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雷锋”感动中国人日本盲人办15年免费学校

　　德国盲人萨布瑞亚在拉萨创办盲人学校，这是“老鼠班”的孩子在布达拉宫前合影。保罗/摄　　法国夫妻吉勇和李香梅在中国创办“济慈之家”，目前收养了40位盲童孤儿。 受访者提供图片法国女士方芳在广西大苗山助学10年，2008年末因火灾不幸去世。 资料图片
　　1938年，一个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次年，在抢救伤员时，他手指因被手术刀割破而受感染，但他仍坚持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而牺牲。

　　这个伟大的医生就是白求恩。

　　现在还有没有白求恩？有。

　　他们离开繁华的都市，舒适的生活，到“世界屋脊”西藏，到云贵高原深处，到某个不知名的贫瘠山村……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奉献着。

　　他们有美国动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乔治·夏勒；天籽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创始人马悠夫妇；亚洲动物基金创办人、黑熊拯救者、“亚洲野生动物的天使”谢罗便臣；云南山地遗产基金会创始人马和励。

　　在广西的大山里，德国人卢安克默默支教13年，与村民一起过着简陋的生活。

　　在天津，日本盲人青木阳子办了15年免费日语学校。

　　在河北、在北京，法国夫妇吉勇和李香梅为中国的盲童孤儿创建“济慈之家”，收养他们，教他们独立生活和工作能力。

　　在西藏，德国人萨布瑞亚不仅发明了藏盲文，还创立了盲童学校，帮助西藏盲童学习谋生技能，如今她又在印度办起了盲童学校，而她本人也是一位盲人。

　　这份长长的名单里，有一个人特别不能忘记：在广西大苗山，一个叫方芳的法国女子，十年时间帮助了5000多个失学女童重新入学，而自己却在一场意外火灾中永远留在了大苗山。

　　他们让我们相信，世界上的确有着非凡的人，有着超越金钱、名利的非凡抱负和追求。他们忠于自己的良知，以奉献为快乐，即使不被理解、不被肯定也不改其志，不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

　　白求恩牺牲当年，毛泽东写下名篇《纪念白求恩》，庄重地指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70年过去了，看到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泊客”在中国的故事，再读一次《纪念白求恩》，不禁对人类的未来增添了信心。

　　沈雁冰 陆晨阳/文

　　德国盲人萨布瑞亚让西藏盲童追逐有“色彩”的梦想

　　“我是失明了，但我可以向世界证明，我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萨布瑞亚

　　记者/沈雁冰 翻译/何勐 摄影/保罗

　　在拉萨江苏路一所两层楼高的藏式院落里，生活着一群来自西藏各地的盲童。孩子们在这里学习谋生的技艺，也追逐着“有色彩的梦想”。

　　他们的校长是一位德国人，名叫萨布瑞亚，也是一位盲人。

　　萨布瑞亚出生于1970年，在她12岁那年，由于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导致了失明，从此生活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之后，她被送进了盲人学校，后来还考入了德国的波恩大学。

　　萨布瑞亚在大学里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并且依靠电脑听音分析器，专门学习了藏文。她第一个开发出了可行易学的藏盲文，而那时藏文在全世界还没有盲文。

　　12年前，萨布瑞亚27岁，即将大学毕业的她，拄着拐杖，心怀梦想，只身来到拉萨旅游，从此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拥有240多万人口的西藏，和萨布瑞亚一样的视力障碍患者，约有一万名。1998年，萨布瑞亚建立了西藏盲童学校。这是西藏第一所盲人学校，也是拉萨唯一的盲童学校，让孩子们免费接受教育。西藏第一批能够阅读的盲人，都是从这所盲童学校出来的。

　　起初，在萨布瑞亚受尽冷嘲热讽时，在拉萨旅游结识的荷兰籍工程师保罗，辞去了工作，和她一起并肩作战，后来保罗成了她的丈夫。

　　西藏的盲人孩子在这里接受了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汉、英三种语言的盲文基础教育，以及按摩、电脑、手工编织、做奶酪等职业技能培训。

　　盲童学校从最初的6个学生起步，如今已经先后有几百个西藏孩子在这里接受了盲文基础教育。这些毕业的孩子，有人开了自己的按摩诊所，有人做了翻译。

　　萨布瑞亚还是“盲文无国界”组织的创始人。在“世界屋脊”西藏，萨布瑞亚和保罗将梦想变成了现实。

　　2000年，萨布瑞亚获得德国政府邦比文化奖章，这一奖项颁发给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的有所作为者，代表德国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

