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副书记双面人生：拍摄拆迁工地阿凡达(图)

残垣断壁的拆迁工地，锈迹斑斑的钢筋上端坐着电影《阿凡达》男女主角两个人偶。这不是电影续集场景，这是2010年连州国际摄影展上的一幅作品。摄影师以《阿凡达》人偶为道具，关注中国当下最大的热点之一——拆迁。更有意味的是，这位摄影师的正式身份是湖北宜昌市委副书记。图为《现实阿凡达》之暴力拆迁。

2010年初，宜昌某处工地。这天黄昏，一名50多岁的男子下班经过此处。这个地方和中国内地的无数处工地并无区别；在经过漫长的拆迁，这里的开发商终于把此处夷为平地。这里像经过一场硝烟大战，四处是伤痕累累、疲惫和死亡的印证。推倒的楼房、废弃的砖瓦、半残的木框、玻璃碎片，以及锈迹斑斑的钢筋。在雨天，钢筋四仰八叉、扭曲着，毫无羞耻地张扬着自己的丑陋。图为《现实阿凡达》之钢铁森林。

那名男子，在这里伫立了一会，似乎有所触动。不久，在湿漉漉的钢筋前整理的民工们发现男子又回到了这里。与之前不同的是，他多了两件“武器”，一个照相机和一对男女怪物塑料人偶。男人快速地把那对尖耳朵、长尾巴的塑料人偶摆放到钢筋上坐着；它们的背后是推土机、林立的高楼。其中，一栋高楼上竖立着“CBD”几个硕大的字母，不远处则是沃尔玛的巨幅海报。在庞大而坚硬的现代化城市背景之下，这对情侣坐在杂乱的钢筋上，两两相望，像纸人一样，弱小、无助。图为《现实阿凡达》之门窗围城

他太熟悉国内与拆迁有关的条例政策及典型事件了；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李亚隆总是以先报年月日的方式开头，陈述这些政策，记忆准确无误。对于拆迁这个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他自己也拍摄过一些拆迁户的生活状态；但由于工作原因，他不能像专职摄影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现场，无法用纪实的手法来呈现。他说：“《阿凡达》被中国观众集体完成了语义转换，即一场伟大的反拆迁斗争。”图为宜昌市委副书记李亚隆在会议上

男人迅速地拍摄下这个场景，然后又飞速走开。民工们对这名摄影者并不关注，这不过是又一个工地观光客而已。而至于那对塑料人偶，更是稀奇古怪；这是美国大片《阿凡达》中的男女主角杰克·萨利和公主妮特丽，只会撞击内地都市青年的心扉，跟民工的生活可谓相差一个星球的距离。民工不知道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数月来，他独自一人经过这里，在各种拆迁工地奔忙；每天清晨，他又去向市委大楼，并在那里做出关于这座城市的种种决策。他是一名专业摄影师，还是宜昌市委副书记。 图为双重身份的李亚隆

　　拆迁工地上的“阿凡达”--一位市委副书记创造的拆迁影像

    文/李静 图片提供/李亚隆

　　残垣断壁的拆迁工地，锈迹斑斑的钢筋上端坐着电影《阿凡达》男女主角两个人偶。这不是电影续集场景，这是2010年连州国际摄影展上的一幅作品。摄影师以《阿凡达》人偶为道具，关注中国当下最大的热点之一——拆迁。更有意味的是，这位摄影师的正式身份是湖北宜昌市委副书记。

　　2010年初，宜昌某处工地。这天黄昏，一名50多岁的男子下班经过此处。这个地方和中国内地的无数处工地并无区别；在经过漫长的拆迁，这里的开发商终于把此处夷为平地。这里像经过一场硝烟大战，四处是伤痕累累、疲惫和死亡的印证。推倒的楼房、废弃的砖瓦、半残的木框、玻璃碎片，以及锈迹斑斑的钢筋。在雨天，钢筋四仰八叉、扭曲着，毫无羞耻地张扬着自己的丑陋。

