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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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格·里曼说，这次来中国，他感受到了艺术创意的强大力量。 杨梅菊/摄 |
道格·里曼，好莱坞导演。现居纽约曼哈顿，作品包括《介入》《谍影重重》《史密斯夫妇》等，其新作《公平游戏》是下届奥斯卡热门。
【先锋语录】
这并不像我所知道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会存在如此繁荣的艺术创意。
我批评政府，就像我的制片人批评我一样，是因为他希望我的片子拍得好，这很健康。
我们应该怀疑隐藏在黑暗处的没有发生的世界，那才是我电影的真正的态度——看看他们在黑暗里做了什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陈雪莲发自北京 在中国娱乐报道尚未真正实现与世界无时差对话的今天，道格·里曼的出现，算是个大事件。
这个年轻的好莱坞导演，拍出《谍影重重》将马特·戴蒙推上商业片男主角一席，借《史密斯夫妇》使安吉丽娜·茱丽成为好莱坞一姐和布拉德·皮特的老婆。他始终能在商业片和政治戏中找到微妙的平衡，而今秋他在北京的出现，则让中国媒体首次在家门口直面当红好莱坞生力军。
与中国记者们所怀有的好奇心相比，同样第一次触电中国媒体的道格·里曼显然想要知道得更多。在下榻的酒店房间里，一众记者三两围聚，等待一身休闲的道格·里曼落座，一只脚踏上另只脚，怡然地喝上一口可乐，夹几根外送的薯条。未等形成对峙的气场，他便先来了一句：为什么都是女记者？眼神里满是不解与好奇。
继而他忽然想起什么，艰难地越过众人和一堆摄像机，走到帘子那端的卧房，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架迷你单反相机。
然后，他开始玩自拍。摆弄镜头的道格·里曼看上去有些童心大发。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问题，一边试图将相机稳定在沙发一脚，然后摁下快门。他想将这奇特的一幕留下来——一个美国导演，被一群中国年轻女记者围着，漫无边界地聊天。
为《刀见笑》来到中国
令人深感奇怪的是，此番道格·里曼来到中国，并非宣传自己的新作《公平游戏》，而是为一部中国武侠影片《刀见笑》。
商业化令中国电影的营销宣传愈见五花八门和高调喧嚣，在今年一波接一波的造势高潮中，《刀见笑》却低调得令人起疑。内蒙古导演乌尔善拍了这部颇为新锐的武侠解构片，他没有选择国内本已拥挤不堪的档期，而是默默前往多伦多和好莱坞，道格·里曼看后一见倾心，主动担纲后期监制，与此同时，美国21世纪福克斯当即买断其海外发行权……这一剑走偏锋的路数，不可谓不聪明。
Q：为何要监制《刀见笑》？
A：事实上，在看到电影的早期未剪辑版本时，我就立即做了决定。你知道，我和乌尔善说不同的语言，电影是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这真是我和他交流的最好途径。当我第一次看《刀见笑》时，我说，虽然我和这位导演住在地球的两端，但我能感到我与他之间的某种联系和感应，我们运用相同的电影制作方式，他拍了一部很有他自己个人风格、思想上非常独立的商业电影。
Q：你的加入给《刀见笑》带来什么改变？
A：我加入的时候，乌尔善已经完成了拍摄，正在剪辑，这是一部很有导演个人视野和想像空间的电影，我的作用是支持，真的支持就是把这部电影带到全世界。我是在国际上知名的导演，我的电影由国际化的巨大电影公司生产，在全球放映发行。全世界几乎没有人没看过我的电影，所以我的作用在中国之外，让中国之外的观众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要把乌尔善介绍给世界，也把世界介绍给乌尔善，我要给世界介绍一股新浪潮——中国电影制作者。
中国电影正迎来“新浪潮”
面对中国电影，道格里曼的慷慨令人心生感激，他几乎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乌尔善的《刀见笑》和这个国家在创意领域所表现出的生机勃勃，他预言中国电影在未来将给世界惊喜，也悲哀地坦承目前美国在很多领域早已失守而唯有维持着电影的尊严，但今后，就连这仅剩的唯一，也极有可能面临中国电影的威胁。采访中，他甚至用了一个特奢侈的词，称中国电影正迎来“新浪潮”。
Q：监制《刀见笑》的过程中，对中国电影有何具体了解？
A：令我惊奇的是，在中国，我看到一种很强大的想像力，甚至可以说环境和体制很支持电影，这并不像我所知道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例如体制会对艺术环境有所压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会存在如此繁荣的艺术创意。
