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北京地理坐标:三里河是最后居所(组图)

　　编者按

　　100年前的1910年11月21日，是钱钟书诞生的日子，今年恰逢他诞辰100周年纪念。很多人了解钱钟书是通过小说《围城》，殊不知钱钟书不但是文学家，更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在钱钟书一生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南方度过的，但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却是与北京朝夕相伴，在北京留下了他人生的辉煌巨著，留下了他人生的喜怒哀乐。

　　江南才子考入清华园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他的童年、少年时光都是在南方度过的。无锡钱家是诗书世家，钱钟书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钱钟书的数学仅得15分，但他的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获得满分，因此各科成绩平均起来并不低，就这样钱钟书以第57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录取，这一年他19岁。19岁的钱钟书满怀壮志来到了北京，走入了令无数学子向往的清华园，那是1929年的夏末。

　　初冬时节，我来到了清华园。沿着校园里散满落叶的小路，去寻找钱钟书在清华园里的旧迹。感受着秋日里洒满阳光的清华园，这里没有满园的萧瑟，处处洋溢的是高等学府特有的静谧与大气。综观钱钟书的一生，清华园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地方，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初入清华园的钱钟书便以他渊博的学识被同学们誉为“清华才子”，同样在清华园钱钟书收获了他一生的幸福，他与夫人杨绛就是在清华园相识、相恋的。

　　我的脚步在清华园的小路上拐来拐去，来到了位于学校中心旧校区的图书馆。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与其他大学图书馆不尽相同，没有高大气派的建筑，暗黄色的外墙为图书馆披上了平实的外衣。图书馆是在三个不同时期修建的，但为了统一风格，在外部装修上采取了统一的样式，如果不了解清华图书馆的历史，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钱钟书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他的一项著名之处就是“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当时清华大学藏书之富堪称当时各大学之首，在这里古今中外的图书应有尽有。而清华大学图书馆最为特别之处就是学生可以到书库中随意看书，免除了借还之苦。清华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如此方便的图书借阅的支持，难怪当年的清华园里学者辈出。据同学回忆，钱钟书是学校中借书最多的一位学生。我想也许正是清华大学为学生提供的这种方便、宽松的学习环境，才有了钱钟书等日后的成就。

　　在清华园钱钟书收获的不仅是学识上精进，还有他与杨绛的爱情

　　钱钟书与杨绛的相识、相恋是在清华园，他们的故事还要从1932年的春天说起。那一年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那时的杨绛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很多当时清华的人都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但当时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她在等待一个人——钱钟书。

　　据杨绛回忆，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和目光中闪烁的机智自信的神气，以及清癯的面容，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都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一见如故，发现相互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在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钱钟书与杨绛相爱了。他们没有像别的情侣那样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清华大学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他一概谢绝了。钱钟书是另有选择，他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此时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能力，他的知识大都缘于自学，清华大学已经没有导师可以教授他了。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在清华读书的杨绛，来到了光华大学任教。

　　钱钟书亦想出国留学，于是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全国总计只有25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1个名额。成绩下来，钱钟书以87.95分的成绩名列榜首，而这一成绩也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学生中平均分最高者。钱钟书考取了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远赴英伦开始了留学生活。1938年，钱钟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南方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的力作《围城》就是他在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南方工作时期完成的。经过清华大学的力邀，钱钟书1949年举家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重回清华园。此后，除了3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外，他一生再没离开过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钱钟书又回到清华园

　　离开图书馆，我顺着校园的小路一路向南，去寻找新林院。新林院是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居住的地方。我一路走去，感受着校园中浓浓的学习氛围。出了清华大学老校门，学习的氛围就完全不同了，售卖日常用品的小店也渐次多起来了。在穿过了一大片教职工宿舍楼后，我来到了一片平房区，眼前的建筑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院。小院大都没有围墙，院外凌乱的灌木将一个个院落隔开，这便是新林院了。

　　新林院大约建于1934年间，当时校评议会决定在南院住宅以南，新建造高标准教授住宅30所，名为新南院，抗战胜利后命名为“新林院”住宅，这些住宅为独栋单层西式花园洋房，住宅功能完善，设施先进。新南院一经建成就以其独特的西洋建筑风格和吸纳进的现代生活设施，成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中住宅的佼佼者。据当时曾经参观过新南院建筑的人回忆：“(新南院)内部规划之精密，真是极其旁通曲折，虽不必雕梁画栋，然而洁白明净，若得在其中作公寓，哪怕不心旷神怡？有大客厅以资宴客，有小书房以备藏修，其余寝室、储藏室，应有尽有，以之供给五口之小家庭，尽可绰绰有余。屋之后进偏东，有浴室兼厕所一间，再外一间，为更衣室。前一间内充满极精美的20世纪用品，计有大洋浴盆一、白磁洋马桶一，洋脸盆一，盆之上装有大镜一方……”从参观者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新南院的装修是多么先进。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曾经是清华大学建筑最新水平的新南院，已经变成了现在条件落后的“平房区”。

　　钱钟书一家搬入新林院是在钱钟书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1949年的8月24日，钱钟书和杨绛带着女儿钱瑗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此时的钱钟书已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成为了知名的学者。钱钟书到清华大学工作一年后，调任《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工作，平时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