　　那名男子，在这里伫立了一会，似乎有所触动。不久，在湿漉漉的钢筋前整理的民工们发现男子又回到了这里。与之前不同的是，他多了两件“武器”，一个照相机和一对男女怪物塑料人偶。男人快速地把那对尖耳朵、长尾巴的塑料人偶摆放到钢筋上坐着；它们的背后是推土机、林立的高楼。其中，一栋高楼上竖立着“CBD”几个硕大的字母，不远处则是沃尔玛的巨幅海报。在庞大而坚硬的现代化城市背景之下，这对情侣坐在杂乱的钢筋上，两两相望，像纸人一样，弱小、无助。

　　男人迅速地拍摄下这个场景，然后又飞速走开。民工们对这名摄影者并不关注，这不过是又一个工地观光客而已。而至于那对塑料人偶，更是稀奇古怪；这是美国大片《阿凡达》中的男女主角杰克·萨利和公主妮特丽，只会撞击内地都市青年的心扉，跟民工的生活可谓相差一个星球的距离。

　　民工不知道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数月来，他独自一人经过这里，在各种拆迁工地奔忙；每天清晨，他又去向市委大楼，并在那里做出关于这座城市的种种决策。

　　2010年12月初，他的这组作品出现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现场。作品名为“现实版阿凡达”，作者署名为李亚隆。即使在连州，这个摄影师、摄影爱好者和记者云集的地方，也只有少数人知道李亚隆的双重身份。 他是一名专业摄影师，还是宜昌市委副书记。

　　现实阿凡达的拆迁问题

　　差一点，李亚隆就赶不上2010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去年和他一道来的是认识多年的老相识、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徐为民。走前，他打手机给徐为民，说担心去不了摄影展了，因为当天还要参加重要会议。第二天，会议改期，两人这才赶到连州。到了连州，已经是下午了。李亚隆身材精瘦，休闲衣、运动鞋，穿梭在摄影师作品中间，飞快地翻拍着国内外摄影师们的作品。他并没有在自己“现实版阿凡达”前面驻足，因为他只有一天的时间。

　　李亚隆和《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和摄影家姜健等人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摄影，直到凌晨两点多。摄影家们吃惊于李亚隆风格的转变，姜健对他说：“你一直在拍纪实摄影，这次的转变太大了。”

　　李亚隆今年55岁，宜昌市委副书记，分管“三农”，稳定，党务、外事工作。此前，他曾任孝感市委副书记。李亚隆出生在距离宜昌不远的宜都市。4岁学画，工作之后，兴趣逐渐转向摄影。十年前，王文澜等摄影师的讲座吸引了李亚隆，他决定放弃风光摄影，把记录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方向。2007年，凭借《夫妻戏班》，李亚隆摘得当年的“金镜头”金奖，同时也拿到了中国新闻摄影比赛(华赛)文化艺术类单幅金奖。徐为民认为，《夫妻戏班》之后，李亚隆全面“爆发”了，他从一个“发烧友”，变成了一位优秀摄影师。

　　在朋友眼中，他说话做事都很利落，甚至有些风风火火。李亚隆并不幽默，只在特别好的朋友中才偶然有两句玩笑话。但每当聊起摄影、自己的想法与构思，他总是处于兴奋状态，可以不知疲倦地说上几个小时。徐为民说，摄影好像是李亚隆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既投入又忘我。

　　一名官员兼摄影师，是如何与《阿凡达》有了牵连呢？

　　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李亚隆说，他起初以为《阿凡达》是一部科幻片，并没有去看。

　　2010年1月4日，3D电影《阿凡达》在内地公映。不到一周，这部电影被富于联想的中国影迷戏谑为“反拆迁”电影，并在网络、微博和饭桌间传播开来。1月13日，《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五百业主成功反拆迁记 现实版“阿凡达”保卫家园》，讲述了广州市越秀区东川三街业主反拆迁的故事。“阿凡达现实版”的标题并不是编辑杜撰的，而是记者在采访中，业主们对自己维权行动的戏称。自此，这部好莱坞大片有了中国民间版本的定位。在李亚隆周围，同样有许多看完电影的人提到“钉子户”、“暴力拆迁”等问题，关注社会现实的李亚隆有些坐不住了，也去看了这部影片。

