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如何看待这一要求?如何落实这一精神?围绕这些问题,中央党校进修部第55期地厅级“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班的学员,前不久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学习、思考、研讨成果或许能给我们更多启发。
当前大量矛盾的根本解决要依靠政府转型,政府不要再越位、错位和缺位
马建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由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改革的渐进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很繁重。一方面政府还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许可事项比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没有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比较薄弱,政府行政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还比较普遍。
张培植(中编办人事司司长):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这些年政府自身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差距还不小。大量民生热点问题的破解都亟须转变政府职能,如交通拥堵、就医难就医贵、择校热、社会保障欠缺等。
还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提,但现在依然没有解决好,说明行政体制改革还不适应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政府转型为何进展缓慢?要多从政府自身找原因 曹焕荣(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任):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做起来难。其中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滞后,二是运行方式落后。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信息公开和阳光运行方面存在认识片面等问题,比如,认为搞征求意见、民意测验、专家咨询、意见反馈会影响决策形成和实施的效率。有的干部总希望在群众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认为神秘感和权威性是联系起来的;有的干部惧怕接受监督,不愿意把决策的过程公之于众。
其次,政府在阳光下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而现在一些地方缺乏配套的体制、机制,缺乏必要的组织架构。比如,开设市长热线和设立接待日,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发言人缺乏专业训练。
其实,现在百姓的很多诉求恰恰是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做的或者研究的,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带来不信任,带来矛盾,这是不应该的。
郭金平(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
政府转型的障碍应该而且只能从政府自身上找,而不应该强调客观原因。政府转变职能的障碍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是观念和认识方面的障碍。其次,政府行为方式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有障碍。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结果就是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不断发生,并且有长期化甚至制度化的趋势。
还有就是政府创新不够,动力不足。改革是一场革命,政府转型也是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靠政府自觉自愿自行削减自己的权力,弱化自身的利益,恐怕比较难。同时,政府的外部监督还不到位,甚至有些政府公务人员是拒绝监督的。
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担负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原有旧制度的供给者,另一方面还是新制度的构建者,要在转型过程中两者兼顾,确实比较难,但必须做。
司家海(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在不改革不行,问题是怎么改。政府作为改革方案的制定者,要有科学而切合实际的政策,政策要增强稳定性和延续性,不能朝令夕改,不要坐“过山车”。要避免政府角色冲突导致的改革不到位问题,避免由于对社会公平和效率关系把握上的模糊认识,而削弱改革的内在推动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我认为增强改革的勇气,坚定改革的决心,政府是关键,重点在企业。
政府转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 马建民:政府必须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首先要理顺职能分工,实现政府职责法定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们的政府要按着这个总要求来实现职能的转变和归位。
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要求政府把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务的范围,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管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要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一律实行国民待遇,为其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与机会。
此外,加强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引导和规范也至关重要。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政府和企业做不了的事找社会中介组织去做。要以立法的形式构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曹焕荣:做好政府职能转变,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需要综合措施跟进,而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广泛传播、准确解读的功能至关重要。
我们各级政府要掌握媒体的运作规律。比如“黄金4小时法则”,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要在4小时内发布消息,否则传播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再比如,传播的“最短路径”规律,地方政府要注意利用好本地网站,主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让问题扩大化,一下就弄到全省、全国去。
诸葛平平(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律年鉴》主编):
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不提到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可以用六个关键词概括,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信用、责权统一。
今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这是国务院继2004年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
吴德礼(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行长):
政府还要在信用建设方面更加着力。信用建设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衡量一个市场成熟与否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信用,另一个是信息。信用决定市场的质量,信息决定市场的效率。目前我国的信用意愿和能力建设都需要加强,这其中不仅包括政府信用,还包括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而如何提升政府自身的信用是最基础的和具有引导性的。
潘晓阳(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政府职能转变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缓慢、滞后,行政体制改革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时刻防止政府权力集中、行政干预边界扩大的趋向,按照中央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制度来保障和推动 郭金平:政府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可以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以河北的经验看,原来办一个房地产项目各种证照要半年一年甚至两年,至少要盖168枚章,去年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压缩,现在已减少到26枚章,审批事项大大减少,既优化了发展环境,也节约了成本。所以,政府转型可以从减少行政审批开始,这样更容易推进。
此外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同时必须加大制度约束力度。过去我们往往过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准,这是一种道德风险。而避免这种道德风险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化对政府运行各个环节的制度约束,加强监督和问责,否则政府的转型难有动力和压力。
张宝瑜(江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转变政府职能重要的一条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严格、规范和制度化的考核,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考核指标设计要与时俱进,保证考核工作的正确导向。要克服单一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考核方法要增强针对性,保证真实性。传统的考核往往是“小脚穿大鞋”或“大脚穿小鞋”,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层次、不同级别干部的考核采取同一种方法、同一个尺度,同一套考核方案既考核主要领导,又考核副职,同时还考核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这样的考核难以真实地反映不同干部在自己所在岗位的业绩。
第三,建立和完善政绩成本的分析机制,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对干部的考核要进行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成本的分析,政绩的取得付出了多少成本、消耗了多少资源要有核算,以此来遏制不计成本、不顾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工程的浩大,严重损害当地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行为。
夏光(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主任):
政府职能转变,必然牵涉到如何约束和监督政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各级人大的预算决算。当前,我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比重过大,在整个政府性收入当中占到40%以上,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过大,对政府财政稳定和可持续性有很大影响。
另外,行政经费、公务接待费等费用都应该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当然这些涉及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但要有这个意识。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方针政策、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如何确保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打折扣,这是政府职能转换很重要的方面。
王忠明(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政府转型要强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还必须加强统计工作。统计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对决策影响深远。同时还应该加强能力建设,如政府部门的判断能力,在复杂情况下识别趋势、把握本质的能力等。
张骏(中国青年旅行社集团公司总经理):
官员作为政府转型的主体,也必须做好转型工作。
官员必须转变观念,扫除“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以及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必须强化官员依法行政的意识。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法治观念薄弱,有时候打着反对“一刀切”的旗号,过多地搞特事特办,必须坚决杜绝。另外,要防止一些人打着“创新”的幌子,钻政策的空子牟私利。同时,官员必须增强公仆意识,要增强政府和官员“花纳税人钱”的意识,增强服务意识。(《半月谈》2010年第21期,记者 何晏,整理 王鹏权)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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