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受“彭德怀问题”牵连 上将降到厅长始末

　　给洪学智和万毅罗列罪名

　　在批判会上，有人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不揭就是不老实。

　　这些责难，让洪学智有口难辩。说实在的，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在一起，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洪是彭的下级，彭领导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革命”关系，有什么可揭的！但好事者还是列出了三大“罪状”：

　　一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他许的愿。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党委讨论决定让洪学智兼任司令员，他当时说服从决定，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当时彭德怀同意了。就在彭德怀回国前，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洪学智跟彭德怀说：“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他这么一讲，彭德怀把他批了一顿，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就这么一件事，结果成了洪学智的一条罪状。当时，他心里真是不服气：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的，毛主席任命的。军委会上通不过，毛主席不同意，能当总后勤部部长吗？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没人听他的申述，申述也没用，反而说你态度不好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二条“罪状”：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一天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大家提出建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选择好的战机歼灭敌人。邓华和解方也同意把敌人放进来打。彭德怀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见彭德怀有些不高兴，他们几个副司令员马上站起来说：“仗还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总定，我们提的意见仅供老总参考。”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左思右想，觉得还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好。这时，邓华、解方都走了。洪学智来到彭德怀身边，很认真地对他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认为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更好一些。”接着他又陈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他说完之后，彭德怀说他的意见也有道理，但似乎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是按彭德怀的意见打的第五次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洪学智讲的。最后，彭德怀作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就这件事，有人做文章说：看！彭德怀多么器重洪学智！彭德怀可是只骂不表扬的！就你洪学智是个例外！

　　第三条罪状是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后，有一次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彭德怀之所以这么讲，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因为志愿军远离祖国，战线很长，后方运输又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一次战役，每一个作战想定，都不能不充分考虑作战物资的供应保障情况，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约。因此，作战取得了胜利，彭德怀对后勤保障和供应看得很重。他的话，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奖赏，也表现了彭德怀的伟大和谦虚。这也成为别人批判洪学智的“把柄”，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此外，再有一条罪状，就是说洪和黄克诚长期在一起。这不假：他俩在新四军三师时在一起，在总后又长期在一起。这就罪加一等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要他交待问题，肃清他的影响。会上也没揭出什么问题。以后，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也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洪学智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东北吉林省当厅长。 对万毅的揭发和批判，也比庐山会议上有了发展。最为可笑的是，有人揭发他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一二○师师长赵毅。其实西安事变时，万毅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呢！而且当时赵毅还活着，找他核实一下不就会明白了。但是没有人核实，只管将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事。

　　9月11日下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宣布了对万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保留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来了，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及总参、总后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开会对万毅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从此，万毅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离开了军队。

　　被撤销了职务的万毅将军，只能足不出户地待在家里。直到1960年3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指定他到陕西省委，接受工作分配。这没有商讨的余地，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二话没说，于4月12日，带着全家从北京到陕西省委报到。陕西省委决定他到省建委任副主任。他当时也是带着一种今后要好好工作来弥补过失的心情，总想尽力把工作干多一点，干好一点。所以，分工一定，6月初，他就带着计划处的同志，先到宝鸡市几个工厂去了。

　　可是，刚到11月中旬，又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命：由省建委副主任，改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为什么改任？后来才知道，中共西北局的一位领导到西安检查工作，得知万毅在建委任副主任，便说：“这么一个右派，怎么能做这项工作？这样使用不当。”省委就让万毅转到林业厅去工作了。

　　万毅仍是抱着积极工作改正错误的心情，对干什么工作并不在意。况且自己也没有挑选工作岗位的权力。接到新的任命后，他立即就到林业厅报到。因为厅长很能团结人，万毅在那里还算顺心。他积极工作到1965年，省农业厅和林业厅合并为农林厅，万毅仍任副厅长。这使他有机会到下面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了解一些当时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可是，没有多久，他又被调去参加“四清”工作，被分配到水利厅和农林厅下属的几个工厂搞“四清”。

　　在这期间，他心中也盼望着能对自己的“问题”有个说法。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针对“二十三条”的讲话中说：“真正跟彭德怀、黄克诚跑的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吗？”他指的是邓华、洪学智和万毅等人，这是又一次给这几个人定性，而且让全国上下尽人皆知。万毅又失望了。其实，他对弄清这个冤案本身，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能在这里安下心来，能在林业这个专业上做点工作，出点力，也总算是尽了一份心。

　　洪学智：从上将降到厅长

　　洪学智：从上将降到厅长

　　1960年5月，洪学智被下放到东北，安排在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当厅长。调离军队，离开北京，来到东北，降职安排工作，巨大的落差让人不觉为他担心。有人曾问过他：“从总后勤部部长到一个省的厅长，你不觉得亏吗？”