这次来中国，令我重新思索创作的意义和电影的乐趣所在。其实，电影就如同人生一样，人的自身和生活的环境总是有缺憾的，如何在这种局限中延伸自己的创意，制造思想的美丽火花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电影让我看到了不可能中的可能，让我的人生更为完整。
Q：你认为中国电影何时能进入美国市场？
A：我是美国人，中国在很多其他方面已经狠狠地打击了美国。我公寓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没有人再买美国车了。而美国只有电影这一个出口品了，唯有在电影这一块，我们还能维持。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电影早晚会跃入国际视野。当我看到乌尔善的电影，就感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其剧烈程度就像地震，我们不可能忽视它的出现。以前，每当有人向我说起“中国”，我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古老，古老的文化，至少比美国悠久很多，但当我看到乌尔善的电影，感觉犹如突降一场冬寒，让我不得不发出感叹：“这是一个新中国”，就像每当我望着窗外巨变的北京，总忍不住问“发生了什么”？
Q：对于中国艺术繁荣和审查的并存，你如何看？
A：新浪潮是一种态度，不管起作用与否，它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一件作品完成的作用，这是乌尔善的态度。我很惊奇于在一个并不怎么宽松的环境中，能有这么大的创作自由。我拍了一部新片就叫做《公平游戏》，其中有大量对于政府的严厉批判，这样的题材在中国显然行不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创作比中国导演更加自由无碍。因为在美国，大多数观众都不喜欢政治题材，他们会在买电影票时自动地“筛选”。所以说，我作品的限制虽然没有来源于政府，但是观众的偏好却制造了另一种限制，你甚至难以断言哪种限制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我们都在限制下制作电影，但也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来讲。在美国，能不能融资决定电影能不能被拍摄，而乌尔善在不清楚能不能上映、是否能赚票房的前提下，讲了一个很棒的故事，即使我们所处的系统如此不同，我和乌尔善仍然可以合作，尽管两国政府互相憎恨，但我们电影制作者仍旧能找到共同点一起创作。
“我们对政府没有一点恐惧”
1986年，美国爆发自水门事件之后第二大政府丑闻，人们称之为“伊朗门事件”。丑闻的披露，与冒着政治乃至生命风险揭露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的检举人息息相关。而道格·里曼的父亲，就是检举人之一。当年，20岁的道格·里曼正在读大学。如果说儿时对于间谍题材的迷恋以及对于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渴慕，缘于某种天然而微妙的“因缘”，那么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伊朗门事件”，便是唤醒道格·里曼睁眼看世界的一道微光——自此，他开始好奇，一个真正的间谍，该是怎样分裂而矛盾地活着？那些没有被政府公开的政治，又是怎样的面目？
后来，便有了电影《谍影重重》和《史密斯夫妇》等堪称经典的间谍电影，而他的最新电影《公平游戏》则承载了更大的野心，道格·里曼借一个间谍的回家故事，狠狠地谴责了他的政府。“这是我最好的电影，下届奥斯卡我希望能有斩获。”他说。
Q：拍《谍影重重》的时候你资历还很浅，如何能拿到那么大的投资？
A：关键的秘诀是我雇用了我自己。在整个星球上，只有一个人能把《谍影重重》拍成电影，那个人就是道格·里曼。事实上我很喜欢詹姆斯·邦德，当初非常想拍这个系列，可是他们不雇用我，我只好拍了《谍影重重》。可是后来，詹姆斯·邦德又开始模仿《谍影重重》。这是很真实的经历——我一开始想模仿詹姆斯·邦德，但最后却改变了詹姆斯·邦德。
Q：你父亲阿瑟·L·里曼是“伊朗门事件”的一名检举人。这和你后来持续接触政治题材有何关系？
A：我喜欢间谍题材，目前也正在拍一个间谍题材的电视剧。事实上，当我父亲发生“伊朗门事件”时，我就想知道真正的活着的间谍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它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开始去调查真的间谍如何工作和生活，后来，就有了《谍影重重》。
