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踢翻“菜篮子”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高楼推进，菜地被占，城市居民所需的大量菜蔬不得不转而远求他乡。而长途运输，在无形中增加了蔬菜的流通成本，最终自然难以避免菜价走高的现实

　　城市化踢翻“菜篮子”

　　□ 本报记者 吴 力

　　“涨！涨！涨！现在什么都在涨，没有什么不涨的。”大蒜从每公斤6元涨到每公斤20多元，绿豆价格短期内飙升了一倍，接着是桂圆、红枣等干货也不甘示弱涨价近一倍……对于菜价走高，很多市民如是抱怨。

　　面对来势汹汹的涨价之风，商务部在11月10日举行的今冬明春蔬菜产销衔接工作会议上公布，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

　　菜价涨风四起

　　“当了‘房奴’、‘卡奴’后，如今连蔬菜都涨价了，我们又成为了‘菜奴’。”在网上，许多网民发帖称。

　　“在花盆里种点葱蒜，省钱又省事”，“招牌菜比较贵”，“土豆丝最暴利”，“少点滋补汤”，“别忘对账单”……菜价上涨以来，一份份汇集网友智慧的“菜奴省钱攻略”迅速走红网络。

　　而走进菜市场，“怎么又涨价了？！”“能不能便宜点？”这样的话语很容易就传入耳中。“涨价”，无疑成了时下人们生活的一个新关键词，甚至跳出餐桌，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菜价为什么涨得如此之快？”抱怨涨价风之余，也有市民试图探知涨价的真正原因。

　　“涨，怎么不涨，普遍都在涨，”当问到蔬菜批发价的情况时，成都市金牛区一家菜铺的店主老张一连说了三个“涨”，“以前每斤卖三块多钱的，现在要四块多钱了。”至于原因，老张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说批发价涨了，自己也就跟着提高，“我们本来是微利，不跟着提肯定不行。”

　　老张告诉《读者报·影响力周刊》，为了批发到便宜一些的蔬菜，他每天凌晨一点钟就要出发，去三四十公里外的郫县调货，“每公斤大约可以比市区便宜三四毛钱。”

　　“收购价低了农民不干，但卖价高了没人要，我们就会损失更大，所以经常咬着牙卖。”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蔬菜批发市场里，批发商也是叫苦不迭，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夹缝中求生。“收购价四毛钱一斤，路上稍微耽搁一下，蔬菜变得不新鲜了，本来能卖八毛钱一斤的，就只能卖七毛钱一斤。”芹菜批发商王女士说，把芹菜从河北张北拉到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一斤能挣三毛钱，但除去运费、装车费什么的，一车就赚几百块钱。”

　　批发商从农民手中收购，经过中间的长途运输，然后批发给经销商或者小摊小贩，这是蔬菜从农民手中到市民手中的大致流程。在这些环节中，既然经销商和批发商都说没有赚钱，而从农民手中购进的成本也不高，但为什么最后的蔬菜售价却如此之高呢？

　　“并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批人获利最大。”中国寿光蔬菜物流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洪鹏表示，“在正常交易情况下，应该说大家的利润都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只是价格在一层一层地慢慢叠加，最后到消费者手上就贵了。”

　　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是该市蔬菜流通的大本营，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每天凌晨，都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蔬菜的大货车停满整个市场。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这些大货车挂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牌照，湖北、江苏还算是近的，远些则来自河北、山东，甚至还有来自黑龙江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气候上看，杭州这个“鱼米之乡”本来是适宜蔬菜种植的地区。可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如今的杭州，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大量购进外地菜？

　　菜地步步被“蚕食”

　　“明年就没地了，马上要拆了，”在杭州市郊的一块农田里，四下一片荒草，远处高楼耸立。在这里劳作的农民王阿姨说，她家原来种了三亩菜地，十几年来，每天至少可以卖出蔬菜100斤左右。

　　可是，王阿姨现在只能从荒草堆中开辟菜地，“种的蔬菜刚够自己家里吃，一斤能卖的也没有了。”王阿姨称，明年这里将要动工盖高楼。“那时，这块菜地将被高楼取而代之，就再也没办法种菜了。”王阿姨说，因为田地早就被征用，所以很多田地荒芜了，而村里的很多农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种菜。

　　当地村委会介绍说，这个村里原来拥有700亩这样的农田，以往一直是用于蔬菜和水稻种植。而在明年，这些农田将全部用作他途，这个村子里的900多位农民也将结束在田间地头耕作的日子，搬进高楼。

　　而且，这并非个案。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国祥告诉媒体，由于城市的扩张，高楼的兴建，北京市的菜地面积也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减。

