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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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资料图） |
商务部长陈德铭自曝网上购物给夫人 称便宜又方便
国家的远见部长系列访谈
陈德铭谈商务发展转型
要想让中国经济拥有更好的10年，更好地发展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范若虹
2010年12月份，陈德铭任商务部部长刚好满三年。三年前，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调任商务部部长。半年多后，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有人觉得我挺倒霉的，怎么一上台就遇到了百年危机？”采访中，陈德铭笑谈，“现在想想自己或许也算‘幸运’的，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战胜危机，让我的人生受到了一次历练！”。
“倒霉”一词并非夸张。2009年，外需大幅下降，中国的货物出口额自1978年以来罕见下滑，跌至2007年前的水平，2000多万在沿海务工的农民失业返乡。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这一年对GDP的贡献率是-44.8%。
2009年四季度，中国出口开始步入复苏阶段，并在2010年保持了近30%的增长，然而，经历了危机洗礼的陈德铭，并无轻松之感，反觉自己肩上的担子越发重了。
“十二五”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也成为商务发展的转型期。国内外贸易的双向转型亟待推进。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摆在陈德铭面前的，是一盘需要智慧、耐心与审时度势的大棋局。
早年，陈德铭曾主政苏州，是“苏州模式”的重要缔造者之一，随后担任陕西省副书记、省长，发达地区和内陆的双重工作历练，让他对中国国情及未来发展有更清醒的认知。
如今，陈德铭站在了率领商务部转型的领军位置。“我感到了身上的重大责任”，陈德铭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转型一：搞活流通，扩大消费
“我会去逛超市和百货大楼，虽然大部分是调查市场或检查工作，但偶尔也会单独陪太太逛逛，给她歉意之后的安慰，平常陪她的时间太少。”陈德铭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家人的感情。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陈德铭还熟稔网上购物。他解释自己网购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更了解这种消费业态，“如果不自己办一张支付卡，自己试着买东西，你不可能真正了解网上购物的奥妙”。陈德铭像每一个普通消费者一样，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一台DVD在实体店卖多少钱，在网上买能省多少钱。不过，作为主管商贸的部长，他更看重的当然不是自己省了多少钱，而是网上购物这种商业新形态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网络购物迅速发展，全年销售额达到4500亿元，比5年前增长了22倍。 与此同时，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将在当年达到15.7万亿元，是5年前的2.3倍，年均增速为18.1%。
这些数字无不显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内需消费依然强劲增长的现实。在外需疲弱的时候，旺盛的国内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然而，从总体数据看，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有待大幅度提升。
《财经国家周刊》：据我们了解，商务部正在制定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首次被列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国内贸易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考量？
陈德铭：前不久，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十大方面内容中，扩大内需排在首要位置，而且第一次在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独立成篇，可见中央对内需工作的高度重视。扩大内需里的扩大最终消费更是我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抓手，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一再强调这一问题。特别是当前国际市场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投资如果过大，最终生产的产品不能消费，也会带来问题。
目前，商务部正在进行《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这项规划也被列入国家级专项规划。消费应该分成两块，一块是外国人消费我们生产的产品，另一块是国内消费。我们有13亿人口，还处于一个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增长，消费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国内消费潜力巨大。因此，对未来五年的消费做一个大规划，很必要。
扩大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首先需要让老百姓增加收入，健全社会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当然钱是在老百姓的口袋里，怎么消费，政府不能做主，从商贸流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便利消费，引导消费。比如商品质量更好、品种更丰富，也更安全，流通成本降低了，价钱更合理，这样就能够促进消费。
国家对这部分工作更加重视了。我做部长以来，感觉各部委之间的战略协调配合非常好。比如说农商之间，商务部和农业部就在主动协商，要在海南建立一个最大的农产品[17.40 0.58%]批发市场，让那里的蔬菜能够很便宜很快捷地输送到北方来。北方在最冷的几个月，40%的蔬菜要靠从南方调运，保证这个市场很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在促进消费方面，商务部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陈德铭：我们想把“十二五”激励消费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块，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特点，工作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家电，农村市场主要是进一步普及推广，在城市，可能更多要考虑升级换代，考虑废旧产品的回收再利用。
