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2日凌晨3时，54岁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去世。这引发了全国媒体自发的集体“普法”行动。法学界除了纪念，还有反思。“他是一面镜子，每个人对着它反省：很多事我能做而没有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
去年6月，蔡定剑在体检中被查出胃癌晚期，多次化疗效果显著，但今年春节之后病情又迅速反弹。好友和同事都认为，蔡定剑实为工作所累。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三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在中国宪政学者中，蔡定剑是少数研究真问题的学者。
“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
蔡定剑的人生脉络并不复杂。1975年他是福建沿海的一名边防军人，1979年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1983年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86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2004年起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者。
“他说自己的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福特基金会原负责人张乐伦说。蔡定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军队而选择离开，尽管那时几乎没有比军人更令人称羡的职业；他离开机关，“因为学校思想与研究空间更大”。
当年，36岁的蔡定剑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大系统和法学界知名的“学者型官员”。此前，从未有人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做过系统论述。2002年，蔡获评“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蔡定剑的名字引起公众注意，是在2003年。他组织一些人大官员和学者所作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发表，直接介入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议题。
2003年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
“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他与纯粹学院派的学者不一样，他讲的道理往往是简单、直接的，他用的文字是明白、流畅的，而仔细读他写的东西，会发现都带有很深的感情。”北大法学院原院长、现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9月，乙肝病毒携带者浙大学生周一超因刺杀人事干部被判死刑，网友发起1611名公民的联署行动，要求对全国31个省份招考规定进行违宪审查。乙肝患者维权网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给当时的官员蔡定剑打电话，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口袋不能随意搜查，公民的身体怎能随意搜查？”蔡认为，体检、党团员身份要求甚至“干部年轻化”口号，都可能涉及歧视，而这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2004年6月，蔡定剑担任所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宣布成立，当天同时启动了“反就业歧视国际法律合作”项目。
在每年评比中，宪政研究所的“横向课题”总列前茅。研究所课题繁多，但主要集中在反就业歧视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和公众参与三大议题。蔡定剑的工作伙伴刘小楠说，蔡的一个未完成的设想是，希望组织师生，一个人专攻一项公民宪法权利，再结集成书。“他认为，国内宪法学者对国家权力研究得多，但对公民权利研究得少。”
蔡定剑一直关注宪法司法化和私法化。“他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宪法是拿来用的，他一生努力的立足点，就是如何把宪法变得更有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
今年1月，蔡定剑抱病联名20位专家学者呼吁取消高考中的乙肝歧视，一个月后，各地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取消乙肝检测。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说，蔡的执著令她感动，“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财经委主任顾宏平称“蔡定剑是个伟大的人”。2007年起，蔡联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一起，在宪政学者孙潮担任一把手的上海闵行区进行公共预算改革，设财政预算初审听证会与人大代表修正案两道“关卡”，保证了监督终可真正落实。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
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蔡定剑，总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此次病重，他不让客人到病床前探视，坚持梳理整齐，坐到客厅沙发上接待。蔡定剑是公认的完美主义者，他的儿子蔡克蒙认为他是一位严父。学生很难得到他的高分，而工作伙伴和助手，则已习惯他的认真性格和从未有当面的表扬。
每年全国“两会”前，蔡定剑总会召集专家记者谈预算。12月4日普法日，蔡会在高校作普法讲座。“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推动者。”他说。
去年底，蔡定剑主持召开“中国宪政前景论坛”，论坛发言被集结成书，题为《走向宪政》。11月19日，书的另外一位编撰者、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带着样书到医院，此时，蔡已拿不动书，放在胸膛反复抚摸。
11月23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为蔡定剑举办的追思会上，他的同事王人博说：“研究宪政的人有，以宪政为业的人有，但像蔡老师这样，像一位虔诚的教徒，以宪政为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的，只有他一位。”
（摘自2010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
作者：苏永通 黄秀丽 杨佳瑜 王钟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高瑞)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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