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民众希望直接处死大贪官 农民最支持死刑

　　生刑跟上

　　“死刑废止后，生刑又没有跟上，这才是历朝历代统治后期腐败滋生，民怨累积的原因”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杨明 | 北京报道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如我们这般关注如何惩治贪官。特别是当他们被判死后，究竟是“刑”，还是“缓”。

　　小心的律师

　　对民间评价律师为一些贪官申辩从轻判处有“通天本领”、能屡屡刀下留人之说，刑辩律师孙中伟给予直接否认。

　　孙在北京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是全国首家、几乎也是唯一一家以死刑辩护为主要核心业务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他也被称为“中国死刑复核第一人”。

　　他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通过律师辩护，贪官的死刑得以改判，是因为其本身罪不致死。律师只是通过努力，让法院最终给其应有的公正。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部主任易胜华则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在当事人可能面临死刑判决时，并非“无计可施”，但这些都不是什么“通天本领”。

　　这些“计”几乎与经典刑法教科书上所述无二：除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自首、立功，就是从诸如犯罪主体、悔罪表现等方面做文章，“比如说，只要他退赔了，就算一个情节。”

　　当年震动司法界的贵州省公安厅长郭政民受贿案，终审由死刑改判死缓，就是因为其在辩护律师的动员下，检举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妻子阎建红受贿情况。易胜华说，郭政民因重大立功而改判死缓，符合法律规定。

　　当然，一些原则却是必须遵守的：比如在贪官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舆论对贪官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抨击和谴责，因此，律师需要尽可能地低调处理，避免舆论过度关注。

　　“引起群众强烈激愤，就真可能会致使司法机关因舆论压力，做出不利当事人的判决结果。”易胜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民间的说法言过其实了。“律师能力有高有低，这没错，但倘若事实、证据都摆在那儿，案件的辩护空间也就太有限了。律师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死刑死缓？改变不了的。”

　　一些揣测则针对司法腐败。确有不愿具名的刑辩律师向本刊记者表示，难免有律师突破执业纪律，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搞权钱交易。“到判决前，就真有上面人来打招呼”。

　　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毕竟是极少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就说，一些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总把判处死缓的原因朝司法腐败方面去遐想，其实是牵强附会了。

　　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忠林亦表示，“死缓”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等刑事政策。

　　无疑，减少并逐步废除死刑是过去100多年来的世界潮流。但直到今天，全球仍然有约一半国家在法律上没有废除死刑。特别是那些人口在1亿以上的大国绝大多数保留着死刑，其中就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一般认为，60年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确定了减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但它仍只是规定：死刑，尽管没被禁止，但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

　　到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它是第一部专门用来废除死刑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缔约国不能在管辖范围内对任何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人)执行死刑”，除了“战时宣判的严重军事犯罪，任何保留都是不允许的”，希望各缔约国“从此承担起废除死刑的国际义务”。

　　但正如新加坡政府所言，“死刑并不是一个人权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事情。”日本、印度等主要国家仍然保持着死刑。

　　死刑的威力

　　死刑差不多与中国人的历史等长，“死刑正式的起始，应该是从夏商周开始。”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关于死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夏书》，里面提出三种罪要判处死刑：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昏”指抢劫，“贼”指杀人，“墨”就是贪墨之罪。

　　所以，中国最早的死刑对象包括了贪官。

　　邱兴隆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是“死刑重于生刑”。

　　在魏国的《发经》中，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就提升到了死刑的地步，并在数额上有了具体规定，“24两以下不处死刑。”

　　魏晋南北朝时，反贪的法律一度非常严酷，“律枉法十匹，义赃(不枉法受禄)二十匹大辞(死刑)”。到北魏太和八年，定赃一匹，枉法无论多少皆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阮齐林的观点是，在唐朝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生刑”，很少有监狱，惩罚基本都是“死刑”和“肉刑”。但贪腐现象并没有因为刑罚的严酷而减少。

　　而在唐早期，10两银子为贪官处死的标准，唐太宗曾经为7钱银子、相当于100多元人民币杀人。

　　这种状况到唐玄宗时发生了巨大改变。据史籍记载，唐朝贞观的4年中断死罪29 人。开元25年中断死罪58 人。

　　“到了唐玄宗时期，开始用杖刑取代死刑。不过因为杖刑掌握不好轻重，还是有可能打死人，所以后来多数都采取流放的形式。唐代崇尚佛教，戒杀生。”不过邱兴隆说，死刑废除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唐朝之后的历朝历代再没有出现过。