促进消费首先是要保障消费安全。老百姓对购买商品最大的担忧是不安全，吃的东西担心不安全，用的东西担心质量不靠谱。如何使人们对产品的质量有信心，我想这是刺激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2010年，商务部在全国选取了10个城市，推行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消费者在家门口的农贸市场买一块肉，凭着上面的条形码，可以追溯到批发市场、屠宰场，最后到养殖环节，从流通领域入手，保障商品的质量。
另外就是促进便利消费，想买就能买得到，而且便宜方便。电子商务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现在在某些大城市，比如广州、上海，一个白领已经可以在电脑上，买到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的蔬菜及食品。我自己也会网购，因为我是南方人，我喜欢吃的某些食品北京没有，可以通过网购方便买到。再比如，我夫人的生日，我想送个礼物给她，我发现一台某品牌的DVD歌王在商场里卖1650多块，而网上售价只有890多块。所以网购不仅便利，还可以减少环节，减少费用，使消费者减少支出。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内贸流通业还存在哪些问题，“十二五”期间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陈德铭：流通产业一端连接着生产，一端连接着消费，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先导行业。目前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相对滞后，流通网络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程度还比较低，新型流通方式和业态发展不够，流通主体竞争力不强，全社会流通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制约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因素还有很多。
“十二五”时期，要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流通的信息化、网络化、组织化水平，提高流通主体的整体竞争力，如：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农超对接”工作已经做了两年，最近商务部和农业部还准备进一步扩大它的覆盖范围，我们想让更多的农民直接掌握农产品的销路，真正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如果农民生产的时候，他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品种，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规格和标准，不知道要卖给谁，那就很难保障他们的利益，而这样做也可以让产品质量更安全，使超市价格具有一定的优势，超市农产品的售价可以下降20%~30%，而同时给予农民的收购价却相应增加了，把“好处”一半让给农民，一半让给了消费者。当前，这类集中供货的超市只占了总数的15%左右，因此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财经国家周刊》：商务部出台了“家电下乡”、“旧家电回收”等刺激消费的政策，未来这些政策的走向是什么？
陈德铭：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是和中央的一揽子政策相衔接的刺激消费政策。经过两年的实践，我们想把这些危机中刺激消费的政策进行一些总结、梳理、完善。在今后，转向一个长期的刺激消费政策。比如说，我个人认为，对农村的消费激励还是应该总体上继续保持下去，具体的商品形式和品种可以随着市场调节。9亿农民这一块市场需要长期的激励。
刺激城市消费则需要另外一种做法，用国际的经验来讲，是把旧的东西回收。早年我们到国外一看，在人家的地库里能捡到旧的电视机、冰箱，觉得很惊喜。现在中国很多城市人的家里也有不少旧款式的东西，但是淘汰比较困难，而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资源宝库。人类不断从地下汲取各种矿石资源的余地越来越少。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城市里的这些废旧物品事实上构成了一座“城市矿山”。做好回收利用，能够使消费更加快地循环起来，而这些废弃物都能拆分成有用的东西，又是发展低碳环保，鼓励绿色消费的有益做法。
《财经国家周刊》：在促进消费方面，商务部如何协调商品流通和价格的关系？比如近期人们比较关注的蔬菜价格？
陈德铭：蔬菜的生产周期很短，前一段时间菜价偏高，各地政府都重视，我们也在全国各地调研菜价，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最近蔬菜价格下来一些，但是今后也不排除蔬菜卖难的问题又会在局部地区出现，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在现在的市场环境和城市生活中，供给、需求永远不会绝对平衡，有时这里多了，那里少了。我们要建立一个调节机制，但是这个机制是以市场为主，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只有过了一定的幅度政府才出手。提高市场调控的水平和能力，我想这是“十二五”期间商务部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转型二：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十一五”期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超过4200亿美元，是“十五”期间的1.5倍，连续18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然而，2010年，部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发出了质疑，特别是对于中国鼓励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方面的相关政策表示担忧。国外媒体也频频向中国发难，担心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有可能会关上“大门”。
作为“苏州模式”的重要缔造者之一，陈德铭对于外资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所谓“苏州模式”即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苏州一度是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在陈德铭离任的前一年，即2001年，苏州新增合同外资72.3亿美元，仅次于上海当年的73.73亿美元。出口总额123.1亿美元；当年苏州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57.9%。
苏州经验，使陈德铭更深刻地体会到“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含义。
“向前走一步，海阔天空。”陈德铭如是表达对开放政策的态度。他认为，只有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才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而各种质疑的声音也将不攻自破。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吸引外资是否受到一定的影响？
陈德铭：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受到影响的外资还比较少，但是第二年，不少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也包括一些台港澳的企业关门停产，受影响是比较大的。
