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中尉时的毛岸英 将张学良作为送毛岸英、毛岸青赴莫斯科的策划主角值得质疑 早些年，有人在文章中绘声绘色地写道：“张学良对董健吾说，"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注：指董健吾的一个孩子及岸英、岸青）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
我认为，将张学良、李杜作为送毛岸英、毛岸青赴莫斯科的策划主角是值得质疑的。
一是，送毛泽东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经过，冯雪峰在1968年的回忆材料中写得很清楚，义勇军将领李杜和共产党员杨承芳一道陪毛岸英、毛岸青到巴黎（康生在巴黎会见了李杜）是事实，但李杜去莫斯科是想同莫斯科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毛岸英、毛岸青是冯雪峰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是康生从巴黎将他们带到苏联的。
二是，冯雪峰虽没提到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的费用，但从其回忆中可以看出，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支付了他们在上海的寄托费用。由此可知，中共党组织也是有能力支付毛岸英兄弟赴苏费用的。
从冯雪峰回忆材料原稿 看毛岸英兄弟赴苏经过 在我的个人收藏中，存有冯雪峰1968年写的回忆材料原稿，从中可以看出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的大致经过。
我于〔19〕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中间通过东北军，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个禁烟委员会（地址和这禁烟委员会的名字我都已忘记），董健吾在那里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车到上海。
……
〔19〕36年董健吾同徐强（老金）有联系是确实的，我到上海后，董就归我直接联系，从此董同徐就没有关系，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联系（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来的，但谁在过去领导徐强，我也不清楚，也许徐强对我说起过，我忘记了。
据董健吾对我说，〔19〕34年35年间，上海中央局某几个重要领导人（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董当时说也只是代名和绰号如“胖子”之类，由于我都不认识也猜不到是谁，听后也就忘了）都在他家里住过，后来他们设法弄到船票到国外去了（这可能是事实，因如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之后，但这几个“重要”领导人究竟是谁，我后来一直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当时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他当时有两个老婆，大老婆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另一处，他同第二个老婆一个五六岁的儿子和丈母住在一起，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19〕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作者注）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王金昌）
(责任编辑：kaimengli)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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