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邓红阳
每天一大早，河南省豫东监狱十二监区服刑人员卢玉(化名)趁其他服刑人员还没起床时，就开始打扫监区的卫生、帮助老弱病残人员如厕。
这些表现都将计入专门为服刑人员减刑设计的“3+2”算式中去。
刚入狱时，这个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年轻人谁也不服，在管教民警的教育下，他的一些恶习慢慢被改掉，但总感到前途渺茫，减刑奖励使他恢复了重新走上社会的信心。
“是不是谁有关系，谁的减刑机会就多？”这种担心让他对减刑充满疑惑。2003年，他被依法减刑两年后，又有了一次减刑机会，但监区领导说：“他刚减过刑，刑期长，减刑间隔短，应该考虑其他人。”他找到监区长说：“我认真接受改造，改造积分高，符合减刑条件，为什么不考虑我？”
这次减刑机会错过后，他认为监狱在减刑问题上不客观公正。此后，他多次顶撞民警，成了“刺儿头”。
与卢玉有着相同想法的还有不少服刑人员，有的由于没获得减刑，甚至以绝食等极端方式自暴自弃。
每次减刑给服刑人员带来的变化，监狱长高建刚看得清清楚楚。他在监狱领导班子开会时多次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教育。我们要通过减刑，激发服刑人员的改造热情。”
如今，豫东监狱探索实践的“3+2”减刑工作法让像卢玉这些原先的“刺儿头”对监狱公正执法充满了信任。
一个精确可测量的标准
事实上，监狱并没有减刑权，拥有的是减刑提请建议权，减刑权在中级法院。在基层监区从事减刑工作16年的民警贺绍亮说，减刑提请权是监狱根据法律授权，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人员依法向审判机关提出减刑建议的权力。这个权力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审查谁符合减刑法定条件；二是决定给谁提名呈报减刑。
“第一项工作好做。谁符合减刑条件是有硬杠杠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减刑硬件"。但第二项工作却十分难做。都够条件，给谁减不给谁减，必须由监区民警合议后才能做出。这需要对服刑人员个体之间改造情况差异作一个综合比较与判断。”贺绍亮说，一般在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减刑间隔长、行政奖励多、积分高、首次减刑、减余刑、入狱时间长的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获得呈报。这些因素是民警们长期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被民警称为“减刑软件”，决定减刑几率的正在于此，但却没有制度规范，因此“减刑软件”也成了监狱执法最易受人质疑的环节。
贺绍亮介绍说，卢玉遇到的问题，其实再普通不过了，他曾两次减刑，而且第二次减刑间隔时间刚够，在同等条件下将减刑机会让给减隔时间长或首次减刑的，其实也很公平。
“要通过管理创新解决廉洁公正执法中的问题，让服刑人员对减刑提名心服口服。”高建刚认为，减刑提名的标准应该是动态的、可竞争的、可测量的，而不是用嘴进行说教。
“3+2”减刑工作法就是把减刑提名做到彻底公开、透明：
所谓“3”，也称“三考”，就是重点考核服刑人员在当次减刑时的计分考核情况、行政奖惩考核情况、减刑间隔情况3个环节，作为服刑人员当次减刑提名的客观事实依据；
所谓“2”，也称“两推”，就是所有服刑人员减刑都必须经过分监区、监区两级民警进行投票，按得票比例折算分数，纳入服刑人员减刑综合评价体系，而不是管教民警或监区长、监狱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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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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