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 2009年第10期 作者：陈继礼
我国原驻波兰大使刘彦顺在2004年2月北京《纵横》月刊上著文，详述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枪杀25000余名波兰被俘军官的所谓“卡廷之谜”，使一桩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空白”越过了“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以见证人的资格，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就在著名作家邵燕祥的《卡廷纪念碑》(收入其《文集一·史外说史》)中看到、随后《羊城晚报》也以《15000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1998年10月23日十六版)有过进一步披述。不过要说完整详尽，还是刘大使这篇长文。他说：“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前苏联人民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报告作出的，后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的为11000人”。即是说把上述两文先后所述的由15000人进而升至21857人，把还遗留的人的数字补上了。刘大使在文中还附有贝利亚关于处置波兰战俘报告的影印件，上面看到经过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此件未见贝利亚签字。[俄]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群众出版社)一书中说，贝利亚是个不嗜杀的人。)时间是呈报当天1940年3月5日。此外还附有1992年10月14日俄国总统叶利钦特使鲁·皮霍亚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卡廷事件密档第一卷的副本和一帧当时持赠的合照。这样，“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是这样，“这件事确定了真正的祸首是苏联”。
卡廷事件之所以产生，有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光彩的政治图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亚两洲上空，战云密布，各国在外交舞台上自然尔虞我诈。当时苏联正处于德国和日本西东两面的威胁。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第2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就“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以中国领土为互相馈赠的供品”(《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的中德日三角》)。在西线，苏联早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驻德使馆参赞黑尔格一起与希特勒密谈。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由德国政府代表里宾特罗甫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第2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卷入类似战争之行动，则其他一方，即不得对上述第三国，予以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舒宗侨编著第16页中国书店出版)这就等于肯定给予希特勒敢于加快侵犯波兰的步伐。果然，不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上5时20分(波兰时间)，德国立即投入兵力90个师团达100万人，飞机6500架，首先在海尔半岛上空对波兰空军根据地的浦克一带轰炸，发动对波兰的全面侵入。
11日华沙被炸17次，成了焦土，16日波兰政府被迫迁往卢布林、丧失指挥抵抗能力，华沙被围。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生命为由”，出兵波兰。波兰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结果被俘虏了25万人。这样德国自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双方夹击下，27日波兰宣布投降。苏联在东部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9月28日德国里宾特罗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订了《德苏友好与划界协定》。实现了当初两国秘密瓜分波兰的既定目的。这样从9月1日，到10月5日战争开始后的35天，波兰完全灭亡了。苏联莫洛托夫胜利后说“今日，我们(苏联和德国)不再像以往一般的是敌人了”(《画史》105页)。但是希特勒“醉翁之意”不止波兰，而是整个苏联。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终于撕毁苏德一切条约，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喀尔巴阡山麓，绵延1500公里，投入总兵力200万人，同时分3路对苏联实施猛攻。
希特勒亲至前线指挥。在最初作战的3个月中，苏联公布自己损失飞机5300架、战车7000辆、大口径炮8900尊。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于1941年7月12日与英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期间之共同行动协定》(后来莫洛托夫又亲赴伦敦，于1942年5月26日与英国外相艾登共同签订了《英苏军事同盟主文》——20年的军事同盟，《画史》150页)。7月30日苏联又同波兰流亡政府“伦敦波兰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一(其时原波兰总统莫锡基与外长贝克逃到罗马尼亚转赴巴黎，于9月30日提出辞职，由赖克维兹继任，任命西科尔斯基将军为内阁总理)签订《苏波互助协定》，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并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重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1941年12月3日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因为在这之前，1940年10月波兰军官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部查询过被俘波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曾出面回答：“没有这些人。”1941年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但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不足1000人。虽经一再查询，苏联总避而不答)没想到这次“斯大林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军的事，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洲里(中国境内)。”’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又直接向斯大林查问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斯大林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
后来波兰流亡政府于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发现埋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及从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军服上的星徽、钮扣，足资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等等证据，备文转致苏联政府。这样，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均没有取得答复。直到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8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4月15日，莫斯科电台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
同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苏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组成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报告说：“尸体头上的德国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惯手法。”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但最后也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是否“因为纳粹曾在白俄罗斯一个名为卡庭的村庄进行过大屠杀，而两地名称发音相同(写法其实有异，前者为Katyn，后者为Knatyn)，所以两件事很容易被混为一体了”([波兰1戴立娜《苏共残杀波兰人的历史真相》)。或者是出于希特勒的一贯罪行，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应当相信盟友：“善良的‘乔大叔’怎能枪毙手无寸铁的军官呢？”(《斯大林秘闻》[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新华出版社第577页)。
