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野草”飘在文化苦旅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

　　一根“野草”飘在文化苦旅

　　□ 本报记者 李 婵

　　修建厕所，这似乎不是一个穿着花衬衫、牛仔裤的年轻“潮”小伙能够干出来的事情，而进行生与死的哲学思辨，仿佛也不属于风华正茂的范畴。

　　事实是，厕所的确修起来了，并且成立了野草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野草”）。从2004年到2010年，公益修建的生态旱厕涵盖四川省内20多个项目基地。在山腰，在林间，在农庄，千余户生态旱厕已然成为何磊和他的团队“野草”对话大自然最直接的语言。

　　几个看似散漫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漫天乱侃，在烟雾缭绕中玩笑和打闹，这是“野草”最基本的工作方式。

　　“这个团队可以承受经济上的窘迫，但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度过了“凑钱上班”的时期，这句话是支撑“野草”走下去的最中坚的信念。

　　再见，少年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取名‘野草’。第一，三年后它没有死，很意外活下来了，像野草一样有生命力；第二，野草代表着自然界最普通的一个植物，象征着环保同时也代表了我们的价值取向；第三，就是在野不在朝，那个时候就定位自己是一棵民间的小草。”何磊说。

　　从“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初衷到对文化根源进行反思，何磊轻描淡写出来，如同讲他刚刚吃完番茄炒蛋一样随性。

　　“‘野草’的前身做过心理咨询、周末音乐会、绿色社区网，也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团队，但是说实话效果极差。”2004年，“野草”的另一位负责人刘毅接到何磊的电话，一向嘻嘻哈哈的何磊特别认真地说：“我们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好像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是不是该真正干点事了！”

　　于是，“野草”做了一个三年的约定，由团队成员自己垫钱，每个人每月交100块，来应付一个月几百块的基本房租。“我曾经听到一位老师讲到一个观点‘中国人的童年就是压抑的童年’，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我。然后我开始思考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需要赋予生命什么样的意义，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蜕化，给我的青春画了一个句号：再见，少年！”

　　何磊找来很多书，《圣经》、《道德经》、《逍遥游》、《第二性》、《苏菲的世界》等等，在书里寻找答案，同时打磨自己的内心：“真正的真知来自你的真心，这是说人向外去寻求真知是不容易的，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这是我在那一年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野草”建造的第一座生态旱厕位于广汉市松林镇滴水村，2008年末时值灾后重建，滴水村特有的土坯房子损伤惨重，村民上厕所成了很大的问题。“建造一批具有该村建筑特点的土坯生态卫生旱厕，一来可以保护土坯建筑，二来增加生态旅游的亮点，符合生态厕所传播理念的初衷。”

　　“帮助我们搞灾后重建，为什么不帮我们盖房子？”“给我们盖厕所要不要收钱？”“在我们房子边上再动土，会犯‘煞’”……突如其来的争议让何磊有些意外。

　　先是走家串户地讲解，后来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一遍遍与村民交流。“每晚上定时召集村民，每家老小搬着凳子，坐在一起，愣是把这事做成了一件十分严肃的大事。”几次“茶话会”下来，村民慢慢开始理解何磊的做法了，“一位刚从深圳打工回来的刘姓年轻人还给我们唱了一首歌。”

　　通过一个多星期时间的劝说、走访和解释，终于有5户人家愿意尝试。眼看着项目实施就要迈出第一步，又有变故发生，村民刘子义(化名)明确表示反对，反对的原因，是项目组确定的第一批5户人家中，第一户就是村长。

　　“是不是村长家得了什么好处？否则为什么要先让他家先做？为什么不让我家先做？”刘子义质疑。

　　“当时几乎感觉有些山穷水尽了。”何磊采取了迂回的战术。他没事就去刘子义家做客，一起喝酒摆龙门阵。在几番周折之后，项目组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刻，第一批5户生态卫生旱厕终于建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有很多人问我这么多年谁对你的帮助最大，其实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私心、心计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发现有很多人在支持你，这就是我最深的一个体会。”