　　看完《阿凡达》之后，李亚隆很兴奋，觉得找到了陈述和表达自己想法的最佳契机。

　　他太熟悉国内与拆迁有关的条例政策及典型事件了；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李亚隆总是以先报年月日的方式开头，陈述这些政策，记忆准确无误。

　　对于拆迁这个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他自己也拍摄过一些拆迁户的生活状态；但由于工作原因，他不能像专职摄影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现场，无法用纪实的手法来呈现。他说：“《阿凡达》被中国观众集体完成了语义转换，即一场伟大的反拆迁斗争。”

　　于是， 他开始四处寻找《阿凡达》影片中的两个形象：杰克·萨利和潘多拉星球土著纳威族部落的公主妮特丽。 最初，李亚隆想找人制作。他不但希望这两个人偶形象逼真，更想让它们灵活地摆出自己想要的造型。多番努力之后，李亚隆发现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工作。最终，在淘宝网上，他找到一名广州卖家，以78元的价格，买到了两个人偶。“他们尺寸很小，只有10多厘米，没办法站立，能够活动的关节有限。”李亚隆并不满意。

　　此后半年， 他开始了自己的《现实阿凡达》项目，他将杰克·萨利和妮特丽公主放在宜昌的社会背景中，或行走在街道上，或隐匿在角落中，或奔跑于巨大的拆迁工地。卡梅隆塑造的两个人物的魔力在李亚隆的作品中全都消失了，它们拿着小木棍，但背后却有强大的推土机在驱逐它们；妮特丽公主攀附在一棵孤零零的玉米上，显得卑微与无助……

　　“《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上纳威族有棵神树，保护树。我让两个人偶坐在钢筋上，是要表达神树倒塌时，它们的无奈。那些钢筋相当于传统倒塌之后的废墟，现代商业社会既是拆迁的事情，更多的是文化的事情，这是个象征。在生活中，外来文化的侵入，既有好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不一定是血腥的东西，只是用商业的手段把传统吞噬了。我想说的是神树，说的是精神，而传统精神没有了，变成一堆废墟。”

　　在向《外滩画报》记者回忆那段拍摄时，李亚隆还是抑制不住当时拍摄的兴奋。“我想说的是咱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CBD(中央商业区)是很大的概念，在国外慎用，我们国家任何地方都有CBD，中国到处是，比较可笑，只是这种商业形式比较可笑，整个商业文化对城市的侵占，传统的东西变成了钢筋。”

　　一名官员的“拆迁”影像记录

　　当摄影理论家鲍昆看到李亚隆发来的《现实阿凡达》时，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当时，他还没看过《阿凡达》电影，后来因为这组作品又跑去看了次电影。

　　推土机是《阿凡达》 给鲍昆留下深刻印象的符号。在鲍昆看来，这个工业文明的典型符号，在当下的中国，它总是和野蛮的拆迁事件紧密相连。在推土机过后，人们被迫离开世代安居的土地。他电话李亚隆，告诉自己的感受。而李亚隆在《现实阿凡达》系列的拍摄中，早就加入了推土机这一元素：两个人偶坐着，背后巨大的推土机似乎正在全速驶来。这张照片的名字叫做“暴力强拆”。

　　“李亚隆非常聪明地看出了《阿凡达》和中国现实社会的关联性，于是他借用了影片中的形象来延伸这种关联的意义。他将《阿凡达》挪用到中国无处不在的拆迁现场中。《现实阿凡达》既是一部以‘挪用’为手段的影像艺术作品，也可以说是一个以影像作为阐释语言的电影观后感。”鲍昆这样评价。

