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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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嘉利大厦火灾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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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救援现场 |
向政府提交报告书时，亦公开报告书内容，让公众知晓
那一天，消防队员从火场中救出70余人。但也有41个人，永远无法从那栋大厦中走出来了。
当时，李照兴还是一名记者，他和同事们一起在报馆里收看直播新闻。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电视屏幕上直升飞机在盘旋，警笛长鸣，浓烟四起，“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城市里的战场”。
那是一个他并不陌生的地方，“几乎就在市中心，甚至就好像北京世贸天阶旁边的一栋高层大厦”。
就在那一刻，这个香港人第一次感到，“好像火已经烧到了自己家门口一样，原来我们住的地方那样不安全”。
城市中弥漫着恐惧的气息。李照兴还记得，嘉利大厦火灾后，“大家的神经很敏感”。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居住的大厦藏有潜在的危险，有人聘请具有消防经验的管理公司来检查大楼，有人则申请消防处前来检查。因为预约实在太多，他们甚至要“排队”等上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就是在那种“非常激动、非常不满意”的民众气氛中，胡国兴接下了调查的任务。
他相信，自己之所以被委任为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因为：“该调查需用法官审查案件的专业知识及经验，查清该火灾的成因及导致惨剧发生的情由、审议各救急部门及采取的应急行动，并就该行动是否足够和统筹得宜提供意见，以及就如何防止同类惨剧再次发生提出建议。该等事项乃法官专业可处理的事宜。”
这位新上任的主席花了9个月时间做出两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并且，“向政府提交报告书时，亦公开报告书内容，让公众知晓”。如今，它们被中环的立法会图书馆收藏起来。这两本可供香港市民随时阅览的报告，揭露了整场火灾的真相。
人们未曾想到，凶手竟然只是一粒小小的火星。在11月20日的嘉利大厦，焊接工人正在电梯里焊切金属，没有人注意到，一粒火星从11层一直落到2层的电梯大堂。
胡国兴曾在接受访问时回忆起自己的调查：当时电梯间里堆满了“夹板、竹竿、旧报纸，甚至锯屑”，“易燃”几乎是这些杂物唯一的共同点。
这粒火星引燃了2层的废物，浓烟和高热气体在电梯槽内持续上升，并在电梯槽顶部积聚，在高层与新鲜空气接触后产生回燃，制造了另一个火场。
这栋大楼最高的那3层就如同被点燃一般，陷入一片火海。来不及逃脱的人们挤在窗前，绝望地挥手、呼救，但由于火势太过强烈，消防员带来的云梯已经难以靠近。
一个刚刚从楼里跑出的牙科大夫，看见15层楼上的一个男孩攀到了窗外的冷气机上。
那个男孩看起来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医生回忆起，“当时楼下的每一个人都在对他喊，‘不要跳，不要跳’”。但是火已经烧到了背上，他再也坚持不住，从15层高楼跳下来，摔在2层楼的遮雨棚上。“砰”，发出巨大的响声。
香港消防处前任处长郭晶强当天也在现场指挥救火。“我很难过，在那以前，我从不相信这样严重的火灾会发生在香港。”他回忆当时的感受。但对救援人员来说，当时无暇他顾，“怎样救出人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旦这场毁灭性的大火被扑灭，人们就必须开始思考更多了。
调查报告点名建议，政府部门回应跟进
胡国兴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被困在楼里的遇难者本来有可能逃脱。
至少在火刚刚烧起来的时候，那些在大厦里面工作的人并没有感到惊慌。在听到火警铃后，一层工艺品商店的店员们镇定地走到楼外，甚至没有忘记在出门前排队打卡。
此时，叶广权正在10层的唱片公司工作，他楼上的仓库里，堆满了徐小凤、许冠杰和达明一派等等流行歌手的母带。这位曾经帮谭咏麟写歌的音乐人在房间内的闭路电视上看到了走廊里大量的浓烟，“我那时以为情况并不严重”，他回忆。这栋大厦已经装修了一个月，浓烟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不过，叶广权还是要求办公室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并一直呆在楼外的空地上。
他们只是少数依靠自救活下来的幸运者。
如果不是维修工程带来的黑烟常常使这栋大厦警钟误鸣，“吵人的”警钟被人们用塑料袋包住，那么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时，也许所有人都能听到尖利但足以救命的铃声。
如果不是这栋大厦从未举行过消防演习，那么失火后很多从楼上逃下来的慌乱的市民不至于失去勇气，他们也许会从弥漫着浓烟的楼梯间冲向生存的出口。
如果不是楼梯间和电梯间的防烟门没有保持正确关闭，那么这些被困的人至少可以再多获得30分钟的逃生时间。
胡国兴撰写了厚厚的调查报告。对于当年的问责情况，如今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据调查所得，该火灾并非涉及刑罪情况，故此，无人因而遭逮捕。受害者循民事程序向因其疏忽或失职行为而应负责者索偿。”
除了调查，报告中还提出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建议。