　　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的短暂居住

　　与清华大学一街之隔的就是北京大学了，两座中国顶级的高等学府分列在中关村大街的两侧。对于中关村大街来说，街东的清华大学是这条街里的大哥哥，而街西的北京大学就如小弟弟，它是这条街里的新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才从城里搬到了当时还是西郊的中关村地区。1952年“院系调整”，钱钟书与杨绛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任研究员。当时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钱钟书调到文研所后即着手编撰《宋诗选注》。

　　钱钟书既然已经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就不能再在清华大学的教工宿舍居住了，于是这年的10月16日，钱钟书一家从清华大学搬到了新北大。当时钱钟书一家住在新北大的中关园，中关园是北京大学搬到西郊以后为教职员工新建的宿舍，就位于北大东门对面，对着校内理科楼群。据杨绛回忆，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将这座小屋装扮得极富情致。而钱钟书则称新家的小书房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容安馆”听来好像很大的样子，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75平方米，杨绛说，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在三里河南沙沟家中。
　　在东四头条1号短暂居住三年

　　在中关园居住没有几年，钱钟书又要搬家了。1959年文研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随之这年5月，钱钟书一家迁居到位于东四头条1号的文研所宿舍。东四头条位于老外交部西侧，西起东四北大街，原东段在延福宫后身通过。明朝胡同属思诚坊，称头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称头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头条。“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称红日路头条，后恢复东四头条之名。1969年因建设外交部大楼，胡同被截断。

　　文研所宿舍里钱钟书家的房子比以前更小，据杨绛回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钱钟书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都住在另外的三间房里。

　　干面胡同的旧居

　　干面胡同离东四头条不算太远，钱钟书一家在东四头条居住了短暂的三年多时间就搬到了干面胡同。干面胡同东端与禄米仓胡同相接，是从禄米仓运输禄米的必经之地。每日里从干面胡同经过的大车源源不断。旧时没有现在的柏油马路，全是土路，每当车马行走，尘土飞扬，居民戏称为“下干面”，久而久之，胡同就得名干面胡同。干面胡同15号，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高级研究人员的宿舍，这是1961-1962年新建的砖混结构楼房。1962年入住，共有29户(当年还有两套未入住)。住户中包括了金岳霖、钱钟书等一级研究员，还有部分副研究员和若干高级行政干部等。

　　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说，他们一家是1962年8月14日，迁居到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他们的新家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是钱钟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几年之后，钱钟书的女儿结婚，女婿住进了他家。朝北西尽头房间是女儿和女婿的新房，和杨绛的卧房相对。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一个阳台。他们还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新婚燕尔的钱钟书夫妇
　　离开北京，在河南“五七”干校

　　河南“五七”干校是钱钟书一生中一段抹不去的岁月，1969年，钱钟书离开了北京，下放到河南。一年之后的1970年，杨绛也被下放到这里。杨绛被安排在菜园负责看守菜园。杨绛所在的菜园离钱钟书工作和住的地方不远，钱钟书此时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短暂相聚。两人时常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为他们艰苦的下放生活增加了生活的乐趣，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钱钟书、杨绛夫妇获得了自由后，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浪费了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日闭门不出，沉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1972年3月，钱钟书开始创作他毕生的杰作——《管锥编》。

　　“文革”结束后回到了北京，暂住在学部7号楼一间办公室

　　钱钟书一家虽然回到了北京，但是“家”却没有着落。几经辗转钱钟书一家迁入学部7号楼一楼西尽头的办公室，这已是1974年的5月22日了。学部7号楼有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钱钟书和杨绛住起来非常局促。西尽头的走廊是厨房兼堆煤饼，走廊是家家的厨房。钱钟书一家所住的这间办公室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好在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在这间斗室中钱钟书和杨绛安了两张书桌，一张面对西墙，是杨绛的书桌；另一张面对东墙，是钱钟书的书桌，他们夫妻两人整日伏案写作，埋头读书。

　　杨绛说，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6号楼里。钱钟书和杨绛可以方便地借到所用书籍。钱钟书在这里继续写《管锥编》，而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他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乐趣。还是在学部7号楼的这间小屋里，钱钟书和其他学者共同完成了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

　　三里河成为钱钟书人生的最后居所

　　在学部办公室里栖身数年之后，钱钟书一家终于告别了这种蛰居生活，有了自己的住房。1977年2月4日立春，他们搬入了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三里河南沙沟的位置非常好，以樱花著称的玉渊潭公园和花园式的钓鱼台国宾馆就在附近。走入三里河路，整洁有序的街道，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这条街道的与众不同。钱钟书居住的南沙沟小区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乔木和碧绿的草坪。就是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度过了他的晚年，虽然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这段时间是他和杨绛一生中相对安宁和平和的岁月。

　　钱钟书和杨绛对于这套寓所非常满意，这套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钱钟书夫妇的卧室，一间是给他们的女儿阿瑗居住的，一大间是钱钟书和杨绛的起居室也称书房，还有时用来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用。在客厅兼书房的大房间里有一个大大的书桌放在窗前一角，上面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些资料和书籍，这是钱钟书使用的书桌。在大书桌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上书“一双同梦生花笔，九万培风齐斗楂”，这是钱钟书和杨绛新婚燕尔之时，石遗老人(陈衍)为他们题写的贺联。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这个家时说：“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也是居住在这里时，钱钟书与女儿钱瑗相继去世。杨绛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日子。于是杨绛写了她晚年非常著名的一本集子——《我们仨》，让她无尽的思念和追忆化入纸中。

　　文并供图/艾荷这是钱钟书最为得意的一张照片，记录了他24岁时风华正。
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一家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