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导演眼中70年代的中国

　　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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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如今纪录片作为一个片种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熟悉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有两部关于中国的作品非常著名，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但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名为《中国1971》的电影比前两部的拍摄时间都早，而且不为我们所知，作为影片的导演之一比利时人亨利·华纳（Henri Roanne）携带着这部作品出现在今年10月的“第5届北京独立电影展”上，获得了极大轰动。39年前，正值“文革”中期，作为西方人他竟能跑到中国来拍摄一部纪录片，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当年拍摄这部影片的情状是什么样子，将近40年后导演再次来到中国，他本人会有些什么感受，本期“看板”与您共同关注。

　　我惟一遗憾的一件事，是杰拉尔·瓦莱（《中国1971》的另一位导演）今天已经不能同我一起来到中国，给那些我们曾经在1971年拍摄过、并且热情招待过我们的中国人的后代介绍这部影片。

　　Henri Roanne

　　（亨利·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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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971》：纪录电影里的遗珠之作

　　华纳是犹太人，也是苦出身，他本来是奥地利人，德国纳粹进入奥地利后，他的父母把他扔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让他赶快跑。他就一个人坐着火车逃到了比利时，从此他再也没见过他的父母，他是在养父母家里长大的。

　　（图为本文作者对华纳进行专访）

　　■本报记者 王逸人

　　年过80的比利时导演亨利·华纳（Henri Roanne）坐在“现象工作室”的咖啡馆里观察着周围的中国年轻人，可以说此时周围的人对他并不关注，甚至连侧目都没有。尽管他的电影《中国1971》的海报已经挂在外面的海报栏里，但这时他还没被介绍给大家，因此这里的人们还是各行其是。从这一点上亨利·华纳别样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39年前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带着摄制组来到中国，那时可不是这个样子，所到之处都是中国人对他们投来的好奇的目光。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当年在西安的一个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外面很多围观的人把脸贴在玻璃上，其情状宛若鲁迅在《伤逝》里的一段描写，偷偷关注子君的老者将脸紧贴在玻璃上，“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

　　“现象工作室”坐落在北京东郊的宋庄里，作为北京的艺术家聚集地这里拥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现象工作室”一直负责操办“北京独立电影展”，每年10月全国各地的独立电影人，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以及北京城里的观众就会根据网上的公告汇集于此，看电影，搞交流，举办讲座，参加Party，俨然是摆脱庸常现实的“乌托邦”，这样的电影节到今年为止已经举办第5届了。今年一共有60多部世界各国的最新独立电影汇集于此。亨利·华纳的《中国1971》应该归为“经典回顾”的单元，他大概还不知道，前几届的电影节上，这个版块曾专门放映过小川绅介，土本典昭等大家的作品。

　　电影节上的关注焦点

　　尽管新片很多，但《中国1971》还是最让观众感兴趣的影片。因为电影节手册上分明写着，亨利·华纳拍摄的这部影片比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及伊文思的《愚公移山》还要早。但《中国1971》此前不光在文献中没有读到，就是传说中也没有听到过，这部电影是策展人杨洋去年在比利时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上第一次看到的，看完之后，她也大吃一惊，立刻决定将它带回中国，她觉得对中国的纪录电影而言，这是一部“沧海遗珠”的作品。

　　10月5日下午，《中国1971》的放映时间，影院里拥挤不堪。放映之前导演亨利·华纳和大家搞了一个短暂的交流，他很兴奋，他说自己在39年前怎么也不会想到，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自由地谈论电影，这样的活动在比利时也并不多见，中国的发展真是太快了。

　　在电影中回望自己的来路

　　影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放大到银幕上的影像。果然，影片的文献价值扑面而来，可以看出来，拍摄者是很小心的，绝不是“帝国主义”的恶意丑化，虽然“文革”已经行进到第五个年头，但是有关“浩劫”的一面基本没有，只有一处清华大学红卫兵武斗时被摧毁了的教学楼一闪而过。其他的时间你尽可以对那逝去的岁月进行追怀，屏幕上的影像正可以对号入座。