　　2001年，荷兰驻华大使飞到拉萨，代表荷兰女王授予萨布瑞亚夫妇二人爵士勋章。

　　因为为西藏盲人的教育和康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6年萨布瑞亚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友谊奖”。

　　萨布瑞亚说：“我是失明了，但我可以向世界证明，我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

　　如今，西藏盲童学校的孩子们一届届毕业了，有多位曾经的学生承担起了教学工作，而萨布瑞亚和保罗又在印度开设了盲童学校。都市快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人在印度的萨布瑞亚。

　　我决定去西藏展示我的成果

　　都市快报：能说说你第一次来西藏的经历吗？

　　萨布瑞亚：当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游历中国时，发现很少有人知道我那根白色的杆子，就是盲人的标志。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放羊的，有的人认为这是我走路时用的拐杖。

　　好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盲人，对我都很好奇。每次当我说起我是个盲人时，他们很惊讶，问我很多问题。比如，你是怎么做到一个人旅游的，你怎么知道坐的车对不对？

　　在西藏，很多人向我借我的导盲棍，然后闭上眼睛，体验做一回盲人。他们觉得那有趣极了。我很享受这份融洽，也感到自己被重视。旅途中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到现在还一直是我的朋友。

　　都市快报：是什么让你决定要帮助西藏的盲人孩子？

　　萨布瑞亚：我发现，藏文里没有给盲人用的点字系统。我想既然我发明了藏人用的点字系统，让西藏的盲人也可以接受教育，我就应该来西藏。于是我决定到西藏去，给那些有盲人小孩的家庭以及当地政府展示我的成果。

　　幸运地找到一个那么相配的男人

　　都市快报：在你的《我的道路通往西藏》这本书中，你说西藏给予了你一切，赐予了你爱情和事业。能讲讲你的爱情故事以及你丈夫保罗对你事业的支持吗？

　　萨布瑞亚： 其实那不单纯就是个爱情故事。我觉得我非常 幸运地找到一个那么相配的男人，他就是我希望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那个人。

　　我是在拉萨一个很小的客栈里遇见保罗的。之前，我也遇见过很多“老外”，他们对我想在西藏开设第一个盲童学校的想法都嗤之以鼻：你以为你是谁？停止做梦吧！……

　　但保罗不同，他倾听了我的计划后很激动，甚至提出要协助我。但当时我其实并没有考虑好，况且他在荷兰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过，我们保持了联系。后来，我筹集到了资金，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我打电话给保罗，告诉他，我准备前往拉萨，并有可能在那里住个几年。一开始他没说话，我有点难受。突然他笑着说：“我要辞掉工作，去找你。”就这样，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喜欢给予别人我的爱

　　都市快报：色彩，对于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怎样让孩子们感知色彩的？

　　萨布瑞亚：对于那些不是先天就盲的人来说，比如我，永远不会忘记颜色是怎样的美丽。那些一生下来就看不见的人，他们会通过嗅觉，触觉去感受颜色。红色代表热度，辣椒吃起来像红色。

　　都市快报：在盲人的世界里，最渴望什么？

　　萨布瑞亚：我爱和人说话，喜爱声音和美妙的味道，还喜欢运动。在印度，我们的学校旁边有个湖，我每天都在那里游泳。 我喜欢给予别人我的爱。

　　都市快报：如果时间能回到你失明之前，你的理想会改变吗？

　　萨布瑞亚：我想我的生活当然会完全不同，我应该在德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儿时的伙伴们很多都成为了艺术家或是演员，而我也许也会成为一个不错的话剧演员吧，给大家带来欢乐。

　　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很大的支持

　　都市快报：在中国从事助盲事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萨布瑞亚：西藏实在太冷了，有时候我会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

　　都市快报：中国人对你的事业帮助大吗？

　　萨布瑞亚：我们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他们给我很大的支持。比如，旺青格烈，西藏残联的理事长。他曾特地前往德国学习怎样给予盲人所有可能和必要的帮助，他还帮助我们的学生加入到主流学校去，现在已有25个学生进入西藏普通的小学和中学学习了。比如，王石（房地产行业领军人，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每年至少来学校一次，还以各种方式支持学校，在学校创建了一个音乐项目。当地政府也很支持我们。

