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不问不说”政策何以走向终结？

　　作者：麦嘈

　　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废除1994年至今实施16年之久的“不问不说”政策及相关法律接受议员质询。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和国会在涉及同性恋军人权利的问题上，朝着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的目标迈开了决定性一步。

　　“不问不说”(英文：Don’t Ask，Don’t Tell)的说法基于美国国会1993年通过的一项禁止公开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法律。简单地说，只要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不在军营里公开身份，就允许他(她)们服役。“不问不说”是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妥协后的一项折中方案。根据这项法律，禁止军方主动询问军人的性倾向(若军人明显表现出同性恋特征或行为，还是会受到调查)，在征募士兵的表格上，性倾向一栏被撤除，同时，禁止同性恋军人公开身份或对外宣布自己处于同性婚姻关系中。

　　该政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与历史脉络。克林顿执政以前，美军完全禁止非异性恋人士服役。1916年制定的《战争法案》含有禁止军队同性恋行为的条款。二战时期，有4000名男子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军队拒绝征募。克林顿政府制定“不问不说”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结束同性恋者无法为国效力的不平等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是持自由派观点的民主党人与反同性恋保守人士妥协的结果，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异常复杂。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服役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诸多争论，“不问不说”政策是针对这些争议做出的一种阶段性安排。围绕同性恋者参军的争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同性恋者是否适合打仗；第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同性恋者的加入是否有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成效；第三，异性恋军人与同性恋军人相处会不会有问题。

　　然而，同性恋不适合参军的说法，一直无法为科学研究所证实。更重要的是，许多男女同性恋军人出于对自身权利的珍视，也出于对正直和诚实的坚持，为废除“不问不说”展开了长期的抗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丹尼尔·崔(DanielChoi)，他是伊拉克战争老兵，2009年3月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身份，旋即收到退役信。从此崔成为一位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他致信总统和国会质疑“不问不说”政策，还发起“勇气运动”(Courage Cam-paign)，征集到超过16万份支持者的签名。

　　奥巴马政府上台为最终废除“不问不说”政策提供了历史契机。长期以来，同性恋社群是民主党稳固票源，奥巴马竞选时就承诺上任后将推动同性恋平权立法。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民意天平逐渐倾向于同性恋军人一方，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2008年的联合调查，75%的美国人支持同性恋者公开服役，这个数字在“不问不说”政策推出的1993年只有44%。在美国以外，全世界已有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加拿大等24个国家允许同性恋军人公开服役，北约盟国中只有美国和土耳其禁止公开的同性恋者服役。内外环境的变化都让“不问不说”不合时宜。

　　目前剩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废除，而是怎样过渡才是最佳方案。实际上，废除“不问不说”只是奥巴马政府推动性倾向平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下一步将支持包含禁止性倾向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雇佣反歧视法”通过，并扩大“反仇恨犯罪法”的适用范围。这些立法不仅对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有利，也致力于保障异性恋者的权益。

　　当然，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社会，奥巴马政府的工作方向实际上树立了一个原则，即个人可以有不同信仰、道德和价值观，但不能将歧视带到工作环境中。回顾“不问不说”政策从推出到走向终结的过程，二十一世纪武装力量的多元性，新一代美国人参军，军队高层对于同性恋议题态度的变化，同性恋压力团体对政府的施压，是以上各种因素合力促成了美军同性恋军人政策的转变。

　　正如奥巴马本人当选总统昭示了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取得的光辉成就，“不问不说”政策的终结说明：通过教育，通过持续的文化辩论，让更多的人树立起平等、多元、尊重差异的价值观，社会的改变将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