　　在北京昌平区的一个村子里，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不远处就是挺立眼前的几栋高楼，有的已经装修一新，有的还在修建之中。村民告诉记者，村委会与开发商共同取得了村子里近1000亩耕地的开发权，而这些耕地中，有很多都曾是村民原来的菜地。一个村民说，刚开始，他们不愿腾出菜地给开发商建房，当时双方还僵持了很久。最后，开发商给每户村民发了征用耕地的补贴，没办法的村民只好把耕地让了出来。

　　对于这种现象，当地村民已经慢慢地见怪不怪了，他们表示周边的很多村子原来都有菜地，但都将面临被高楼“蚕食”的命运，“目前，菜地都已被征收，就等待着机器开进，兴建高楼了。”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殿奎向媒体介绍说，曾经主要为北京市民供菜的石景山、朝阳、丰台等地，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菜地了。“这些区域原先的菜地面积能保证在17万亩以上，现在已缩减至不到1万亩。”

　　“近年来长沙市的蔬菜基地至少减少了10万亩，蔬菜自给率由原来的90%下降至60%以下，在蔬菜淡季时仅有20%。”湖南湘潭的一位农业局负责人向媒体透露。湖南省农业厅蔬菜处副处长罗伟宁称，从2006年到2008年，仅两年多的时间，湖南省累计征用菜地就达到了1.5万亩左右。

　　“福州市近郊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农田和菜地了！”福建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眭明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太注重房地产开发，这几年福州郊区卖地力度很大，“而土地的过度出让，必然导致近郊农田、菜地大量减少。”

　　蔬菜千里“大迁徙”

　　“外地菜占到70%左右，本地菜占到30%。”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副经理韩大雄介绍说，目前在该蔬菜批发市场上，每天蔬菜的总成交量为2700吨左右，其中2000吨都是外地菜，而“来自本地的蔬菜就是一个叶菜，加上萧山区的萝卜”。

　　高楼推进，菜地被占，城市居民所需的大量蔬菜不得不转而远求他乡。“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刚工作的时候外地菜很少的。”韩大雄回忆说，以前杭州本地菜可以占到70%，而外地菜只是占了30%。

　　内蒙古的土豆、甘肃的娃娃菜、山东的黄瓜茄子、东北的西红柿，河北的萝卜和大白菜……这些菜都是千里迢迢，经远道运送而来。一次一次的“大迁徙”究竟会给蔬菜价格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有些菜在流通过程中消耗的成本，差不多达到蔬菜本身的两倍！”宋女士做的是白菜批发生意，主要是从外地批发新鲜白菜运到杭州，再批发给小摊小贩。她指着一车圆白菜说，这些圆白菜是从山西运过来的，在当地的收购价是每斤一毛五分钱，运费每吨500元左右，加上冷库费用和人工搬运等费用，成本平摊到每斤菜上就成了三毛钱，远远超出了菜价本身。宋女士表示，如果从路途更远的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运来，那运输成本就更高了。“6毛钱买进来的话，一般会9毛钱卖出去。除掉运费，我也挣不了多少。”宋女士说。

　　“走过来要48小时，两天，这一车光运费就要1.5万多元，加上别的，两万元多点，差不多三万块钱吧。”另一位蔬菜批发商大致算了一笔账，他和朋友合伙在河北包地种菜，地租3000多元一亩，大概每亩可以产6000多斤蔬菜，加上雇人帮忙收菜，“算下来，起步价差不多是四角或五角多钱。”而运到杭州之后，卖价差不多达到七角多钱一斤。

　　为什么是七角？该批发商做了一个计算，冷库费一天差不多要花去1000元，发不发这一天就是1000块钱，“运费现在抬得老高，运费现在涨到500块钱一吨，去年300块钱一吨，”再加上代收费，加上小工、袋子等各种成本后，价格自然就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元红也认为，“价格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流通环节，农民得到的利益并不多。”

　　而在杭州，这样远途运来的蔬菜并不在少数，并且在城市化进程中，还将会有更多的菜地不可避免地要被高楼“蚕食”。

　　高楼挤占菜地，蔬菜供给不得不舍近求远。在这点上，北京面临着同样的窘况。“目前北京市民吃的蔬菜只有约10%来自本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称，北京现在主要的蔬菜供给，都要靠山东、河北、辽宁等外地省份。

　　“全耗在路上了！”一个蔬菜批发商感慨道。即使菜农、批发商、运货商以及经销商都把利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长途运输中消耗的油费、过路费还是会抬高蔬菜运输的成本，最终难以避免菜价走高的现实。