　　失明是一次机会而不是悲剧

　　都市快报：能跟我们讲讲学生们的故事吗？

　　萨布瑞亚：太多的学生让我深深地被吸引。现在学校主要由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毕业生以及西藏残联在管理。

　　克伊拉（音），24岁，第一批毕业生。她的工作非常出色，从财务到教务都一手包，还与潜在的捐赠者交流。

　　恩伊玛（音），22岁，已管理学校两年。他虽然也是盲人，却是家里惟一有份好工作的人。我们很多学生都像他们一样，成为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他生长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从小失明。他说，由于失明，他反而能周游世界学习多国语言，让他的生活多姿多彩。他的姐姐，虽然正常，却生活在大山里，从没去过大城市，不知道写字，也不会读，永远生活在大山深处。恩伊玛（音）为自己的失明感到快乐和幸运。 失明是一次机会而不是悲剧。

　　想要创造一间学校鼓励人们有梦想

　　都市快报：现在来西藏还多吗？

　　萨布瑞亚：我目前主要生活在印度的喀拉拉邦，一年至少回学校一次，保罗比我多。我们想让学生有机会展示他们的能力。我们俩不想插手太多，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能力。

　　都市快报：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你一直从事助盲事业？

　　萨布瑞亚：保罗和我都相信梦想。我们相信梦想可以很大，但是起步要从小开始。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来。比如，现在的“盲文无国界”，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榜样。

　　我们要制造一个梦工厂， 想要创造一间学校鼓励人们有梦想，但我们更希望让人们能去了解这些梦想。

　　我们想支持那些有梦想的人把梦想放到社会事业上。我们开创了一家社会企业家国际学院。一个社会企业家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人，他的最大兴趣不是赚更多的钱，而是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都市快报：2009年，你获得了“感动中国”奖项，在中国，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奖的？

　　萨布瑞亚：对于获奖，我感到非常激动。这也说明我们的努力被肯定。人们开始喜欢盲人融合进这个社会，也意识到盲人也可以发光发热。我希望这个奖，可以让更多的中国盲人，成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告诉所有人重视盲人平等对待他们

　　都市快报：对盲童学校和孩子们来说，目前需要哪些帮助？

　　萨布瑞亚：因为他们的语言环境是藏语，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提高汉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希望找到一些主动性强、富有创造性、有耐心的中文老师，能在这个“世界屋脊”上待上一两年，为这些孩子的发展做出贡献。

　　另外，如果你们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宣扬盲人潜在的能力，告诉所有看得见的人们一起来重视盲人，平等对待他们。那么，这就是对我们事业和盲人的支持。

　　德国人卢安克在广西大山里义务支教13年

　　今年上半年，卢安克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他已经在广西的大山里呆了13年，只是一直很低调，他曾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陋的生活。

　　2006年时，他是中央电视台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候选人。

　　可是卢安克说:“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卢安克，来自德国汉堡，出生于1968年，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来在汉堡美术学院学工业设计。1990年夏天，他头一次来中国旅游，这改变了他的人生。

　　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当老师，“没了办法”的卢安克在广西成立了个办事处。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建开村 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让村民们感到很新鲜，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人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

　　山村里的“老卢”

　　来到林广屯后，卢安克向人租下了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开办学校，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

　　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300斤米，回来找人再称一次，结果只有150斤。”另有学生说，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他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很快，卢安克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孩子们把卢安克当做最值得信任的玩伴,而卢安克也是最了解山里孩子的人。不少孩子会爬在卢安克身上介绍：“他是卢安克,我们都叫他老卢,老卢就是我爸爸。”

　　村民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一个怪人,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国家,却跑到中国农村来给学生上课，还不要工资。在村民眼中,德国怪人卢安克是一个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的“洋雷锋”,是来帮中国人搞教育的,老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叫他“卢老师”或者“老卢”。

　　乡村教育实验

　　卢安克在中国看到了太多让自己难过的情况，他感慨：“应试教育是残酷摧毁人的灵性的教育体制。学生压力过大，精神负担过重，与生俱来的灵性被强迫压制了，孩子天才的创造力可能永远被野蛮剥夺了。”卢安克提建议改革，但没人听。家长教会他一个词——望子成龙。他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教育难道只是为了获胜？”