Q：既然对政治有兴趣，为何没有直接从政而选择电影？
A：在概念上我喜爱成为一名政治家，但现实层面，在美国的机制很难做好事情，这个体系已经破碎崩溃了。其实我每年都在想这个（从政），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去从政、去管理一个办公室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做导演是我的热情使然，那是我这一生唯一想做的事情，我没有第二个备选方案。
Q：你曾说拍摄《公平游戏》是你电影生涯中最激进和革命性的举动。会担心政治方面的压力吗？
A：我从不担心政府的限制和影响，美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好，但我们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我们对政府没有恐惧，一点也没有。身处异国旅行或拍片时，我心里并无恐惧，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中国遇上麻烦，我的政府都会帮我解决。这种安全感，我希望其他文化的人也能感受到。美国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和枪支管理很多领域都无法起作用，但好在我们可以批评政府，我批评政府，就像我的制片人批评我一样，是因为他希望我的片子拍得好，这很健康。
其实我也被捕过两次，一次是我爬到街边偷了红绿灯，一次是违反规定在中央公园的湖上溜冰。事实上，我认为，美国年轻人至少得被捕一次。
Q：但从你的电影里，可以发现你并不信任政府。
A：我不信任政府掩盖的阴影部分，我只信任公开的部分，我们应该怀疑隐藏在黑暗处的没有发生的世界，那才是我电影的真正的态度——看看他们在黑暗里做了什么。
“没有想到茱丽和皮特会有化学反应”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能够让安吉丽娜·茱丽和布拉德·皮特走到一起，道格·里曼和他的《史密斯夫妇》也算是世界上最给力的红娘了。但是，关于这出八卦，道格·里曼的回答却一点儿都不八卦，“对于他们爱情的发生，当时的我毫不知情”——作为好莱坞出了名的黄金单身汉，他能拍出如史密斯夫妇这样凶险而又甜蜜的爱情，却坦言无法分清真爱和表演。
Q：你常常和马特·戴蒙等大牌演员合作，如何在热情的粉丝和冷静的导演中找到平衡？
A：我先是一个导演，第二才是朋友或者粉丝。我在现场是很严格的，跟这些大牌合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上周给马特·戴蒙拍一个救助饥饿的广告，我让他在雨中全身淋湿，不给他雨衣，让他觉得很冷，因为这样效果会更好。当然，作为粉丝我会关心马特，但我更关心广告。
Q：能说说安吉丽娜·茱丽和布拉德·皮特在《史密斯夫妇》中的表现吗？
A：其实这部戏最初一点排练也没有，甚至都决定开拍了，茱丽人还不在美国。既然没有排练，那就把打电话作为第一场戏，因为如果直接让他们在戏里初次接触，两人都会比较尴尬。事实上，他们见面一个小时后，那种尴尬的气氛仍然还在。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间的化学作用也发生了。
Q：他们到底是何时产生的化学反应？
A：事实上，后来我猜，在第一次拍摄前他们可能已经见过了，虽然拍摄期间也有过一些聚会，但他们各自都是单独的。可能就是在某一时刻，化学反应发生了。
一般来说，拍戏的时候，导演会选择同一个场景的戏一次性拍完，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要分开来拍。因为即便同一场景中，不同时刻两人之间的感觉肯定不一样。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这个过程中恋爱了，也就是说，两人似乎出现在同一场景，但他们之间的动力磁场却已然不同，这一点你在屏幕上会明显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可能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我都没有注意到，可是小报会注意到。当大量的报道开始出现，如果茱丽和皮特有意识地去改变拍摄时彼此之间的磁场反应，我肯定会注意到，但他们是演员，况且这部电影本身就是讲爱情，所以你也可以说是表演，我分不清哪是真的爱情，哪是表演。我现在仍是单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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