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周立波的本来面目

　　找回周立波的本来面目

　　翟春阳

　　11月29日，《南都周刊》总编辑陈朝华在其微博上发布了如下一段文字：“去年《南都周刊》年终特刊‘2009城市年度人物’专题，把周立波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代表人物大加褒扬报道，作为主编，对此判断失误，我要向上海市民道歉，向《南都周刊》的读者道歉。”

　　然而陈总编可能并没真正认识到，《南都周刊》当初错在了哪里。如果不是周立波一连串的网上失言，《南都周刊》恐怕依然会不改初衷。

　　一般认为，是周立波自胶州路大火以来的一系列网上言论，让其暴露出了本来面目，也才导致了《南都周刊》总编的痛心疾首、悔不当初。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即使这后来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南都周刊》把周立波作为上海精神的化身，依然是“失误”的。

　　周立波不是“为政治而艺术”的

　　周立波不过是一个艺人。这是他与韩寒的本质区别 。当然“韩寒不过是一个赛车手”这样的说法同样成立，但韩寒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不是因为他在赛车场上如何如何，而在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及其影响。韩寒在赛车场上如何如何，与周立波在舞台上如何如何本质上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形式，一个开车，一个念“台词”。此前人们把周立波视为上海精神的化身，所依据的就是周立波的“台词”。

　　台湾演员金超群所主演的《包青天》深入人心，如果因此就把金超群视为“青天”的化身，荒唐不荒唐？

　　不能不说，人们将周立波引为同志，某种程度上缘于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周立波拒绝上春晚”契合了公共知识界对央视春晚长期以来的批判。而周立波的节目，其对市井百态的关注、对权贵的嘲讽，也确实与央视面目判然有别。但若说周立波的节目多么针砭时弊、多么关注公共事务，也未见得，周立波的节目之受人欢迎，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娱乐功能，而其有关公共事务的部分，一般都是拾舆论之牙慧，不深刻更谈不上“不畏权贵”。周立波确实是个聪明人，他与姜昆等过气明星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善于从网上获取素材，善于将网络语言、网络段子融入到自己的节目中，这些语言因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使其节目分外鲜活、分外受到追捧。

　　周立波首先是一个艺人，而且没有“其次”，他也只是一个艺人。他的节目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金钱而艺术”，而不是“为政治而艺术”、“为公共批判而艺术”。周立波作为一个艺人，与周杰伦作为一个艺人，并无不同。可以设想，如果周杰伦歌词里有一两句抨击时弊的内容，就从此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了吗？

　　周立波不是民意的渠道

　　许多评论提到了古时的艺人如何如何，如不畏权贵、勇于讽谏、有民族气节，等等，拿来与周立波做鲜明的对比。其实趋炎附势乃是人之常情，尤其从事演艺者更是身不由己，因为若论最大的“衣食父母”，还是非权贵、富人莫属，而早先的街头说唱不过是跻晋身权贵之家的必经之路。那些古书上记载的具有“风骨”的艺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其中不排除有“小说”的成分份。

　　当然不是说艺人就可以趋炎附势。但要艺人在皇帝面前做一个诤臣，在其节目中申伸张正义，也显然不是艺人可以承受之重，因为这些本非他们的角色。若有谁这样做了，当然值得敬佩；但若他们不愿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不过是谨守本分而已。再者说参与公共事务，一般情况下并非艺人所长，所以要明星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队伍中退出的呼声，近年来可谓此起彼伏。

　　也许是周立波节目中的一些内容契合了大众的愤愤不平，让周立波不小心被视为了“上海精神”。这让笔者联想到相声的没落，人们谈起相声的没落，总是归咎于相声失去了“讽刺”，而所谓“讽刺”，则无外乎对腐败的“讽刺”、对社会诸多不合理现实的“讽刺”，而作为反证的，则是周立波的“脱口秀”。