终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断定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是谁所为。而且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均被苏联斥之为“戈培尔版本”的反苏宣传。斯大林死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参与歪曲和隐瞒”。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被枪杀者总数是21857人，档案馆保留这些人事档案，建议销毁；1976年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3人也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而当时波兰官方，却“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但是波兰人民心里都很明白，它始终是一根深深扎在心中的针刺。从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到解体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都感到卡廷事件如不抓紧澄清，不单单是个历史问题，而是直接损害领导者形象和威望同削弱政府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盖莱克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统伊始，即于1990年4月11日一14日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在卡廷事件(1940～1990)50周年之际亲自访问苏联，并专程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苏联塔斯社在13日公开声明：“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卡廷事件就完整地告诉了世人。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人民解开了这个被谎言掩盖、歪曲、“嫁祸于人”近50年的“卡廷之谜”，他理应受到波兰人民的追怀、纪念；自然，也应受到世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人深切感念，牢记不要让下一代人继续在谎言中挣扎成长。
也许正基于这种理念，俄罗斯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和深切情怀的作家也不断地对这段历史及其酿造的悲剧进行深刻的反思、独立寻索，不同于现成的“结论”，去作无为的絮述。而是在广泛的历史素材上进行收集、创作。严正审问假、丑、恶，着力讴歌真、善、美。如几年前我就读到[俄]暖德华·拉津斯基著的那本“最好的一本斯大林传记”(《南方周末》1999年1月12日第10版戎化文)《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杜1997年8月版)。著名作家牧惠推荐的《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羊城晚报》1999年2月5日第十版)第一本就是它。关于卡廷的记述是：于“波兰沦陷后，有两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送到离边境不远的斯大林俘虏营里。后来，斯大林准备向德国进攻时，他害怕在国内留下许多潜在的敌人，他还记得1918年捷克战俘的叛乱。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俘虏们被‘消灭’了。”(第577页)另一本《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新华出版社)说“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带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用卡车把尸体运到城外，将尸体埋在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廷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第255页)。
刘大使文说，卡廷事件曾经成为“历史空白点”，但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历史的诠释，从来就各有各的说法。斯大林在位时就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第28页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序：“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第6页；《美庐深深》姚雪雪文，《纵横》月刊2005年第6期62页也记述这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第67页)叶利钦说，“历史最终还是由个人来撰写的”(《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第440页)。
斯大林还说过“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3页)希特勒则说，没有一个人敢问战胜者，你过去说的话是真是假。(一时未找出原报刊，仅记其大意如此)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去打扮”得了的吗？“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说得好：‘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如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容许别人说谎行骗。’林肯也曾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穆欣：《(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见《述学谭往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349页；《世纪》双月刊2000年6期26页，首次披述这个理念)
今天，我们从卡廷事件的演绎，恰恰证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那种联系的必然性，即是说只要前提是真，推理方式正确，就一定得到真正的结论，否则相反。这是由于历史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一经发生，它就永远独立存在。它可能被掩盖、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重新杜撰，但当岁月的狂飚消散流逝、历史风云的尘埃飘逸落定，后人便会从一片片破碎的遗存中去掇拾历史，这时候，历史就被还原，被再现，“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会剥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人，面对过去的一切事件，他绝不能总是沿袭现成的结论，而是本着“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那种不去回避真相、捂盖子的精神和胆魄、勇于披寻历史的本源。
决疑之后，面折直声。如过去一谈及张作霖之死，人们都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但俄国历史学家普罗霍夫在其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证实“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因为刘大使自己就深谙“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所以，在1985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那天，作为驻波兰大使的刘彦顺，在阴雨连绵中走到公墓园里，目睹某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了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这就是真与伪、亲与疏、爱与恨的“特殊形式的公决”，所写下的诗章，感到当年屈死了的英雄并没有死，他们依然活在后人的心中，而那些当年叱咤一时风云的“人物”，死后也和生前一样都遭到人们的唾弃。这真正验证了我国民众对一切历史暴君“骨朽人间骂未销”同样的况味。
作为一个使者，今天竟能把这个异国的冤狱，以自己的见证和思考直声国人：强权和谎言，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既损人又害己；而作为劣势地位的国家敢不敢在强权面前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也是一个最准确的检验。——确实，其人已矣，“不暇自哀”，却颇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约翰·肯尼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但我觉得，敢于追怀一切屈死和冤死的英雄，固然值得我们后人致敬；而唤醒人民对这些历史的不幸去进行深切的反思，就更难得、更可贵！基于此，就使人们觉得刘大使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真实的历史永远是留驻在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永远不会被流逝的时光所冲掉些儿！它就激发一切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一代代去披寻、掇拾，从而去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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