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 枕着长江守望可可西里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厚重的长发覆盖在他的头上，杨欣说，这更像可可西里的牦牛，用深厚的毛发保护自己的身躯

　　杨欣 枕着长江守望可可西里

　　□ 本报记者 李 婵

　　成都市东郊比较偏僻的建设南新路27号，在一幢很不起眼的居民楼里，如果足够幸运，你也许会碰到一个身材魁梧、衣着整洁、满脸络腮胡须的汉子，他会很“江湖”地给你打个招呼，匆匆与你擦身而过。

　　这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杨欣，他的一位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同事总是站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嗅他身上的味道：“汹涌、广阔、气度滔天—举手投足沾满长江的气息。”每每这种时候，杨欣又像漂流在浑黄的江水之中：“长江作背景，不敢不刚强！”

　　在“绿色江河”办公地，平时很难见到杨欣。“环保不能坐在家里进行，它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事业。”此时的杨欣，可能在冰天雪地的各拉丹东雪峰，在海拔46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在北京某大学举办环保演讲；在深圳某大公司与老板商讨支持环保事宜；也有可能已经飞往国外，与国际环保组织交流经验。

　　大江东去，24年前，冰冷的虎跳峡江水卷走10位热血赤诚的青年，杨欣在大浪滔天之后活了下来。13年前，杨欣义卖著作《长江魂》建立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为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反偷猎的最前沿基地。如今的杨欣，依然行走在长江边上，为建立岷江自然保护站不断地奔走。

    难以割舍长江魂

　　小时候的杨欣曾经想过，长江到底从哪里来？但身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6年5月，20岁的杨欣和队友宋元清、王琦一起前往至长江源头，“看到雄伟的各拉丹东雪峰以及形态各异、晶莹剔透的冰川，就像有一种力量在召唤，直到看到一汪颜色极美的水泊。”

　　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之间的山窝里，一泊翠绿翠绿的湖，周边聚拢的细小的水源，往湖里注入一点一滴的绿色。湖边两个开口，湖水一条流入长江，一条流入黄河，在这个如母亲般的湖泊里，长江和黄河是交织辉映的。

　　那时的杨欣，是一个探险者。他们从源头起航，开始漂流长江。

　　24年之后的杨欣再一次回忆起首漂长江，淡然而笃定。“当时我和宋元清、王琦就商量，科考队资金暂时不能到位，干脆我们自己干。”

　　那一年的长江上，共有三支队伍在漂流，另外两支是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和中美长江漂流探险队。“但那一次的热血沸腾，让我们瞬间就失去了10个同伴。”

　　漂到通天河巴雾滩时，杨欣划的橡皮船刚刚冲出险滩，靠了岸。作为随队摄影师的他从防水袋中取出相机，赤脚跑回滩前，准备给队友留影。

　　一个转身的时间，后面队友的橡皮船也冲进了险滩，却立即被埋入了惊涛之中。巨浪把小船从浪涛谷底高高抛起，另一个巨浪从相反的方向扑来，两股巨涛在船下相撞，发出巨大的声响。

　　后来，这幅名为《在疯狂的浪尖上》的作品为杨欣赢得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这一次的长江漂流，让杨欣认识了后来轰动中国的野牦牛队，再后来，杨欣听说了索南达杰的故事。

　　索南达杰，为了保护长江的北源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他一个人和18个偷猎者枪战，最后中弹牺牲，临死手里还握着枪，高原肃杀的严寒将他冻成一座雕塑，保持着推子弹的动作。

　　杨欣和野牦牛队一起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草场退化，冰川消融，野生动物被猎杀严重。“在这里我发现了生态问题，我却无能为力，但是已经有人为之牺牲，我想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杨欣说，这是最原始的希望，这样一个地方，值得去为之做点事情。

　　杨欣将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藏羚羊反馈给从未接近过可可西里的人们，“我想，从那个时候，我的身上也同时贴上了这些标签。”这些大众词汇一直伴随着杨欣身边。

    打不倒的环保人

　　探险者或者环保主义者，杨欣的每层身份都让他对死亡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当年的长江首漂，之所以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不是因为事件本身有多么轰动，而是有那么多人为之牺牲，而我们还活着，但我不认为自己是英雄。”

