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下农民工生存状态:生活成本高 只能回家

农民工“紧缺”让用工单位叫苦不迭 晚报记者 任国强 资料图片

　　用工荒下的农民工身影

　　记者走访调查城市农民工生存状态

　　晚报见习记者 王煜 报道

　　今年，“用工荒”席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进城务工者为什么开始“挑剔工作”？答案并不唯一。这个群体里，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哪里能赚到更多的钱就去哪里，而且还要照顾家乡的农业生产；有的已经在经济层面上于城市立足，可是考虑到后代的抚养教育成本，还是决定要回到老家；有的是农民工的第二代，他们跟随父母在城市成长，开始比父辈有了更多的关于人生方向和道路选择的思考，尝试着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

　　为了报酬，南北迁徙

　　“哪里有活干，就去哪里”

　　2010年12月29日下午三点，上海火车站候车室，张成立正在等侯回家的K188次列车。以往他每次回家都会乘上午开出的火车，可当天上午来晚了，没买到票，只好改乘这趟将近晚上7点始发的车。离开车还有好几个小时，他靠在椅子上，也不跟身边的老乡说话，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张成立今年42岁，徐州丰县人，就要过去的这一年已经是他在城市里做建筑工人的第24个年头了。之前的将近20年里，他大多在东北打工；最近五六年，他开始像候鸟一般，冬天南下上海，春天回到东北。他做的是建筑的外墙铺筑和粉刷工作，这种活儿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是不能做的，因为水泥等材料会冻结；下雨的时候也不好操作。在工地上都是按做工天数记工资，大冻天和大雨天，是拿不到钱的。上海的春夏不是阴雨连绵就是酷暑难当，而东北的冬天严寒袭人，这让他不得不有节奏地迁徙。

　　除了南北来回跑，每年的夏天和秋天，张成立都要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家里帮着家人一起播种和收割粮食。这个时候很多工友跟他一样要回家，包工头招不到人，给出的工钱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即使如此，张成立还是不愿意留下来做工，因为要是不回去种地，村里人会议论：“这人在外边赚了多少钱啊，连自家的地都不种了。 ”农活干完，再到下一个城市打工。这次来上海，谈好的是干一天活儿给140块，两个月下来，赚了六千多。

　　最近几个月，张成立在电视上间或听到了上海物价“涨”声一片的消息，但他对此没太多感觉。吃住工地包了；衣服被褥都是自己从老家带过来的，很少新买；洗衣粉牙膏这些东西没涨价。每个月还是最多花上五百来块钱，没有变化。

　　最近几年，张成立每年能带回家大概两万五千块钱。 “这些年攒下的钱让儿子读个大学出来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张成立的女儿已经工作了，儿子刚刚上高一。他准备再干个七八年，到自己五十岁，儿子也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了，就回到老家不再外出务工。 “在外边就是受苦呀，都是想着给家里多赚点钱。 ”张成立的腿边，立着塞了几床棉被的大口袋，旁边是他带给家里的一台电磁炉，想着让老婆孩子做饭方便点。这是他从一个小贩那里买的，只要100块钱，他一直担心质量会不好。堆在椅子上的还有他问工地上要的一捆太阳能管，也是他要带回家的。

　　接近傍晚，候车室里没开空调，有些冷了。张成立跺了跺脚，紧了紧军大衣，起身买了一份报纸。晚上，将近10个小时的归家旅程，会比这里更温暖。

　　为了孩子，离开城市

　　“生活成本太高，只能回到家乡”

　　27岁的李娟（化名）最近在和丈夫商量，准备要第二个孩子。和四年前怀女儿时一样，她准备回老家生产，把孩子留给父母带，自己再回上海；不过不同的是，当这个孩子也长到四五岁时，他们就要离开上海，安心待在老家了。

　　李娟在杨浦区的一家电子工厂的车间里做装配工，每天工作8小时。五年前，她从江苏盐城的农村来到上海，认识了自己的一个同在沪上打工的同村老乡，也就是现在的丈夫。现在她和丈夫的月收入加起来，能达到1万元。但就是这样，她还是不愿意在上海生养孩子。