　　其实要求文艺发挥反腐的功能、反映应民意的功能，同样是文艺难以承受之重。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是一直颇有微词吗？要求相声与脱口秀成为民意的传声筒，与“文艺为政治服务”并无二致。相声与脱口秀，最本质的属性，还是“文艺”；作为文艺，相声与戏曲、音乐、绘画等，本质是一致的，奈何独独强求相声承担反腐、传达民意的责任？至于相声何以没落，窃以为与有无“讽刺”并无多少关系，主要还是在文化多元、传播技术日益便捷，文艺消费品纷至沓来、目不暇给的今天，相声的受众相形减少从而显得“没落”起来，乃是必然的结果。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观察周立波的曾经受欢迎与当前的被抛弃———受欢迎是他的一些节目可以让大众一抒不平、抑郁之气；被抛弃则是最后发现他与我们大众并非一伙的。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当前社会还缺少足够多、足够宽广、足够通畅的民意传达与宣泄渠道渲泻渠，或者说真正负有为民请命之责的媒体、学者，等等，没有完全履行责任。于是周立波的出现才让人喜出望外，而当其视网民如“粪”，大众又分外失落———这样的心理，与人们对央视春晚的批评与期待，何其相似乃尔。

　　周立波可比台湾郑弘仪

　　有人或许会说，周立波之所以引发众怒，是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言论相当失态。但遗憾的是，舆论所聚焦的主要还是其“风骨”而非其“风度”———人们一方面苛求一个艺人负担起“政治责任”，一方面又放任其突破作为公众人物的底线，甚至是做人的底线。

　　由周立波，可以联想到郑弘仪。

　　郑弘仪是台湾三立电视台“大话说新闻”的名嘴，在台湾“五都选举”前的一次造势晚会上，郑弘仪脱口而出，以“三字经”大骂马英九，辱及马英九的母亲。此事引发台湾舆论轩然大波，不分蓝绿纷纷予以谴责，并迫使郑弘仪最终向社会公开道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因在此一事件上态度暧昧而招致舆论批评，理由是蔡英文作为女性，竟然对郑弘仪这种侮辱女性的言辞没有严厉谴责，实在有失作为一个政党领袖的高度。事实上，当时确有不少妇女团体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表达抗议，认为郑弘仪所为，不仅侮辱女性，还对社会造成恶劣示范。

　　周立波日前在微博上与网友骂战，其表现相比于郑弘仪，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话甚至“不堪入目”，比如：“你在说你妈吗？我代表全世界的戏子问候她！谢谢她曾为我们服务！”需要指出的是，周立波并不是在“以牙还牙”，他所“回复”的那位@yingsam脖友并没有辱及周立波的母亲。

　　然而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妇女团体对此予以谴责，更鲜有演艺界人士声讨，这件事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一般。既然社会如此宽容，周立波自然也用不着像郑弘仪那样向社会鞠躬道歉。

　　人们或者纠缠于“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民意”这样的宏大话题，或者像分析一场比赛一样探讨是什么因素让周立波大出洋相，或者把此一事件娱乐化而大肆炒作其与网民、方舟子、孔庆东之间的骂战。就是没有几个人趁此反思，这样一个连基本做人底线都丧失掉的艺人，本该受到市场的唾弃，为何反而受到追捧———在江浙一带23场演出，场场爆满。

　　是周立波个人失去了底线，还是我们整个社会一同失去了底线？

　　让周立波回到“艺人”位置

　　还原周立波本来面目，他不过是一个“艺人”。

　　他是一个成名的“艺人”，成为“公众人物”的“艺人”。但他依然是“艺人”，其道德水准、价值判断、知识层次，并没有因为成为“公众人物”而有所提升———这是他所受的教育、所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并不与他的名气成正比；他被与孔庆东相提并论，孔庆东是北大教授，而周立波只是一个“艺人”，岂可以一个教授的标准苛求一个“艺人”呢？

　　对周立波的批评，需要让其回归到“艺人”的位置。人们大可不必对其对权利“感动”奚落不已，更不必对其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抱有希望。从他近日的表现看，其连做人的起码素质都没有，又如何承载城市的“精神”、艺人的“风骨”？若对其如此期待，好有一比，陈水扁之子陈致中选前曝出嫖妓丑闻并被司法所确认，不影响其最终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皆因某些人要把自己的“台独”美梦寄托在陈致中身上实现，于是也就对其不入流的个人品德忽略不计了。人们对于周立波的期待与批评，便是如此的没有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