　　通过对中国农村教育的观察，他决定推广沃道夫教育——一种他本人从小学到中学时所接受过的注重与孩子天性合作的教育理念。

　　卢安克进行了各种尝试：将一些资料翻译成中文，还自己写书，希望把自己研究的资料介绍给中国的教育研究部门。他主动提出希望能到最贫穷的地区去教书。他觉得，山区农村的学生其实最容易接受新的教育，至于好的学校，“既然已经有了好的老师，为什么还要我去呢？”

　　后来，村里希望卢安克帮他们找到资金造一座桥，他觉得这是一个学生学设计的机会，于是便带着学生们一起做模型、做实验。通过做设计，卢安克的学生得到了很多锻炼。2002 年11月，在卢安克和学生们的发动下，全队每户人家几乎都出来参加修路。十几天后，这条只有二百三十多米长的小路修成了。

　　卢安克将这次机会视为教育实验，目的是研究如何让青年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还将整个过程拍成了纪录片。

　　卢安克说：“我不是个专业的教师，也不是个专业的研究者，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我虽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能用我的多数时间投入到我的爱好中去，能自由地去观察学生的真正需要。”

　　卢安克只接受当地学校给予的免费食宿安排，但不要工资。他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他个人用。

　　希望公众和媒体不要打扰他

　　在广西山村义务支教十多年,躲记者成为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当有记者来采访,他就会远远地躲到学生家里,等记者走了,再回到学校。他说：“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我只想做好我的事,我不想出名,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但他期望能加入中国国籍，能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

　　半年多前，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播出了卢安克在中国贫穷山区坚守十多年、免费教留守儿童的故事，感动了众多中国民众，被网民誉为当代“白求恩”、“洋雷锋”。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当时有传言说，卢安克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驱逐。

　　卢安克说，网友对自己目前情况的猜测没有事实根据，网络上的关注给他造成困扰……他决定关闭自己的博客。他希望在板烈（广西河池市东兰乡板烈村，卢目前在板烈小学支教）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也希望公众和媒体不要来打扰他。

　　有人对卢安克说，“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教育状况”。而卢安克说:“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

　　在广西农村推广沃道夫教育理念和从事教育研究。他的独特经历，被一家媒体描述成：“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日本人青木阳子15年免费教中国盲人日语

　　在天津，有一所专门为盲人培训日语的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盲人毕业后，有学生免费赴日本留学，有学生获得了美国医学博士学位，有学生留在了日本任教，还有的学生进入了各地残联工作。

　　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一个日本女子，名字叫青木阳子，她本人也是一位盲人，15年前她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免费教授日语的学校——“天津市视障者日语培训学校”，她还是亚洲视障者教育协会的开创人。

　　惟独见不到来自中国内地的盲人

　　青木阳子，1961年11月出生于日本崎玉县，5岁时因高烧引发双目失明。但她自强不息、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名古屋南山大学，后来又只身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3年8月，青木阳子来到了天津外国语学院，主修汉语，当时她是天津外国语学院众多留学生中，惟一的一位盲人留学生。

　　青木阳子来天津的原因很简单，她在日本读书时，有一个给她做家教的中国留学生叫李爽。学习之余，来自天津的李爽向青木阳子介绍天津的风俗民情，使她一下子热爱上了天津。

　　在日本时，青木阳子见过世界各地来日本学习的盲人，中国香港、台湾的盲人都见过， 惟独见不到来自中国内地的盲人。这也是青木阳子为什么要在天津创办盲人日语培训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本募集善款

　　1995年，“天津市视觉障碍者日语培训学校”终于成立，这所学校的建立，填补了中国盲人日语教育的空白。从此，教授日语、整理中日文的盲文资料就成了青木阳子每天锲而不舍的工作。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三套打通了的居民住宅，面积不是很大，就这样一个像家一样的学校开始招收了天津的第一批盲人学生学习日语。

　　没有适合盲人的日语教材，青木阳子就亲自整理编写，并用中日两国盲文写出来发给学生们学习。

　　为了维持日语培训学校的日常开支，青木阳子和父亲青木武夫在日本成立了一家亚洲视障者教育协会， 在日本募集善款。随着青木阳子知名度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慈善基金也加入到中日教育交流活动中来，越来越多的盲人学子通过青木阳子获得深造机会。