　　宋元在历法上都袭承唐律，但是宋代优遇大臣。宋朝初年，赃满五贯、按粮价折算不到1000元人民币处死。而到宋朝第三代真宗赵恒手里，流放海岛代替了死刑。

　　六七十年后，流放时脸上不再刺字，也不再杖责。到后来，流放都取消了，只给行政处分。元朝时对受财枉法罪干脆取消了死刑。相对而言，宋元两朝后期贪污都比较严重。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概是接受了宋元灭亡的教训，开始整顿吏治，重新恢复了死刑。官吏赃至60两以上“斩首示众”，受赃不足百贯“凌迟示众”。

　　朱元璋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整治公侯的《铁律》，“永嘉侯”和“祖壳侯”都曾因贪腐被召回北京，“鞭毙朝堂”。

　　但到了明朝后期，贪污腐败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贪腐数额经常超过几千万两黄金。

　　清代更是重写了明代的历史。顺治三年和雍正三年分别颁布了两个《大清律集解附例》，严肃官吏。无奈到清朝中期以后，仍出现严重腐败。

　　阮齐林总结说，重刑的作用在各个朝代总是阶段性的，逐渐衰减。死刑并不一定就能带来清正廉洁和社会稳定，其他重刑罚的作用也不可否认，“死刑废止后，生刑又没有跟上，这才是历朝历代统治后期腐败滋生，民怨累积的原因。”

　　尴尬的判罚

　　在邱兴隆这样的“主废派”看来，死刑的威慑力是一个伪命题。它跟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也和治安环境无关。

　　阮齐林的看法则是：“重刑应该有一点点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死刑对犯罪的遏制作用没有得到证明。”

　　至于民众普遍关注的经济犯罪、贪渎犯罪，阮齐林说，外国对于这两类犯罪根本就没有实施过死刑。“他们认为只有生命能用生命交换，财产犯罪不管数额多大，都不能用生命来惩罚。”

　　邱兴隆也是相同看法：贪官也是人，对贪官所处的死刑，是把他的生命跟他所贪污受贿的金额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况且法律的公正本应体现在对人、对事，而不应该针对犯罪人的职务。

　　其实按照现行法律，要适用死刑且立即执行本非易事。熊秋红向本刊记者表示，刑法规定，极其严重的犯罪才适用死刑。可是，哪些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不是财产犯罪，而是暴力、侵害人生命的犯罪。“贪再多钱，能与生命等价吗？”她反问记者。

　　正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死刑轻刑化改革逐步展开，但步履维艰。

　　孙中伟认为，公众一腔怒气发向法院，也是委屈了法院：“无论判死刑，还是死缓，法院都是严格适用法律。”

　　一位法院系统人士称，正是因为社会反应这么强烈，现在法院对贪官量刑比以往更加谨慎。稍有把握不准，都会由主审法官上报审判委员会，以决定最终结果。

　　不过，熊秋红这样分析：“一般犯暴力犯罪，普通民众多些。而犯贪污贿赂罪，社会精英多些。如果不保留贪污贿赂罪死刑，就可能造成死刑仅适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情形，会让人感到不公平。”

　　“在国外，经济犯罪和贪污犯罪判10年基本到头了，只有暴力犯罪才判无期。比如受贿罪德国最高判5年、盗窃罪判10年；日本受贿罪判10年、盗窃罪判15年。这么来看，我们在判刑的方面，已经很严格了。”阮齐林说，“关键问题是实际执行之中的变通太多。有些犯贪污贿赂罪的开始判得很重，有的判了死缓，几年之内就减到有期徒刑。”

　　阮齐林认为，加强生刑的“替代方法”，从历史上看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一直是一个以重典惩贪的社会。但是重刑不单是死刑，其他刑罚也可以很重。当然，世界废除死刑的阻力一般都来自群众，而非法院、政府官员和学者。主要就是因为死刑满足了人们的公平心理和安全感需要。”他表示，“只要保证在死刑废除以后，生刑能够不打折扣地执行，就能够有足够的威慑力，惩治贪腐，保证社会稳定。”

　　陈忠林则认为，其实轻刑化也是为全民谋利的，从大方向上来看没有问题。改革的初衷决非为特殊利益群体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