　　李娟算过一笔账：在上海医院生小孩，顺产的全部花费要5000元左右，而家里只要1000元。如果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婴儿时期，她要照看孩子就没法工作，相当于每月多花3000元；她也不愿意孩子这么小就交给外人带。孩子稍大些，要是送到幼儿所，费用也得一个月一千多。加上奶粉、玩具、衣服什么的，上海都比家里贵。在上海抚养这样大小的孩子的成本至少是家里的两倍。至于上了小学之后的花费，两地的差距就更大了。更不用提如果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上海，负担会增加多少。

　　夫妇俩已经做好了规划，他们回去后，丈夫还是做搅拌车的驾驶员，这份工作在盐城和上海的工资相差无几，可当地的消费比上海低；这样李娟就可以不用工作，专心在家里带孩子，也减轻父母的负担。毕竟他们渐渐年老了。李娟说，在上海的日子里，就是努力多赚点钱了，这里的生活成本太高，不是久留之地。

　　为了理想，回乡闯荡

　　“农民工二代，离开还是留守？ ”

　　都说上海好，但它究竟好在哪里？项春梅觉得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待习惯了？ ”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木板房里，她一边握着热水袋，一边这样问自己。

　　父母来上海打工已经快30年了，项春梅是在上海出生的，到4岁时，她被带回给连云港家里的亲人照顾，直到14岁小学毕业后，她又来到了上海。一晃6年过去，现在她已经在一家民营制造公司里工作了一年，之前是在生产线上，后来转做电话销售，每月能拿到3000元工资。

　　“刚来时觉得整个上海就像个街。 ”项春梅笑着回忆。其实，对现在的她而言，除了上班以外，这座城市依然是个街，不在家里看电视、上网的时候，常常就只有在外面不停地逛了又逛。每个月的工资，也不知怎么就花完了，她也从来没想过要存钱。

　　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想能再参加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以后去大公司。可是，大公司招聘员工的头一道门槛就是学历，而她还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读完初中后，因为不符合报考上海的高中的条件，项春梅只能就读成人高中。在那里读书的大多都是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弟，同学们愿意好好读书的不多，而老师又不严加督促。 “学的课程没什么用。考试之前老师都会把题型先告诉你，最后只是做点小改动。很没意思。 ”于是，专心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又“玩”了一个学期后，她从成人高中辍学了。

　　再去读高中，甚至考大学？项春梅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在她眼里，课堂里教的东西实在是用不上，而且还要花那么久时间，真不如自己多工作几年获得的实践经验更有用。她听到过别人讲述的大学里的林林总总，读大学的感受，但不能理解他们在说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对她来说，好像是完全陌生的一个世界。

　　虽然不想再回到学校里，但她一直在想如何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她觉得在上海，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浑浑噩噩，想出去闯一闯。她想回家，在镇上开个桑拿店或者茶室，因为她对这行感兴趣；可是她没有资金，并且从来没做过也不懂怎么去做。

　　姐姐已经工作并出嫁；妹妹正在学习西点厨艺，很快也能挣钱；项春梅养活自己也没问题。尽管家人还住在简陋的外来人密集居住的城中村，但他们也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她相信父母到年老了是会回家的，毕竟“落叶归根”。如果自己不离开上海，可能会像父母一样，一直在这里，然后又把自己的儿女带到这里，等到年老了再回家……一代一代循环反复。如果离开，是不是能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呢？

　　不过，她跟着亲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朋友圈子也都在这里，交的男朋友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外地农村来上海务工者的子弟。自己能离开他们吗？想到这些，她又开始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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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对当前的就业总体形势作出了描述：“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

　　在这场或将持续下去的“用工荒”中，“结构性用工短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权威数字透露中国不缺劳动力，一方面许多企业高喊招不到工。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年初曾表示：“用工荒”并非是今年才有的新现象，2004年中国部分沿海地区就已开始出现民工短缺现象。而当前的“用工荒”则表明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一个劳动力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

　　年初的“两会”期间，国家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分析道：新生代农民工在增加，他们对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享有公共服务等方面有提高要求的新变化，这些为“用工荒”埋下了伏笔。

　　他把改善农民工权益的目标概括成“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报酬有保障，生产有源泉，工作有保险，维权有渠道，住宿有改善，生活有文化，发展有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