　　从2007年借钱注册至今，“野草”已经拥有了不少“粉丝”，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来来去去不断为“野草”输送新鲜血液。

　　“今天‘野草’的团队也是支撑我们能够持续的一个中坚和核心，因为目前这10个成员当中曾经有一半人都参与过‘凑钱上班’。我不是说不拿钱就不是一个团队，而是说它可以承受任何理念带来的经济上的窘迫，事实上现在来看，这10个成员是经得起考验的。”何磊后来撞上刘毅，遇到古世鑫，碰见杨正清，10个人最大的共识是“读书无用论”，虽然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

　　“野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闲聊，他们相互聊情感价值、聊社会现象、时事政治等等。他们会讲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当然不完全是工作，涉及到性、情感、婚姻、哲学、宗教等，来谈个人的感受和见解，用这些方式互相浸润，引进不同的文化尝试。

　　2009年3月，滴水村旱厕项目加强推广力度，“野草”项目总监杨正清在滴水村狮子联合小学，进行了生态卫生旱厕基础知识及旱厕维护管理办法的培训—

　　“这个厕所一定要随时注意洒草木灰，不然臭味会使苍蝇、蚊子知道，它们就会来光临你们家的厕所了……”

　　“杨正清带领一群孩子们创作‘我心中的厕所’，直接雷翻了一大群人。”刘毅总是烟不离手，他把声音拔得细长，作出一副“童真童趣”的样子：“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画我们心中的厕所。”

　　“父亲总在说，你得搞实业，你这些东西都看不见摸不着。”处于低谷时，刘毅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这份工作好像跟他的理想也不近。他曾经也像父亲那样念叨：“我得干点儿实业！干点实业！”然后去考察生态旱厕的项目基地。在他的心里，做环保就是干实业，他要做大“野草”。

　　“如果说谁在真正意义上对我启迪最大，或者影响比较大，应该是我的那位老师，再有就是我的爱人，她总是莫名其妙地支持我，用她的话来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办公室里一片哄笑声，何磊依然义正言辞，“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不同意，但是她就是这样莫名其妙，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也说不清楚。”

　　灰色地带曲线突破

　　“我们做过两件特牛的事情，一件是凑钱上班，另一件就是一群大姑娘大小伙子修厕所。”“野草”团队里，没有人以此为耻。

　　2008年，野草的经费60%来自基金会赞助，另外40%是通过策划项目赚来的。现在，小小的“野草”也有10个专职人员，他们在成都386个社区中建立了140个环保辅导站。要成为野草团队的一员，绝对不能有房贷，“因为房奴的生活不自由，我们向往自由的生活”。

　　事实上，在野草工作不可能还上房贷。2006年一年，野草所有人拿的是“承诺工资”，只是一个承诺的数字，一分钱也不发。2007年，发了50%的象征性工资。从2008年开始，野草实现了全额发工资，“算是成都市民工资的中下等水平”。

　　何磊说，即使这样，加入野草的成员从来没有人半途退出过，他们都在靠过去工作的积蓄生活。

　　“我们认为今天中国社会在转型，价值观念在转变，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在变，这时候更需要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支撑我们的生活目标。”何磊说，“环境污染是人心的污染造成的，当下更多的应该是唤起我们对自然的敬仰和敬畏，以此来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走向一条更为持续的发展道路。”

　　在“野草”2009年的年会上，又多了将近一倍的陌生面孔，这些面孔聚集在一起，只为加入这样一个NGO，完成一个“生态旱厕梦”。

　　何磊很高兴，“野草”已经在悄然向“森林”发展，现在每天有不少电话找他谈合作，“我们比较好使，什么都自己干，策划、调研、培训、推广、协调……”

　　但他最高兴的事情还是，“野草”建造的厕所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