　　影片是从长城开始的，那些时光印在一些人（包括笔者在内）的脑海里的，但能像这样面目清晰地回望自己的来路，此种机缘却的确不多。当四个身着白衬衫的延安姑娘在一幅巨大的宝像面前唱起《南泥湾》时，她们符合时代的最纯粹的演出让很多人都笑了，说实话看着是有点傻，可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镜头不撒谎。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当年的上海外滩，黄浦江里行驶的是极具造型感的帆船，拍出的画面诗意得很，比现在的机械驳船漂亮多了。还有针灸麻醉的场面，不知道为什那时那么推崇这个东西，今天好像已经基本没有了，反正后来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里也用到了这个场景。在影片里亨利·华纳已经开始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的手法拍摄了，他的镜头最关心的还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跟着马路上东游西逛的人群，去公园，去菜市场，去百货商店，看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业余时间都愿意干点什么……片子里用的音乐都是当时的革命乐曲，这些音乐听着就有史诗的味道。

　　中美关系的改善帮华纳来华

　　影片放完后，影院里是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这是个每个此间土地上的人都能看得懂的电影。后来我和导演亨利·华纳约在咖啡馆里喝茶，华纳可能是害怕比利时文化影响在中国的影响淡漠一些，他一直在说埃尔热的“丁丁”，我说我们知道，从小就看，《蓝莲花》还是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你们还有拍了《美丽罗塞塔》得了戛纳大奖的达登内兄弟；侦探波罗；安特卫普的“八星八箭”的钻石切工。华纳听了很高兴，这样的铺垫，情感上就没有挂碍了。

　　华纳是犹太人，也是苦出身，他本来是奥地利人，德国纳粹进入奥地利后，他的父母把他扔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让他赶快跑。他就一个人坐着火车逃到了比利时，从此他再也没见过他的父母，他是在养父母家里长大的。我第一个问题是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你在哪？他说他作为一个记者当时就在巴黎进行报道，冲突发生后，他也被警察当成学生结结实实地打了几棍子。中国的“文革”直接影响了这次事件，当时西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启发，聚集起来共同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怎么想到来中国的？1969年当时我去日本做一次报道，发现神秘的中国的大门并非想象中那样完全紧闭，还是有些人可以出入的，我就想为什么不去呢？于是，我就开始递交签证申请，当时比利时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呢，不过中国政府在伦敦、巴黎和海牙派驻了代表。申请被拒绝了，可我还是一遍遍地递交。1971年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宣布后，我们惊喜地获悉签证批准了。我向台里请了假，和另一个导演Gerard Valet（杰拉尔·瓦莱）自己筹建了剧组，然后就来到中国了，事后回顾这一切是中美之间关系改善帮了我们。

　　用印象派的手法观察中国

　　我问华纳：你当时设想中要拍一个什么片子。华纳说：当时在西方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鼓吹和反对的人都很多，而我们则拒绝任何立场的争论，我就想用印象派的手法，静静地观察人们的生活，让事件和环境自己来展现真实。还记得下刚踏上中国的情景吗？当时有小学生给我们献花，我们的面孔在中国太惹眼了，我们到哪都是中心，另外，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中国所到之初都是毛的画像，太多了。我问华纳：当时有人限制你们的拍摄路线吗？华纳说：当时有翻译跟着，但是他一般不干涉我们的拍摄，就是有一次在拍摄上海的码头时，他阻拦我了，我就对他说，好吧，那我就说中国的上海没有码头。后来他去请示了结果就让拍了。接下来我问：你们制作完成这部电影后，有没有给过中国政府。华纳说：因为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有个“比中友好协会”我就把做完的片子给了他们，但他们有没有交到中国政府，我不知道。我说：看来还是没有传递到，如果像安东尼奥尼一样在《人民日报》上发个整版的批判文章，你在中国早就家喻户晓了，你错过了一个出名的机会。老先生听了放声大笑。我问华纳：这次来中国有什么感受？华纳看看我陷入沉思。