　　盲人足球、盲人排球、盲人乒乓球、盲人黑白棋……除了日语教学，青木阳子还把很多国内没有的盲人体育运动一个个从日本引进到中国，并专门请来日本教练给中国的盲人进行免费培训。

　　改变了许多盲人学生的命运

　　说起自己的学生，青木阳子如数家珍。

　　最早通过青木阳子培训到日本免费留学的是来自上海的学生李雁雁，通过青木阳子推荐和支付学费，李雁雁于1995年赴日留学。别看是盲人，如今李雁雁已经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并以医学专家身份留居美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蔡云、叶华、王德慧等几位优秀盲人学生由于在日本免费留学期间成绩优异，留在了日本的盲人学院任教，有的已经在日本成家，并把父母接到日本生活。郭丽华、殷楠等学员免费留日学习回到天津后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2000年，青木阳子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1年，中国政府给她颁发了国家“友谊奖”。2007年底时，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来津访问，点名接见了青木阳子。

　　如今，在天津，很多市民称青木阳子为“日本的张海迪”。

　　“人的一辈子总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青木阳子说，“我的人生就要自己做主，为什么要听别人的？我不要别人指挥我的人生，限制我的人生，我之所以能做出这一点点贡献，是因为我不放弃梦想！我也希望你们也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梦想。”

　　本报记者沈雁冰综合报道北京房山“济慈之家”有7幢欧式别墅供盲童居住，中间是游乐场。吉勇、李香梅夫妇组织孩子们唱歌 受访者提供图经常有义工到“济慈之家”帮忙
　　爱就是当你看不见光时我在你心中点亮一盏灯

　　一对法国夫妇和个中国盲童的幸福庄园

　　正在啼哭的唇腭裂孩子，突然张开小手要吉勇抱。

　　33岁的Guillaume(中文名为吉勇)将孩子揽入怀中，轻轻地摇动并哼起儿歌。几分钟后，哭闹的孩子睡着了。 吉勇和妻子Delphine

　　Gauvain（中文名李香梅)来自法国，他们为中国盲童创办“济慈之家”，8年来，救助的孩子从3个增到40个。

　　在他们的幸福庄园里，这些孩子学习生存技能、自食其力。学到本事的孩子，有的到美国读大学，有的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有的孩子被领养，开始新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家人”

　　1.9米的吉勇英俊帅气，1.8米的李香梅热情开朗。一次做义工的机会，这两个法国青年浪漫邂逅。三年后，两人从美国大学毕业，走上红地毯后，又一起去了加拿大，专门帮助那些吸毒的青少年回归社会。

　　2001年，两人来到中国，吉勇在北京大兴一家福利院做钢琴老师，李香梅在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

　　一个唇腭裂的中国孤儿走进了吉勇的心里。吉勇对李香梅说：“我希望他能做我们的孩子。” 李香梅问：“理由呢？” 当时，两人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

　　“看到这个孩子，就像我当初见到你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家人。”

　　第二天，李香梅来到福利院，这个8个月大的男孩让她爱不释手。这个叫“大伟”的中国孤儿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吉勇想帮助更多的孤儿，有着多年慈善经历的他，很快找到了目标。

　　“6年前的一天，我问自己，如果我可以接受自己是残疾，那么我最不能接受哪种残疾？我的答案是——看不见。”11月4日，吉勇对都市快报记者说。

　　2002年，吉勇夫妇在距离北京一个小时车程的河北廊坊，租下4栋别墅，建起 “济慈之家”，这是中国唯一一家针对盲童孤儿的慈善机构。

　　一天早上，门卫大叔匆匆忙忙找到吉勇，说门口襁褓中有个孩子。“是有人丢到门口的。” 夫妻俩将孩子抱回，发现孩子的眼睛睁不开，是个盲童。孩子连吃饭都不会，是脑瘫儿。

　　两人将孩子收下，并给孩子上了户口。这个孩子现在已经8岁，吃喝拉撒都需要护工专门照顾。 此后，夫妇俩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从孤儿院接收盲童孩子抚养。

