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砚回城搭车 |
在红原草原 |
“我以前是广告公司的,知道怎么做营销,我看没人买车,就写了个广告语:这是一辆年轻的车,上路才21天,现赔本销售”。没过多久,就有人来询问车了,最后这辆车卖了3000多元,卖完车小砚和阿亮大吃特吃了一顿,吃完饭,阿亮告诉小砚,他想回家了,再不回家就没有工作了。小砚十分理解阿亮,饭后,二人把剩下的钱分了,小砚拿到600元,告别了阿亮,独自一人继续上路了。
赌局
“我很豪迈的,喝酒吃肉交朋友。”没过几天,小砚身上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为了能继续赶路,小砚想到一个新主意:赌台球。
在藏区很流行打台球,很小的城镇、乡村都有很多人打台球。张小砚小时候家里开了一个台球厅,耳濡目染,她的台球技术也不算低,按她的话说,不算高手,但也绝不是“棒槌”。但多年未碰过球杆的小砚,跟人赌台球的时候还是十分谨慎的。
“赌了很多次,我赢的多,输的少,我很谨慎的,人家打球我在旁边看,有把握了我才去,赌得也很小,我开始赌碗面,赌一包棒棒糖,赌点玉米肠、一瓶水这些生活必需品。我要是输了的话,我手上很多小东西,我就拿这个跟他们换,以物赌物。后来总是赢,就开始赌钱了。”小砚说。
每个赌局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局也就赌个十块钱,规矩就是在开球之前大家把自己的赌金塞在台球桌边的缝里面,一盘打完赢了的话,就可以把输了的人的钱拿走。豪放的小砚一般口袋里有多少钱就把它扣在里面。最多一次,她赢了300多元钱。
“那次是我赢得最多的一次,第一把我赢了一百来块钱,然后我要走,那个人不让我走,他说再赌一把,我就把所有的钱全部押上去,我说全部赌完,不许纠缠,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然后我赢了,赢了三百七八十块钱。”
“你不害怕赢了钱他们会欺负你吗?”记者问道。
“我也怕,所以我不会跟他们很热络,我经常假装听不懂他们的话,就是赌钱,纯赌钱。其实藏民还是蛮耿直的,耍赖也是我自己赖了一次,其他我没见人跟我赖过,我有一次跟人赌马赌输了。”小砚说。
说起这次耍赖,小砚仍惊魂不散,因为这次的赌局差点把她自己的后半生赌进去。
那一次,是在方达草原的时候。张小砚跟人赌台球赢了钱很开心,看到藏民都骑马跑来跑去的,她觉得自己要是能赢一匹马,然后骑回去,那就不用搭车了,这是很爽的一件事,当时一个念头出炉了:我很想要一匹马!
有了目标,小砚开始实践起来。她找了个有马的藏民,这个藏民说不跟小砚赌钱,他说我跟你赌我这个人吧,小砚说你这个人我就不要了,没啥兴趣,想有一匹马的小砚顺势而下,说这样吧,你要输了就给我一匹马,你们家里最好最快的一匹马。藏民说你要是输了呢,小砚说我要输了,我就留下来,我跟你去放马牧羊。
那个时候张小砚觉得自己一路赢了很多,几乎没几个人能打得过她,所以士气高涨。而且这个藏民的样子看起来很矬。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藏民打得特别好,一看他打得很好,小砚就开始紧张了,觉得这个赌注太大了。
“我输不起,然后越打越紧张。其实那盘球没打完,打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把那个球给按住了,我悲从中来,很沮丧,很悲怆,我就想到我回不了家了,啊,我从此就在这里,这个人而且又长得很丑,就开始哭了。哭得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那个人实在招架不住了,后来他就把杆子扔掉,他说好,我输了,你赢了,我送你一匹马,你不要哭了,免得把自己哭死了。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匹马,一匹枣红马。”
这个藏民后来跟小砚成了很好的朋友。去年年末,这个藏民给小砚打来电话说他中了78万。“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年我们遇见的时候,他问过我要是中了奖会做什么,我说如果我赚了钱就去开个客栈,迎接四方豪客,没想到这个藏民后来真的中奖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小砚,我中奖了,中了78万,你想开客栈我可以给你钱开客栈了。我就跟他说,是因为你帮助了我,所以上天给你好运气,你以后要继续做好事,看到旅游人你要帮助他们。”
乞丐
至今一路经历都清楚地刻在小砚的记忆中,她把这些经历比喻成一部没有事先预演的公路电影,“一路人事交织,有兄弟情义,也有陌生人的善意。当然,也有落魄潦倒时,乞讨、混帐篷住。别问我值得不值得,我只觉得相当痛快。”
小砚说在整个旅途中至今特别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西藏的大昭寺门外乞讨的情景。
当张小砚独自一人来到大昭寺时,她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为了能不花门票去大昭寺参观,她结识了在大昭寺当扛把子的老大。
“他手下有很多乞讨的人,我是在大昭寺门口晒太阳时认识他的。因为我讲故事给他听,他特别信任我,他教我怎么混到大昭寺去玩不花钱,我就混进去了,混进去又出来了我们就认识了。”
小砚跟老大讲她自己看过的黑帮电影和故事,然后把自己在路上碰到的好玩的事情讲给他听,老大听高兴了,就请她喝酒,跟小砚还以大哥小妹相称。后来,小砚也加入了乞讨的大军,虽然她的行为看起来是乞讨,但她却坚称自己是“募捐”。
“第一次的时候,是开玩笑的,他们说这里可以讨钱,讨点钱晚上可以喝酒,我就在那讨,我觉得这个事挺容易的,觉得可以干一下。”