有的建议直指劳工处和建造业训练局，认为他们应为建筑工人共同设计“安全训练课程”；有的则与消防处和屋宇署有关，指出对于旧式商业楼宇，必须至少增置一种安全系统——紧急照明系统、机动抽风系统的自动断路装置、手触式火警警报系统、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自动洒水系统。
胡国兴在自己的报告里，直接向消防处、劳工处、机电工程署、职业安全健康局、屋宇署、建筑署、民政事务总署、警务处、救护车服务及医院管理局，甚至是政府飞行服务队等十余个政府部门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
有时，这位法官提出的建议会让人觉得“太琐碎了”。比如，消防喷嘴所在的玻璃箱应由易碎玻璃做成；在大楼入口处，需设立烟灰缸。胡国兴甚至写道，“应尽量减少高级消防队长的行政工作，使他们参与行动任务”。
1997年8月，胡国兴提交了“最后报告书”。仅仅3个月过后，香港政府保安局就发表了《政府对嘉利大厦火灾委员会最后报告所载建议做出的回应和跟进工作》。这份文件足足写了26页。
在政府的公开回复中，对于调查报告的每一条建议，各个“被点名”的部门都给出了十分具体的回复。如果对一条建议表示同意，该部门有时还会附上一个计划完成的进度安排。
当然，报告中的一些条目，也让他们无法表示赞同。
至少，当看到委员会要求机电工程署、屋宇署及劳工处“应认真研究将竹竿（装修棚架用材）作耐火处理的可行性，并使他们变成非易燃物质”时，政府人员认为制作非易燃竹枝“并不可行”。不过他们补充，“屋宇署发出的《工作须知》已经包括使用非易燃棚架的规定”。
在看到“大型商业楼宇的业主需聘用一名消防安全总监”后，消防处也声明，目前他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鼓励聘用”，属于“劝谕性质”。
至于委员会要求“统一火警铃声”，消防处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无奈，“规定市民全部采用划一的品种，会有技术和财政困难。我们现正研究有何最佳办法。”
时隔14年，当胡国兴法官回想当年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的经历时，他表示，当时“政府接纳了我在报告书中提出的部分建议，消防措施亦有改善”。
在高层楼宇火灾时，相比先进的云梯车，良好的城市管治更为重要
并不是只有火灾调查委员会在不停地向各个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就在嘉利大火的第二天上午8点30分，香港立法局大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会议。
6个立法委员和6个来自保安科、消防处、屋宇署的政府公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而这6名立法委员当时都是《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例》草案委员会的成员。
事实上，香港曾在1994年经历了一宗造成12死、10伤的蓄意纵火案。两年后，立法局内务委员会为“确保此类惨剧不再重演”，决定成立草案委员会。显然，刚刚发生的嘉利大厦火灾让这项法例的出台变得更加迫切了。
直到今天，草案委员会主席、议员涂谨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还记得，自己在前一天连续几个小时盯着火灾现场的电视新闻，“好惨，有一些人还没等到救援就从楼上跳了下来”。
但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比悲痛更迫切的是改善问题，首先要反思救人程序，然后马上进行紧急巡视，检查其他大厦是否存有潜在危险”。
从今天能够翻查到的会议记录来看，在这场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中，立法委员和公职人员显然发生过一场辩论。
黄秉槐议员指出，欠缺自动喷洒系统让救援工作变得特别困难，更何况在这栋大厦中，“走火通道被阻塞亦无人理会”。他强调在装修工程期间，防火工作是很重要的，而这一点他早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
当时的消防处防火组消防总长林振敏则回应，3年前，消防处已经在检查后致函有关业主，要求他们安装自动喷洒系统。1995年，消防处还向各有关机构派发了防火录影带。
不过，无论是消防处或草案委员会，都没能阻挡灾难的发生。在消防处后来对全港楼宇进行查勘时发现，只有28%的私人楼宇在消防装置和大厦消防管理方面获得“满意”评级。屋宇署也在查勘时获得相似的结果，“80%的综合用途楼宇逃生路线不足”。
涂谨申回忆起，调查人员在研究嘉利大厦火场时发现，商业大厦惯用的玻璃门极易被烧毁，因此在后来出台的正式《条例》中特别要求，商业大厦如果使用玻璃门，必须采用抗火能力超过一个小时的特殊材料，尽管这种玻璃会大大提高建筑的造价。
此外，正是基于嘉利大厦大火的教训，《条例》还要求大厦内防烟门必须时刻保持关闭，“否则，逃生的通道就会变成杀人的通道”。
这场大火全面革新了香港的消防细节。
如今，已经退休的林振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高层楼宇火灾时，相比先进的云梯车，良好的城市管治更为重要。”目前，全世界最高的云梯车只有100米，而杭州市为购买亚洲第一辆百米云梯车，花费逾2000万元。
这种极为昂贵的云梯车最多只能到达30层楼高，但现实中，城市正在向着云霄里飞快地长高。以自己在消防处服务多年的经验，林振敏强调，“高层建筑的防火主要还是靠预防”。
最终，经过整整两年反复地磋商、辩论，《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例》于1998年出台。
这项法例规定，1987年前的商业楼宇，都必须符合更严格的消防安全结构，包括出口通道的宽度、数目、安排及防烟防火设施，不同单位之间的耐火分隔等；必须增设的消防装置及设施包括：自动喷洒系统、机械通风系统的自动停止设施和消防栓系统等。同年出台的《建筑物管理条例》也增加了消防安全的内容。