　　他对以前的邻居说：“我需要一辆车” 廊坊“济慈之家”一切开销都要自己去筹集、游说。

　　吉勇建立了一个网站（网址是：https://www.bethelchina.org），在网站上传播着他的爱心，好心人在听说他的事情后，伸出援助之手。

　　来北京前，吉勇曾在香港生活。住在楼上的邻居再次见到他时，知道他在办“济慈之家”。

　　“我需要一辆车，接送孩子。”吉勇对以前的邻居说。两天之内，邻居将买车的善款打到吉勇的账户。孩子们有了车。

　　“你的爱心是无私的，才能感动人，人家才会为你付出。”吉勇说。

　　第二个帮助他的是法国一家公司的投资人。在一次聚会上，他对吉勇的慈善事业产生了兴趣，第二天就来到廊坊实地查看。看到可爱的孩子们，他当即帮吉勇解决了暖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

　　一个美籍华人一下子捐助16万美元。“济慈之家”一天天壮大。

　　2003年，吉勇和李香梅在河北廊坊开始了第一个培训寄养房屋，第一次接收了3位盲童，聘请了8位看护阿姨；2004年，有了第二个寄养房屋，照顾的盲童达到12个；2005年开办第三个寄养房屋，照顾24个孩子；2006年，开办了第四个寄养房屋，照顾31位孩子；2008年，建成7座盲童之家，聘请员工80位。

　　盲孩子们吃着自己种出来的菜 2007年的一个夜里，吉勇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自己有一个大庄园，有绿地、森林、田地，养着鸭子、鸡、羊，还有漂亮的别墅，一群孩子在里面过着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 醒来后，他告诉妻子：“我想去建一个庄园。”

　　现在，这个梦呈现在北京房山区窦店镇六股道村。

　　“济慈之家”搬到了这里。这里有学校、篮球场、健身中心，有菜地、牧场。孩子们喜欢德国导盲犬“阿密”，常常用舌头舔大家的脸和手，像孩子一样撒娇。

　　11月4日，暖暖的阳光，穿过白杨树金黄的树叶，从缝隙间洒到绿绿的草地上。“妈妈”（女护工）拉着、抱着孩子，沐浴在冬日在阳光下。

　　收割下来的玉米脱粒后，铺在院子里，黄灿灿的，孩子们喜欢踩着听它们发出的“咔嚓咔嚓”响声。 午饭后，孩子们走到几十米外的7栋欧式小别墅里休息。

　　“济慈之家”自产的第一茬蔬菜收割了。当晚，盲孩子们吃着自己种出来的菜，菜香、笑声充满了食堂。

　　更让人欣慰的是，“济慈之家”让孩子们学习盲文、电脑、数学，掌握多种语言，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已经有一些盲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被普通家庭收养。“我觉得除了给他们一个家以外，我更愿意帮他们做到的是，自己更尊重自己。”吉勇说。

　　做义工的老师问她：“想不想到美国读书？” 寄来的照片上，22岁的丽琴穿着大学校服笑得很开心。

　　一说起丽琴，丽英就兴奋起来。她俩是“济慈之家”盲童学校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是2005年认识的，那时丽琴从贵州的福利院来，丽英刚到盲童学校半年。

　　“她想读书，我想工作，就选择了不同道路。”丽英现在是盲童学校办公室秘书。 李香梅说起丽琴，满脸是幸福：“她是个聪明的孩子，一看就能成大器。”

　　性格开朗，记忆力强的丽琴在盲童学校学习很优秀。盲文很快被她掌握，电脑操作也被她学会了。

　　2006年，一位和吉勇夫妇要好的美国朋友——一位女老师来到盲童学校做义工，教孩子们英语。她很快看出了丽琴的学习天赋，一年后她临走时，问丽琴：“想不想到美国读书？”

　　丽琴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读大学。 2006年秋天，丽琴来到美国读高中。三年学习期满后，她考入美国一所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想回到盲童学校做老师，帮助弟弟妹妹。”丽琴每个星期都会给吉勇夫妇打来越洋电话，向“法国爸妈”问好。 “找一个懂我事业的人”

　　李爽在给孩子上课，讲述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童话故事：“鸭妈妈决定带着孩子去游泳，又黑又丑的孩子走在后面，它如果不敢跳水我就将它踢下去……”

　　她用手指触摸着盲文书，声音昂扬顿挫。5个7到10岁的孩子坐在课桌边，注视着她，不时发出笑声。

　　李爽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医生家庭，先天性失明（左眼有微弱光感）。父母并没有放弃，而是付出了成倍努力，培养她。

　　高中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新疆医科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中医针灸按摩。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北京在一家公立医院做了医生。

