弘扬朱程理学、废黜阳明心学”的东林书院历时50余年，从最初讨论学术，进而臧否政治、规范道德，终在与阉党的惨烈之争后，占领了当时社会道德伦理的制高点。毋庸置疑，东林党人都是当时以清议著称的正直士人，他们以道义相期许、以操行名节相砥砺，主观上虽无结党意图，客观上却形成一种强大的道德舆论力量。但也恰恰是这些忠直之士，尤以崇祯年间周延儒为代表的东林-复社后人，为了道德而道德，固持己见，排斥异端，罔顾国家利益和社会现实，终致社稷倾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得由历史的结局来书写。而李荣融注定会成为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

　　任职国资委主任长达七年的李荣融，将国资委旗下的196家中央企业逐年缩减到123家，到2009年底，央企总资产已从7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并有30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行列。据说很多大跨国公司都在打这个年近七十、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老板”的主意。李荣融的能言敢言傲视同侪，在百度上输入“李荣融”能搜到约155万篇相关网页，甚至有专门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精彩语录汇总”。其善用媒体，并利用媒体吸引公众眼球，引导公众观点的功底，颇具西方现代官僚风采。

　　在中央政府上百名部级领导中，李荣融掌管资产量之大，任职周期之长，媒体曝光率之高，相信以后相当长时间，少有人能出其右。凤凰卫视何亮亮对李荣融离职的点评，用了一个“能”字——能人，能力，能耐。这个评价李荣融担得起。至于李荣融自许的“忠”字，则值得好好思量。

　　李荣融在卸任演说中自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把我培养成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我开始从事领导工作，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我推上高级领导干部岗位——这是标准的共产党员语言。他确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曾亲耳听他在内部会议上谈起，台湾马英九、俄罗斯普京在竞选总统时因缺乏经费是多么艰难，党产对于党是多么重要。我当时一直纳闷：党产和国有资产是一回事吗？两者之间该如何画等号？

　　李荣融坚定地认为：“国有企业可以搞好。如果能把这个题目做好，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的贡献。”

　　现如今举全国之力，用“一流的资源，二流的人才，三流的效率”，倒确实堆出了几个“巨无霸”央企。但是，当两家央企的利润就已超过国内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时，这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硬币的另一面，是商务部和外交部同仁为取得国际社会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进行艰难谈判时，欧美各国均以“中国存在国有垄断企业，并享有巨额政府补贴”予以否决。更应看到的是，100多家央企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已越来越凸显出官僚资本与权贵资本结合的雏形。

　　在2010年9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刚刚退休的李荣融表示，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有利于中国经济。他以石油行业举例，称若没有“三大油”，中国经济早乱了。在任期间的李荣融还曾对媒体多次抱怨：“为什么国企搞不好你们骂，现在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所没有看到的是，央企占据了国家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资源，掌握了社会经济的绝对话语权，控制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定价地位，使得GDP贡献率达65％、税收贡献率达61％（2008年数据）的非国有企业近两三年发展缓慢，中小民营企业更是步履维艰，“国进民退”已成不争的事实。如此种种，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经济生态的平衡与稳定，更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石：公平与效率。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的报告，2009年A股上市国企的薪资是民营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中国公司）的近2倍。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上市国企经营效率不如上市民企，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后者的37.3％，约占三分之一强。

　　作为一个官员，李荣融的能力有目共睹，但其功过，留待未来的历史去评判也许更客观。不过，毕竟是21世纪了，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曾一心一意做大做强国企的李荣融致仕不久向媒体公开表示：和柳传志、张瑞敏都是好朋友，希望退休后能有机会为民营企业服务！

　　作者为投资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