为此，香港政府分两期对旧式商业楼宇进行消防安全改造，首期处理1973年前落成的约400幢楼宇；从2001年10月开始，处理1973至1987年的楼宇。
这项法例，至今仍被挂在屋宇署的网站首页。
李照兴还记得，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消防队员常常出现在香港市民的生活中。甚至有时他坐在茶餐厅里享受下午茶，也会听到伙计向老板抱怨一句，“检察员又来了”。
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
对于这座维多利亚港畔的城市来说，一场火灾就是一道巨大的伤疤。
叶坚耀是香港《星岛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嘉利大厦大火时，他爬上了距离嘉利最近的一栋楼房顶层，用镜头记录下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表情扭曲地伏在窗台上。这个画面，许多香港人至今仍难以忘记。
火灾发生时，电视新闻全程直播。刚刚捡回一条命的叶广权连续几个小时收看新闻，他不敢相信，仅仅几十分钟的时间，那栋大厦就成为了人间炼狱。
已有21年楼龄的嘉利大厦窗户碎裂、墙体斑驳。在一个接近窗口的墙角，搜救人员发现了22具骸骨，有些已不完整，有些交叠在一起，难以分开。整栋大厦不再有生气，安静得吓人，那些在电梯间里抽烟，或在茶水间里讲八卦的人们，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镜头下，只有一只褐色的小鸟在这里短暂地歇脚，然后迅速离开。
事后，街道上摆满了白色和黄色的鲜花，花圈上的挽联写下“人间浩劫”4个大字。
曾经被困在嘉利大厦的获救者爱德华相信自己不会忘记这一切，但“我们（幸存者）再见面时绝对不会提到这些”。
如今，香港消防处也已经不再愿意更多提起1996年的那场大火。消防处新闻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救火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想标榜英雄主义。更何况，那场大火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教训，我们只希望做好消防安全。”
这并不是唯一一场改变城市历史的火灾。1911年3月25日的一场大火，也曾改变了纽约乃至美国。
火灾发生在纽约曼哈顿南部的百老汇大街和第六大道之间。不过，在近百年前，在这两条街道之间穿行的年轻女孩儿，并不是时尚的模特或艺术家，而是前往三角内衣厂工作的女工。她们在一栋10层建筑的7至10层工作——直到灾难降临。
没有电视画面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况，但在火灾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给出了这样的标题：“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
报道中说，“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那些死去的女孩们，年纪最小的14岁，最大的也只有23岁。她们中的许多人从遥远的欧洲来到美国，甚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生命和梦就已经被烧毁了。
“4时40分，大火爆发了，有些人跑下楼梯，幸免于难，但一两分钟之后，这条通道就被火封死了。姑娘们冲到窗口，然后开始往下跳。人群中人们叫喊着不要跳，她们跳了，穿透破碎的玻璃坠落，在人行道上相互挤压致死。至于没有跳的，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尸体只是一堆灰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当时惨状。
她们的死亡将活着的人们唤醒。“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当时的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三角内衣厂火灾成为立法的依据，政府制定了《劳动法》，并规定工人们每工作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这是以生命为代价获得的改变。
回到香港，在嘉利大厦火灾之前，也曾经有一场大火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1953年的平安夜，一个石硖尾棚户区的住户在点火水灯时不小心烧着了棉胎。那场大火烧毁了6个村庄，将所有的木屋和石头房子化为灰烬。
当大火熄灭后，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9个人丧生于这片废墟，另有57151个人因为这场火在圣诞节当天成为灾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和全部财产。
为了安置这些灾民，政府修建了几栋临时宿舍。据说，那时每间临时宿舍的面积不足7平方米，没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尽管看起来十分寒酸，但这几栋临时宿舍却开启了香港的“公屋计划”。
如今，在这个城市中有上百万个公共房屋单位，供低收入者租赁。这项举措被一些学者称为“由政府调控的‘社会工资’，降低了可能由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看起来，香港每一场大火，都可能带来一点变革。”作为这座城市的观察者，李照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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