　　“拆迁是工业化、城市化当中伴随的现象，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拆迁的做法实际上有不少是前商业社会的东西，不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东西。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在大的背景下，除了城市拆迁之外的，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出现了文化拆迁，我们对西方的盲目模仿和崇拜，使得我们优秀的传统正在丧失。”

　　关于拆迁，李亚隆并不乏拍摄素材。两年多前，李亚隆拍摄过一组《146号杂院》的图片，跟拆迁户也有些关联。146号杂院的老房子在宜昌港客运站附近，在长江中上游分界的一个码头对面。有老人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粮食转运的问题，四川巫县粮食局在这里建了两栋仓库。2008年，在规划宜昌万达广场项目时，这片住宅被列入拆迁范围。

　　拆迁前夕，李亚隆经常来到其中一个只有14住户的院子。为了暗访方便，他带上了个相机，还戴了墨镜，一边拍照一边向各家了解生活状况。慢慢地，李亚隆认识了杂院里的人。他知道陈雨蒙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表演武术是为了逗妈妈开心；25岁的唐雪娇为照顾母亲至今不谈婚嫁；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向家鼎,背负着高位截瘫的妻子生活的全部希望……

　　时间久了，李亚隆渐渐摘下了墨镜，他发现没有人认识他。“这些生活艰难的百姓，连电视都不看，完全不认识我。”李亚隆说。他耐心地和每户居民交谈，热络之后，他快速地变换着角度，不停地按着快门，完全进入了兴奋状态。镜头中，向家鼎望着镜头的眼神有些无助，高位截瘫的妻子就躺在他背后的窄床上。

　　完成这组《146号杂院》的照片后，李亚隆掌握了宜昌拆迁户的一手资料。当时宜昌的拆迁政策是“拆一还一”，即根据原住房面积，拆迁后补偿同等面积的新房。而146号杂院里的住户，很多都是一家三四口挤在十几平方的房子里，而新建住房的最小面积则是40平米。最终，146号杂院的住户都搬进了40平米的安置新房。他们并不知道，拆迁补偿政策的重大调整源于那个挂着相机的中年男人，他将一手资料和个人意见，直接告诉了分管拆迁的同事；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宜昌市委副书记李亚隆。

　　谈起自己的《146号杂院》作品，李亚隆并不满意，他告诉记者，因为这是暗访作品，事情有些倒置了。

　　谈及作品，李亚隆更满意《现实阿凡达》系列作品。在一张名叫《水中留遗》的作品里，杰克·萨利和公主妮特丽走过一片城市的水洼，水洼倒影里显出了街道两旁的房子等景象。李亚隆告诉记者，他想表达中国文化遗产只能在水中才能看到，在倒影中才能有。“倒影是对过去的回望。我早就想好了这种拍摄方法，那天刚好下了暴雨，雨过天晴，又是个周末，真是天助我也，在一个小胡同里，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李亚隆告诉记者，摄影是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不足，同时增加了工作的动力；在摄影过程中看到的问题，会在现实中尽量去解决。徐为民却认为，李亚隆的摄影作品是沾了当官的光。很多官员喜欢摄影，但都是拍自然风光，李亚隆关注现实题材，他的身份使得在拍摄时，他的视角和别的摄影师就不一样。

　　而在鲍昆眼中，相机在李亚隆手中已经不是一个“玩具”了，他会透过相机镜头来思考他的工作和生活，甚至提升执政能力。他评价道：“李亚隆不仅是一个官员，还是有思想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一个人。”

　　B=《外滩画报》

　　L=李亚隆

　　B：在拍摄《现实阿凡达》这组照片时，你是怎么选择拍摄场景的？

　　L：所有的场景都选在宜昌本地，我的工作性质不方便去外地拍。照片中的场景没有什么特指，也不需要选择什么特殊的背景，就在本地选了一些场所。我以前长期做纪实摄影，《现实阿凡达》是第一次把拍摄场景放到更大的，甚至是国家的层面去思考。呈现出来的这些作品中有些暗喻，和当下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说了两个大的话题，一个是说城市拆迁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文化拆迁的问题。