小砚的第一次乞讨也是她唯一的一次乞讨。她管一个导游借了一个大喇叭,就在最明显的地方说起书来。
“大家都是走路的人,我也是,我给大家讲一个走路的故事。”小砚当时这样对游客们吆喝起来。
“我就讲怎么从汶川出来,怎么买了摩托车飙到了拉萨,去了墨脱,讲的很夸张,好多人都来听我讲,我就说讨点回家的钱。我很实践主义的,把我的手机拿出来给他们看我路上的照片,把裤子一撩,腿上伤痕累累,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孩儿太牛了。他们就给我钱,有的人给我2块钱,5块钱,有的人给我50块钱,我当时就激动地把钱冲着太阳照了照。”这次乞讨,小砚成功地筹得114.80元。
搭车
一向没有计划性的张小砚,在成功乞讨过后,并没有冲动地把这些钱花掉,她全都攒着不敢花的,迫不得已才会花。客栈只住10元钱一个晚上的,吃饭只吃2元钱一碗的,由于一路走一路都在结识新朋友,很多时候小砚吃住行并不用花一分钱,按她的话说就是“蹭吃、蹭喝、蹭车、蹭住”。
说起蹭车,张小砚说自己还碰上了一个好心的当官人,后来她在从西藏回成都的公路上几乎畅通无阻。
离开拉萨后,小砚开始想家了,为了能早日到家,她就沿路搭车。小砚以“拦、跳、招手”等各种方式拦车,很多人看到她会停下来询问情况。一般营运的车不会带她,有些人停了之后发现小砚没钱就不带她。有时候自驾游会带她一段,她一般都拦藏民的车,好心的藏民几乎都会带她一路。每次搭到车司机问她去哪里,她都会说同样的两个字“前面”。
遇见李局长实在是一次很意外的事情。
那次,是在出了鲁朗镇的一个民俗村,当时小砚看到前边有村庄怕有狗,正在路边掰棍子,这时公路上驶来一辆越野车。小砚迅速跳到路上拦车,已经来不及了,车嗖地从她身边开过去了,当她失望地返身继续掰棍子时,那辆车却在前方停了下来。
车窗摇了下来,一位大概五十岁左右的男人问她:“有什么事情吗?”
“大哥,能不能搭我一段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小砚说。
“去哪里?”
“前面。”小砚随手指了指前方。小砚说那个人看起来很有气场,像个当官的,没想到不仅是当官的,还是个大官!
在车上,小砚与车上的人攀谈起来,得知此人竟然是西藏公路局的李局长,西藏所有的公路都归他管。
“李局长听了我的旅行故事,就问我怎么会没钱回家,我说把钱花光了,他说他去东九办事,只能带我二十多公里。我说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他就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先回成都再回广州,他说你就准备这样回去,我说是啊。后来他就把我介绍给下一站,他说出西藏的路,报他的名字搭车,人家都会带我的,只要找到武警交通的单位都会给我拦车。”
就在前一阵,李局长得知张小砚出书了,还写了他们结识的这段故事,便派秘书联系到她,说叫小砚送一本书给局长,小砚这才知道,在她与李局长相识之后,李局长升为了西藏交通厅的厅长了,李局长一直说张小砚给他带来了幸运。
83元钱
尽管绝大多数的网友都盛赞小砚行走川藏的勇敢与胆识,但仍有一些网友不相信她“83元”走完川藏的故事,也有人毫不客气地批评她在夸大甚至是炒作。
关于“83元”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问题,小砚表示,走到后来身无分文,于是在大昭寺讨了114块钱就继续上路了,回到成都,口袋里还剩31块钱。“一减不就是83元了吗?”
面对“川藏归来就剩下31元”的怀疑,小砚微微一笑,表现得很洒脱,“没什么啊,这世上总有一部分人不懂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和快乐。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了。实在想不通,就当小说看吧。”
张小砚说,父母对她的“流浪”一直很牵挂,但同时也表示理解与支持。“我沿途一直通过电话、短信和家人联系。尽量做到像公交车一样沿途报站名。”
“虽然开始父亲知道这事时很生气,但《走吧,张小砚》这本书出来之后,父亲看完后,看得热血沸腾,打印了一些游记的打印稿,揣兜里面他就上路了,到西藏去转了一圈,还拜访了我游记中出现的人,他们就带他去西藏周围玩。”张小砚的“驴行记”不仅打动了很多人,还影响了很多人,很多网友看了她的游记都准备按照她的路线走一次川藏。
当记者问到“你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些事情,能支持你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小砚思考了一下说:“我觉得我的性格占很大的因素。如果你看过我的照片你就知道我不是那种很可人、很漂亮的女孩子,我觉得我能够让别人在很短的时间信任我,因为我看起来特别简单,说话也很坦率。我不会是那种有威胁性的人,其实陌生人跟陌生人的交往是没有太多的那种利益冲突的,不过是一顿饭的交情,或者一段路擦肩而过,没有那么多坏人。我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去怎么旅行过,所以就像在日常中去交往一样的,我不觉得在路上跟在生活里面有什么不同,我平时也是这样去跟人说话,就像我跟你说话一样,我跟藏民他们说话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挺帅的,我就会说出来,反正就是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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