　　洪学智心中很坦然：“我参加革命就不是为当官，有利于革命工作我就干。战争年代，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每个人都时刻准备为祖国光荣献身，哪里还有心思想将来做什么官？即使到了和平时期，不论做什么官，干什么工作，还不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让祖国强大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我从一开始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被降职使用，我也并不觉得有多懊丧，只要有工作干，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也就别无所求了。”

　　平静的心态使洪学智对工作总是充满热情。特别是对东北这片土地更是充满深情。在这里，他参加了整个东北解放战争，并曾率部围剿土匪，使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回到人民手中。抗美援朝作战，这里是志愿军的强大后方，前线需要的作战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不知多少次，他从朝鲜战场到北京汇报前线情况，又从北京带回毛主席、党中央对作战的指示，每一次，都要路过东北这片土地。在这片沃土上，留下他多少来去匆匆的脚印啊！他在心中深深眷恋着这片富庶的沃土。现在，他作为一个建设者而来，也绝不愧对这片美好的土地。

　　作为农业机械厅厅长，对实现农业机械化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与厅里其他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下到县、乡、村调查，了解农民的需要，制订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步骤、办法。在每个县搞了一个农业机械厂。他还找有关部门，千方百计从德国引进了一台收割机，把厂子建在四平，从全省农机系统抽调精兵强将，把这台引进的收割机全部拆开，研究其构造原理，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组织生产，终于制造出了国产的收割机。经过几年的努力，吉林省农业机械生产能力和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所生产的农业机械不仅能满足本地、本省的需要，而且有不少产品还销往其他省市。当时的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农业部对农机厅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机厅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出了贡献。1962年，省里进行机构精简，农业机械厅与重工业厅合二为一，称重工业厅，洪学智被任命为重工业厅厅长。

　　下放东北，从农机厅到重工业厅，一晃六年。在这期间，洪学智接触到了新的行业，学到了新的知识，与工人、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从内心爱上了这新的工作岗位。

　　毛泽东问起洪学智在哪里

　　毛泽东问起洪学智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吉林省重工业厅的造反派也开始“夺权”，从厅到下边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洪学智很不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想不通又能到哪里讲理去呢！尤其是受“彭案”牵连被降职到地方工作的，更是“运动”的重点，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因此，“文革”不久，洪学智就失去了工作权利，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没有了人身自由。那些“小将”们对他说：你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后来实行军管，他仍是被管制的对象，仍然没有人身自由。造反派开会批斗他，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造反派骂他是“三反分子”。

　　洪学智看了一眼骂他的人，心中的怒火突然蹿上来，大声说道：“我是三反分子，我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国民党反动派。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造反派”被激怒了，大骂他态度不老实，是又臭又硬。

　　洪学智既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有时又被红卫兵拉到省里，作为批斗省里主要领导的陪斗。但洪学智的意志从未动摇，心中总想着，不管揪斗多么难以忍受，都必须挺住，坚持下去，终究有一天会分出个是非曲直的。况且，一个人死都不怕了，还怕遭批斗、受折磨吗？他暗下决心：你爱怎么斗就怎么斗，爱怎么批就怎么批，违心的话我不说，求饶的话我不讲，我就是要硬着头皮活下去，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天！有一次他被揪斗，看到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侮辱他的话，一气之下，他把牌子踢出老远，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群众性的揪斗“走资派”告一段落后，“造反派”见从洪学智身上挖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又“态度不好”，就想把他下放到农场改造，不让他“白吃闲饭”。他们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上边，不知为什么上边没有批，把洪学智下放农场的事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有一次，有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毛主席有一次见到韩先楚，问过他：“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主席说：“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洪学智猜想，可能是毛主席的话让“造反派”的打算没有得逞。洪学智是党的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在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之前，中央开全会他有时还能参加。有一次在北京开会，韩先楚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给他。洪学智当时挺激动：毛主席没有忘记我，而且认为我只是个认识问题。所以他就说：“请你们转告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改变洪学智的命运。大约在1970年底，在一些人的纵容下，他还是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改造，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他已接近60岁了，因为身体还好，个头又大，干活从不偷懒，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在肩上就走。

　　在农场劳动，他虽然没有任何职务，但工资没有停发。他是行政六级（取消军衔时，上将都定国家行政五级，当时压了他一级），别说在农场，在吉林省也是最高的。那时候，由于搞“大锅饭”，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河没水小河干，多数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像他这样拿行政六级工资的，那确实算富裕的了。更何况，在农场劳动，又偏僻又闭塞，也没什么可买的。于是，不论谁有困难，他都乐意接济和帮助他们。