　　2006年，母亲和她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勇夫妇的报道，她对母亲说：“我应该去做点什么。” 母亲很支持。她来到廊坊“济慈之家”，利用周末做义工，教孩子盲文。

　　“你是一个成功的孩子，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李香梅希望她能加入。

　　李爽说，吉勇夫妇看中的是她的“自强不息”，让她过来给孩子做榜样。思考了两天后，她同意了，并辞去了医生的工作。

　　“这些孩子都是很优秀的，虽然他们身体上有缺陷，但他们都是最棒的。”李爽说。 说到爱情，已经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她说：“一切随缘，我想找一个疼我爱我，懂我事业的人。”

　　“治疗费用我想办法” 接受都市快报记者采访前，吉勇刚从美国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妻子匆忙赶到学校。

　　医护张老师电话中关于小贵贵病情不好的信息，让两人担心。他要和董事会一起讨论怎么治疗，这是近期学校的一件大事。

　　小贵贵是从江西一家福利院抱来的，两岁。孩子唯一一只能看的眼睛出现了病变，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发现了几个肿瘤。 张老师说，如果给小贵贵做手术，眼睛显然保不住。

　　商量结果是，再给孩子进行一次检查，是用保守治疗的方式还是手术，听医生的建议。

　　“治疗费用我想办法，前提是留住孩子。”吉勇担心的是，即使手术摘除了眼睛，病情还是恶化。

　　“济慈之家”的40个孩子都是盲童，其中3个还是脑瘫孩子，治疗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我总担心孩子生病，但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有人问他，你花那么多钱，给一些被判定无希望康复的孩子看病，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是一个生命。”他回答。 最痛苦的告别

　　说起小贵贵时，吉勇想起了春雨。

　　“春雨已经走了3年了，在世的话也该7岁了，和她一般大。”说话时，他抚摸了一旁党天霞的头。孩子抱住他的胳膊不停地撒娇摇晃，他将她放在腿上坐下，摆弄她的小手，边说话边逗她玩。

　　春雨来的时候，是2007的秋季。当年，吉勇和李香梅在广西一家福利院，看到了春雨。孩子双目失明，在椅子边玩耍。吉勇伸手扶她坐下时，孩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喊着“爸爸”。

　　春雨来到“济慈之家”后，经常喊头痛。在北京两家大医院检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孩子脑中有恶性肿瘤，为此造成了失明。

　　最先决定采取保守治疗，但孩子经常疼痛难忍，医院专家会诊后，决定对孩子手术。 吉勇为小春雨筹集了80多万元，做了三次大手术，仍然没有阻止病情继续恶化。

　　吉勇说，那阵子是他和李香梅最无助的时候，看到孩子那么痛苦，这个坚强乐观的法国爸爸直抹眼泪。

　　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后，春雨被转到北京一家临终关怀福利机构。冬季来临前，小春雨昏迷了两天。吉勇和李香梅来到小春雨身边，守候了两天。

　　一天夜里，昏迷许久的春雨突然喊着“妈妈，妈妈”。李香梅凑过去拉着孩子的手，哽咽着答应着。几分钟后，小春雨永远睡着了。吉勇说，那是最痛苦的告别。 幸福的方向

　　“你有孩子吗？假如他不肯吃饭挑食你会怎么办？”李香梅很看重前来应聘护工者有没有爱心。 现在，“济慈之家”有40位照顾孩子的阿姨。

　　吉勇这次去美国回来，目的是寻求帮助。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他的这个大家庭，捐款和爱心帮扶少了一些。

　　不过，吉勇高兴地看到，一到周末，就有很多好心人来看孩子，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对每个提供帮助的人都记在心里，能说出资助的内容。

　　“很多人看到盲人，都会产生怜悯之心。但我懂这些盲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每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逃避、绝望，而是去面对、去克服。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夫妻俩这样总结他们的感受。

　　“爱就是当你看不见光时，我在你心中点亮一盏灯。”吉勇和李香梅说，这就是他们幸福的方向。 记者 冯志刚 文/图 发自北京房山方芳去世后，当地村民祭奠她。方芳与大年乡高马村小学孩子们在一起
　　法国人方芳10年帮助失学女童5000多名