　　B：为何会把拍摄的焦点放在拆迁问题上？

　　L：当下的中国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社会问题，就是房屋拆迁，是最热门的话题。房屋拆迁中有些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暴力拆迁，暴力拆迁中又发生了一些对抗，或者叫做维权的对抗。有些被拆迁户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拆迁，特别是反抗强拆。还有，拆迁的补偿不是由双方协商，可能比较多的情况下，谁拆迁谁定价，被拆迁户发言权很少。比如我有张照片，有个人手拿一元钱，就是在说这个事。这组作品和拆迁的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人没有完全看懂当中的隐喻，需要对社会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才能比较会心。

　　B：你本人是宜昌市委副书记，工作性质对你的拍摄有怎样的影响？

　　L：我从事的工作，让我对于拆迁的问题有更加深切的了解和感触。拆迁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城市，而是中国普遍的问题。对于要拆迁的原因，很多时候大家只考虑两个方面，即公共利益和城市发展。还有一个问题，考虑得不是很多，现在拆掉的很多房子，其实还有使用价值，在国外可能不会被拆迁，但我们为了好看、漂亮，把所建设时间不长的房子也拆掉了。

　　B：你这次的作品将电影《阿凡达》中的形象作为画面的主角，带有强烈的观念性和隐喻，为什么没有像以前一样用纯纪实的手法来做有关拆迁题材的作品？

　　L：我长期关注社会问题，大部分作品都是纪实摄影。摄影不仅是观看，我不是为了摄影而摄影，而是和我的工作和兴趣有关系。用纯纪实的手法去反映拆迁的话题，网络上也有一些有关暴力拆迁的图片，但那些图片比较表象。

　　借用阿凡达来说事，可能说得更透彻、充分，展示得更深刻。作品中不涉及任何拆迁的现场，就不会显得那么血腥和个案性，而更加一般化，可以让人做出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如果用纪实的手法，也能反映直接面对暴力拆迁的对抗，却很难反映拆迁补偿等更多的问题。

　　B：与城市拆迁相比较，文化拆迁的问题是不是更难用影像来表达？

　　L：在拆迁时有没有考虑到节约型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现在很多城市把老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完全没有历史，也无法体现中国文化。房屋拆迁背后其实是文化拆迁。拆迁肯定不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东西，中国古代文化是很讲礼仪的，拆迁是商业社会，甚至是前商业社会的东西。因为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也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在拆迁过程中，资源被消耗，生态被破坏，文化被拆迁。中国有个情况，越有钱的人越开吉普车，在城市里开悍马，这在美国很少见。就吃来讲，什么样的植物都敢吃，什么样的动物都敢吃，没有任何禁忌。吃从另一个层面说就是占有，现代人什么东西都敢占有，只要我想占有。

　　B：你所看到的城市拆迁和文化拆迁的问题在宜昌市是否也同样存在？

　　L：宜昌最近几年发展很快，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应该说是稳定、和谐的城市。我尽力去避免，在我管辖范围，发生极端的事情。这和我的理想有关系，摄影和工作并不是分开的。有时候我担心拆迁中会存在什么问题，就会到现场去了解，顺便拍一些东西。摄影是一面镜子，能让我看到不足，同时也是推动工作的动力，在摄影的过程中看到的问题，我会尽量去解决。

　　B：在拍摄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

　　L：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如果大家知道我是谁，就很难接近拍摄对象，拍摄也就没戏了。以当官的身份去调查和拍摄，旁边还有人跟着，大家的表达肯定不会很充分，我的调查也不会深刻。有时候去老百姓家里谈天，我会戴上墨镜和帽子，以防他们认出我来。但事实上，我发现即便我是市委副书记，那些底层的老百姓并不认识我。用摄影的身份去和他们打交道，可以有更多了解，也能增进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