　　我知道华纳是为什么沉思，39年前和中国的一番遭遇，导致他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来到中国，两段时空的中国他都是亲历者，今夕何夕？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两天后，华纳进城了，在国贸的CBD他对司机说，我要去的是北京，而不是纽约……

　　最后说说《中国1971》在国外的获奖情况，它荣获了1972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最佳纪录片奖，这个听着耳熟，其实它就是今天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本文感谢杨洋 J.P.Sniadecki 提供的翻译）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迟到三十多年的放映

　　1972年，因《奇遇》、《夜》、《蚀》、《红色沙漠》等片蜚声世界影坛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作为中国人的朋友，被官方邀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摄制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

　　但这样一个有着非常美好开端的故事，接下来却意想不到地“变向”发展为一出至今还令中意两国人民尴尬的公案。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等待掌声的安东尼奥尼被猝不及防地拍了重重的一“板砖”。从此，暴风骤雨般的“板砖”朝安氏拍来。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还被编进了儿歌之中：“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对中国抱有很大热情和友好的安东尼奥尼从此背负了莫大的羞辱和痛楚。当阶级斗争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步伐声里成为历史，安氏影片的放映无疑也是中国人民的夙愿。

　　2004年，期盼的人们没有等来安氏，却等来了他的作品回顾展。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隆重举行，《中国》这部名闻遐迩尔却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一睹真容的片子首次得以在中国公映。尽管这次展映是以学术交流的名义进行的，但已经90多岁高龄的安氏仍然托夫人发来了贺信，对这样大规模的放映表示感谢。

　　当银幕上一个戴眼镜的少女的身影出现的时候，有人竟然不顾周围观众的侧目，像小孩一样，指着大屏幕高声地喊着：那就是我，就是我！尽管她的影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全景镜头，对于一个渴盼了32年的人来说，未免显得有点“潦草”和“轻微”，但那一刻她的兴奋和激动却是真诚而由衷的。

　　亲眼看过片子之后，中国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部蒙着神秘面纱的片子，并非像长期的误解和讹传引发的预期一样，有着很多具有政治意蕴的“猛料”。它的最终完成较好地契合了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在拍摄计划书里所说的意图，“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但显然《中国》偏离了当时政府希望他拍摄的“革命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主题。

　　事实证明，30多年前对安氏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隔阂与碰撞，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极左思潮之上的误读，很多观众甚至还不约而同地觉得，它对中国动荡的“文革”时代的展现竟然有着轻微的“美化”痕迹，残酷和阴暗实际上被这种旅行日记般的观望所剔除了。安氏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北太西

　　1972-1976年：《愚公移山》

　　“文革”时期，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伊文思及其夫人罗丽丹拍摄的《愚公移山》。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短短22天的行程不同的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历时5年完成，片长达12小时，这12集的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电影史上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作是纪录电影的先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在中国拍摄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并多次用摄影机记录下变动中的中国，他亲切地把中国唤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拍《愚公移山》是周总理的建议，因为“文革”时中国在世界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考虑请伊文思来是因为他长期与中国朋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国际主义战士的“左翼”身份，希望他拍出一部为中国“正视听”的纪录片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情况。

　　伊文思曾经在准备拍摄筹备阶段回到法国去了解民意，他搜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好奇“你想了解中国什么？”可是矛盾在于中国邀请他来拍片是出于“中国给西方国家看些什么？”这一直困扰着伊文思，虽然他在拍《愚公移山》时拥有官方批示和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助，但是创作观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人为的干预也让伊文思大伤脑筋。

　　伊文思对于中国电影和电视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理解伊文思纪录的观念，而他选择了《愚公移山》这个名字作为他对于中国印象的“潜台词”却更深值得寻味和慨叹，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取代这个名字的力量。■李珀

　　编辑：王逸人 美编：李晓羽

　　实习美编：王锐 责校：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