　　这是一个逝去的故事，主人公方芳已经离世，但在大苗山深处，她的事迹仍在流传。

　　方芳，原名francoisegrenot-wang，一个来自法国巴黎的女子，硕士研究生毕业，从1998年开始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资助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儿童读书和援建校舍工作，直到去世。十年间，先后带动2500多位国际友人加入她扶助贫困儿童的工作中来，5775名贫困女童得到帮助，援建了68栋教学楼及宿舍，资助款达1564万元。

　　热爱中国的法国导游

　　在离旅游城市桂林3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苗族聚居地，叫融水苗族自治县。这里山高林密，景致美丽，民风古朴。

　　方芳从小就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她进入巴黎第七大学学习中文，并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她进入巴黎一个国际旅行社当导游，1989年开始带旅游团来中国，每年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度过，她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并嫁给了一个中国人，给自己起了这个漂亮的中文名字——方芳。

　　1996年，“无国界医生组织” 到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大年、拱洞等边远苗乡设立医疗点。方芳参加了活动，第一次来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大年乡。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走寨吹笙，赶坡踩堂……幽美的大苗山风情深深吸引着这位浪漫的法国女士。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地方！”方芳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

　　回到桂林后，方芳辞掉了导游工作，带上行李再次来到大年乡，担任起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法国部医疗点的汉语翻译。

　　帮失学女童解决入学问题

　　有一次，在木业村通往乡政府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个挑粪下地的女孩。女孩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粪撒了一地。女孩不过十二三岁，正是做梦的年纪，怎能承担如此重负？方芳忙上前问：“怎么不去读书？”小女孩低下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早就不读了。”“为什么不读？”方芳关切地问。“家里没钱”，女孩的声音更小了……

　　在大年乡居住后，这里的贫穷落后使方芳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还有很多女童上不了学。于是，她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徒步行走于林姑、高僚、牙腊等10多个村完小和教学点，收集了132个失学或濒临失学女童的档案。

　　在一次访问中，一位在苗寨教书的女教师讲了令方芳揪心的“答案”：在大苗山深处，“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传统陋习盛行，极少有女童入学校受教育，女孩子从小就被束缚在小小的木楼里绣花、织布，或牧羊放鸭，直到成为人妻人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县里采取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的办法，解决了一批女童入学问题。但由于经济贫困落后，女童入学难问题在大苗山深处依然较为突出。

　　在大年乡工作了几个月后，方芳离开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也离开了大年，在北京外文出版社法文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大苗山深处的大年已在方芳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里的失学女童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挂牵。

　　两个月后，方芳带着1万多元钱来到大年乡教委办，让132个女童全部回到了学堂。

　　后来，方芳在法国申请注册了“中国色彩协会”，把大苗山失学女童的资料和照片全部放到网上。此后的几年里，“中国色彩协会”在法国巴黎、里昂、波尔多等10多个大城市相继设立了“分支机构”。后来，“中国色彩协会”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专门资助中国女童的民间组织。

　　“如果这里不贫穷，我来这里做什么”

　　2001年，为把资助大苗山失学女童作为今后长期从事的一项事业，方芳正式决定在大苗山定居下来。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方芳还建起了一栋地道的苗家吊脚楼。

　　在大苗山的日子里，她脚穿解放鞋、身着苗衣裳，俨然一位地道的苗家人。方芳一直靠步行穿梭于大苗山的村村寨寨，每年都要穿烂四五双解放鞋。

　　几年时间里，她学会了苗语、侗话，基本上能用中国的这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与当地的山民们进行交流。

　　“您不是我的亲妈妈，但您比我的亲妈妈还亲！”大年乡大年村扣寨屯一位小朋友说。

　　在几年间，方芳走遍了融水大年乡、拱洞乡、良寨乡、洪水乡，三江富禄乡及贵州从江县西山镇6个乡镇的山间小路。

　　事实上，方芳并不富有。她专事贫困儿童帮扶工作后，惟一的经济来源只有法国一间房子的房租。

　　曾经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方芳：“大苗山如此贫穷，你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定居呢？”方芳淡然地反问：“如果这里不贫穷，我来这里做什么？”

　　不幸的是， 2008年12月9日晚，一场意外的火灾烧毁了方芳居住的吊脚楼，也夺去了方芳的生命，那时候方芳59岁。

　　这位被孩子们称为“方芳妈妈”的法国女子从此深眠于大苗山里。本报记者沈雁冰综合报道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