　　当然，为了缓解近地蔬菜供应紧张的问题，很多“醒悟”过来的城市也在采取行动，改变做法。但是，对于弥补近地蔬菜供应空缺，遏制菜价走高，这些办法的作用到底又有多大呢？

　　“上山下乡”解难题

　　“北京市将要新增菜田30万亩，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完成。”11月17日，北京市农委副主任陈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将要逐步建立菜田最低保有量制度。

　　“我们计划十二五期间，在现在5000亩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亩，达到一万亩，主要以叶菜为主。”杭州市农业局局长程春建介绍说。在杭州，由于长期大量依赖外地菜，一旦遇到突发灾害天气或者别的原因，很容易造成供应紧缺，导致菜价波动。因此，杭州市在2009年已经启动了5000亩叶菜生产功能区建设。农民按照政府要求种植蔬菜，然后相应地从政府手中获得一定补贴。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耕种面积也必须随之扩大，才能与城市的蔬菜需求相适应。

　　不过，蔬菜功能区的最大作用还只能用于应急，并不能满足城市蔬菜的日常需求。媒体在调查中了解到，杭州市的蔬菜种植面积共有大约16万亩，只能满足城区30%的蔬菜需求，而目前的功能田即使由5000亩增加到10000亩，也只能增加2%的需求蔬菜需求，实在是杯水车薪。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近郊蔬菜种植基地面积的缩小，杭州的蔬菜需求和近地供给之间的矛盾也必将进一步激化，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权宜之计就是目前所采用的从外地调菜。

　　“近郊蔬菜基地不断减少，这是全国的一个趋势。”随着城市半径的扩大，在城市近郊腾出菜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杭州市农业局农作处的郑军辉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杭州蔬菜播种总面积的稳定，蔬菜种植区将不得不考虑从近郊向中远郊，尤其是向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转移。“上山”和“下乡”成了解决杭州蔬菜需求的一种方式。

　　“上山”，就是把杭州西部县市一些原本种植大豆玉米的田地，转而改种山地特色蔬菜；所谓“下乡”，就是蔬菜种植向城市远郊、区县乡镇发展。根据杭州市农业局的数据，从2005年到2008年，杭州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在下辖七县市共增加了5.78万亩的蔬菜种植面积。然而，这种方式并不能消解人们的担忧，因为如果远郊甚至乡镇也难以满足蔬菜需求，那未来的菜地将置于哪里？

　　相比于高楼建设时的轰轰烈烈，菜地的“转移“却显得如此困难和无奈，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有很多人认为，投入和产出比的利益博弈，在其中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

　　“盖楼和种菜相比，收益绝对是天壤之别。”张玉玺一语中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在目前，城市的量化扩张还是很多地方秉持的城市化准则和理念。

　　早在上世纪末，杭州就已经吹响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号角，而就在前几年，“加快步伐，全面推进杭州城市化发展”还只是该市一个响亮的口号。然而，类似于杭州这样快速扩张中的成长型城市，目前在国内并不少。

　　“由于城市发展扩张速度较快，往往忽略了周边农产品供给的配套建设，缺乏全局性的考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最终导致蔬菜自给率偏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卫龙宝解释说。

　　守住百姓“菜篮子”

　　“要抓紧制定郊区‘菜篮子’建设发展规划，实行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9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简称“国七条”），其中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老菜地的保护，在城市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建设新菜地。

　　城市周边的大量菜地，让位给大规模土地开发，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推动城市菜价走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人们的生活中，也经历了从“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军”，再从“糖高宗”到“油你涨”、“苹什么”的无奈更迭。“菜奴”、“海豚族”、“悭钱族”……随着食品涨价而来的，是人们各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与此同时，中央高层在短期内密集表态，拟定措施抑制价格过快上涨。

　　11月11日晚，正值广州亚运会开幕前夕，温家宝总理来到广州市区繁华闹市的一家超市，了解市场供应情况，当即表态“市场供求和物价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叮嘱地方有关负责人要千方百计保持供货渠道畅通，保证市场供应，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在1988年提出以后的22年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逐渐被弱化。而在9月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七条”里，这一制度得到明确重申，要求切实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在城市推进和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小的情况下，再一次确定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以及重申“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势在必行，当然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问题。

　　但是，高楼占地与农耕用地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上所述，随城市半径扩大而来的，必然是耕地的缩减，这直接减少了蔬菜的生产量和供给量，再加上被补贴的菜农涌入城市，一跃由农民成为市民，加入到了城市蔬菜消费者的行列中，更是加剧了供需间的不平衡，最终使得蔬菜价格走高。如此看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与农耕的矛盾，就成了城市化路途中始终无法避免的问题。

　　“这自然是要发生的，”卫龙宝表示，城市化推进过程当中这种传统农业的经济状态，跟城市化以后的状态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或者一些摩擦，这也是中国发展未来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能把那些负面的因素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