　　9.13“林彪事件”后 毛主席又一次打听洪学智下落

　　9.13“林彪事件”后 毛主席又一次打听洪学智下落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此后不久，听说毛主席又一次打听洪学智的下落，问周总理：“洪学智现在搞到哪里去了？”

　　周总理说：“在东北哪个地方。”

　　此后，周总理找沈阳军区的领导问洪学智的情况。当时他还在农场劳动改造，吉林省革委会的人听到这个情况，赶紧把他从农场调回到省里。在他要离开农场之前，省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人到农场，召集十几个人给他提意见，实际上就是发动人批判他。加工连的老孟说：“这个老头最好了，是大好人，我们没意见，要提意见我就退席。”加工连另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主持人说：“我们讲真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对他没意见。”结果，让给他“提意见”的会没开成，早早收了场。洪学智从农场回到省里，省里的厅统统改为局了。省委决定，让他到石油化工局当局长，说吉林的化学工业有优势，要搞石油，搞化工，抚余油田要大发展。洪学智说：“到哪里都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了。”

　　1976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但是省里不让统一组织悼念活动。洪学智与石化局其他领导商量：“不让统一搞悼念活动，我们局里自己搞，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顶着，大不了再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这样，石化局组织了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给周总理设灵堂，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当时，在省直机关所属局中，石化局是唯一组织了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单位。

　　1977年“十一大”召开 洪学智被召回中央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大。8月18日，长春市统一组织庆祝大游行。洪学智也和石化局的全体人员加入到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中。游行到上午11点左右，突然有人找到他，对他说：“你不要参加游行了，赶快回去，简单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回北京，有新的工作，中央派来的飞机正在机场等着呢！”

　　洪学智怎么也不能相信，问：“是真的？”

　　来人回答：“中央组织部通知的。”

　　洪学智说：“已经到了吃饭时间，吃了饭再走。”

　　来人又说：“飞机上准备了饭，在飞机上吃。”就这样，洪学智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下生活用品，就随前来接他的人急急忙忙地赶到长春机场，登上正等候在那里的一架军用飞机。

　　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下了飞机，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归军队了，不归地方了。”他指指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同志，让洪学智跟总政的同志一块儿走。洪学智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从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军人，工作不知变动了多少次，哪一次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和安排。被提拔重用也好，受牵连被免职下放也好，只要有工作干，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和总政的同志直接到了京西宾馆。原来，在党的十一大会议上，他已经被选为军委委员，这次是让他来参加军委会议的。因他没有具体任职，会议分组被编入“其他”类了。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些多年未见的老同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大家天各一方，不通音信，有时一晃就是十几年未曾相见。许多同志苍老了许多，有的看上去很憔悴。历经磨难，老友重逢，有的禁不住泪水涟涟，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刚刚醒来。军委领导告诉他，经过研究，决定要他重新回到军队工作。第二天要合影，其他同志都有军衣，洪学智还穿着老百姓衣服。他对军委领导同志说：“没有军装没关系，我站在后排，军民结合。”

　　军委领导说：“那怎么行，赶快找一套军衣来，马上换。”好在那时没有军衔，找一套合体的“四个兜”干部服来，缀上领章、帽徽，就算重新成为一个军人了。

　　会后，叶帅对他说：“你对后勤工作有经验，现在后勤这个摊子很大，有60多万人，"文革"中受干扰破坏很严重，你回到后勤，很好地整顿一下，把组织搞健全，把工作关系理顺。你回去以后，找罗瑞卿秘书长讲一下我的意见。”第二天罗秘书长请洪学智到他家吃早饭，洪学智对他说：“叶副主席让我转告您，说让我回总后工作。”罗秘书长说：“经与邓副主席商量，准备让你到国防工办去当主任。现在要准备自卫反击作战，急需生产一些武器弹药。考虑你在东北抓了十几年的工业，有组织工业生产的经验，到国防工办能很快抓出成效来。这件事还未来得及向叶帅报告。”说完，罗秘书长就拨了电话，向叶帅汇报了这一情况。罗秘书长挂了电话，对洪学智讲，“你先赶快回吉林把工作交接一下，把家搬回来，等你回来，是到国防工办，还是到后勤，也就能最后定下来了。”

　　洪学智说：“到哪工作都可以，我听军委的安排。”这样，党中央，中央军委实际上为他平了反。1980年3月，总政治部下发了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决定为洪学智“彻底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指出1959年对洪学智的批斗、免职、审查都是错误的，“是一起冤案”。（本文为《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摘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