　　“以前我总想能活过40岁，我就赢了，你看，现在我健康地活着，所以我赢了。”厚重的长发覆盖在他的头上，杨欣说，这更像可可西里的牦牛，用深厚的毛发保护自己的身躯。

　　以前，杨欣带领的考察队、探险队到长江源区，他不允许队员们携带枪支，也不允许队员们乱丢垃圾，即使是无人区，撤离一个地方时，最后的工作就是清理周围所有垃圾，然后掩埋。

　　褪去探险者和环保主义者的身份，杨欣只是原渡口市河门口电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可是眼看各拉丹东雪峰脚下的藏羚羊越来越少，以往大群大群的藏羚羊在草场上奔跑、尘土飞扬的场面不见了，杨欣总是望着一望无垠的草原不言语。

　　杨欣在《亲历可可西里10年》一书中回忆：“保护站的建站资金迟迟不能落实，扎巴多杰多次打来电话。有一次他酒后鼓足勇气打来电话：‘杨欣，我很难，你一定要帮助我们，保护站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来？’”

　　1995年，他坐在家里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上起草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的活动方案，“绿色江河”得以成立。在采纳了朋友的意见后，他把多年行走长江源的经历结集成书，进行义卖。

　　义卖的书款使得可可西里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建起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这是可可西里第一栋建筑物。保护站的名字毫无争议，以“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

　　在之后的日子里，“绿色江河”系统地进行了青藏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藏羚羊种群调查、垃圾分布及污染情况调查、长江源人类学调查；在青藏公路沿线进行环保宣传，帮助当地小学建立环保组织；在青藏铁路修建期间为藏羚羊设置“红绿灯”，在青藏公路拉起一条横幅：“藏羚羊过公路，请您稍等一会。”用以保证藏羚羊的正常迁徙。

　　“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用最人性化的做法和语言告诉人们，动物和人是平等的。”志愿者送司机平安符、野生动物贴画，告诉他们，以后如果遇到藏羚羊，请稍等片刻。

　　此后，每逢藏羚羊迁徙的季节，保护区管理局都会在青藏公路巡逻、拦车，而不再有红绿灯。

　　“杨欣是个很好的摄影者，绿色江河最不缺的就是照片。”绿色江河另外一位专职人员易晓华说，杨欣出版了一套大型画册《中国长江》，这是中国第一套展示长江全流域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图册。

　　图册的义卖款项将要用来支持“绿色江河”在岷江地区建立第二个自然保护站。这个站已筹备多年，杨欣说，这将是一个国际自然保护站。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组织将会参与其中。建站资金约在300万左右，“一边建，一边卖书筹钱。”

    前仆后继环保路

　　杨欣带领“绿色江河”对冰川做了整整五年的研究。在哥本哈根，他提出“冰川消融从高地开始，冰川是高山的血液，高山的血液流干以后，将失去孕育周边森林、草原的源泉”的观点。

　　“我们并不是正式的被邀请代表，而是作为中国NGO代表的参与者。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发出的大部分声音都是被忽略的，但是不能怕被忽略就不发声了，而且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这次发声哥本哈根，杨欣的呼吁终于见到了成效，全世界都知道可可西里荒原建起了第一座和偷猎者决一死战的堡垒。

　　摆脱不了长江情结，杨欣又转而奔走于长江上游，建立岷江自然保护站。“岷江是大熊猫的故乡，岷江上游地区正处于由原始状态到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环境的变化将对其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成为他带领的“绿色江河”环保组织的志愿者，除了有一腔热情，还必须要签下“生死状”，“因为高原作业，就是出生入死。”

　　从漂流长江到保护长江和可可西里，跟杨欣合作的队友中，总共牺牲了13个人，包括在可可西里死了的两名志愿者。他们出去捡垃圾，汽车陷在那里，冬天太冷，在车里窒息了。“13个鲜活的生命从我身边滑走……因此，对我来说，再苦再难也不能抱怨，因为我还活着。”杨欣搬出一大叠照片，上面是一些现在还活着或者已经死去的队友，他一张一张地翻阅，一瞬间，沉默把回忆拉出去好远。

　　“环境保护的工作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更多。但是环境保护可以世代传承下去，这本来就是一件千秋万代的事情。”杨欣说，他那生于80后的儿子也加入了“绿色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