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车改革失信于民 取消干部专车无关痛痒

　　本报特约评论员

　　据报道，针对民革中央于今年3月提交的《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国家发改委已做出回复，目前该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据悉，在公车改革优化方案中，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等建议尤为引人注目。

　　厅局级干部取消专车后如何用车？该提案提出，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公务员取消专车改发车补，是目前公车改革几大模式中的一种，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广东、浙江等地早也开始局部试点，但若论改革涉及到的行政级别之高，这一次还是前所未有。发改委若能促成此项改革，无论如何都会给企盼改革的公众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

　　不过，与以往的车改举措一样，公众不可能对此寄予厚望，原因无他，实则公车改革早已承受着失信于民的道义谴责。如果从1994年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中国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7个年头，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公车制度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反而是公车的数量越来越多，档次也越来越高。有学者甚至认为，就一个具体事项的改革来说，这也许是最漫长的改革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公车改革在部分地区试点时还不乏激进的创新之举，但遗憾的是，在具体实施中，它们几乎全部遭遇被异化乃至变本加厉的尴尬。就以公车货币化改革为例，通过部分地区的试点，公众最后发现公务用车的数量是减少了，但公务员用车的花销却没有减少，在个别地方，车改补贴由于额度巨大成为变相的涨福利，甚至带来了新的腐败现象，例如借车给官员用成为一种新的行贿方式。

　　事实上，无论是公车货币化，还是时下讨论颇多的公车集中管理，公车改革的政策目标似乎只是减少公车的总体数量，最本质的目标，即如何减少公务员不当开支反而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公众对公车改革之所以如此焦灼，绝非仅仅源于公车本身，实则是以公车滥用为代表的日益膨胀的行政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公众企盼的改革换来的只是公车数量减少、公务开支增加，那么公车改革本身就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承认这一点，公车改革就不一定非得与公车数量存在必然关系。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公车只有三分之一是公用，三分之一是领导私用，剩下三分之一是司机私用，如果能够将公车的使用情况公之于众并引入公众监督，减少三分之二的公车滥用，在可操作性和政策效果上肯定不亚于减少三分之二的公车数量。遗憾的是，目前各地推广的GPS公车监控系统，只限于政府内部监督，并没有向公众开放。

　　这就是说，公车改革只要不伤及到日益膨胀的公务开支，那么即便它有再多的模式和创新，也无法对中国公车制度带来根本性的触动。公车改革无法触及中国公车制度的原因很明了，用人大代表叶青的话讲，就是必须承认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然而，改革的阻力真的无法克服吗？

　　公车改革不涉及到“饭碗”问题，涉及到“饭碗”问题的国企改制都能大刀阔斧，涉及利益面较小的公车改革却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原地踏步，难道仅仅因为它伤及到的利益群体是官员而非民众？公车不是生活必需品，失去了它，政府各项工作的日常运转不会受到致命影响，如果改革的主导者对利益的失去敏感至如此境地，遑论那些更为复杂的、触动到更大利益关系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车改革或可看做一个风向标，人们可以通过它丈量改革的主导者们在推进各项改革议题上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