国家随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国内市场需求，包括商务部等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的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等，使国内市场发展比较快，这几年每年都以高于GDP一倍左右的速度增长。所以外资最后还是看好中国，他们在中国刺激经济的政策中也得到了帮助。这样的情况下，外资还是增长了。2009年我们吸收外资超过了900亿美元，2010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
《财经国家周刊》：近期，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有颇多的不满，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德铭：这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经常反问外国记者，“为什么你们一方面说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另外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中国吸引外资又增长非常快？”
中国已经连续18年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里获得投资最大的国家。其实这里面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西方国家看到了全球化以后，加工工业转移出去对他们的经济带来的影响，他们提出要产业回归，制造业回归。这时候有的人说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好，实际上他们是希望很多企业可以回到国内去投资。当然，对一些外资企业来说，越是看重中国的市场，越是提出更多的希望。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确实存在要改进的方面。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国内市场的净化等等，也是我们要做的。但是一个基本的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我们的吸收外资在危机中的几年，包括2010年是逐年增加的，未来仍然被大家看好。
《财经国家周刊》：下一步，中国还不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怎么要扩大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
陈德铭：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再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向前走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在国际上会占据更加主动的位置。明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10年前，国内有很多担心，担心“狼来了！”或者“与狼共舞”了，但是10年过去，这些担心没有变成现实。
相反，这10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今后的发展环境将越来越复杂。我认为，如果要想让中国经济拥有更好的10年，更好地发展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感到当前舆论里，也有个别人有一种想关一点门的想法，我想这是不正确的。
当然，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内涵非常丰富，绝不仅仅意味着对外资开放市场，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更高的层面参与全球的竞争与合作，这是今后衡量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还要谋划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要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实现不同区域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互动发展。统筹三次产业对外开放，在提升制造业开放水平的同时，稳步推进农业和服务业开放。
在空间布局方面，一是深化沿海开放。提升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快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研发、先进制造基地转变。率先推进服务业开放和国际服务贸易先行先试，吸引国际服务业要素聚集。二是扩大内陆开放。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以开发区为平台，发挥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和沿海产业转移，形成若干国际加工制造基地和外向型产业集群。三是加快沿边开放。发挥沿边地缘优势，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发展面向周边国家的特色外向型产业基地。
在产业开放方面，一是引进先进的现代化农业种植、养殖等生产技术和产业化深加工技术，开发农业生态资源，加快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二是稳妥扩大服务业开放。充分借鉴制造业开放经验，科学评估开放风险，稳步推进金融、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竞争，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增加民生服务业供给。
转型三：外贸结构调整
外贸结构调整被提及多年，但知易行难。
2010年4月，商务部在“全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报告会”上首次发布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报告，提出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认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格局调整，谋求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二五”规划建议对外贸结构调整提出了清晰的目标，即“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
外表儒雅但却雷厉风行的陈德铭，言谈之间，对于实现上述目标，充满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有人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消费观念变了，外需将进入持续萎缩？
陈德铭：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仍然是不确定的，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加起来是12亿，全球现在有66亿人口，还有30多亿在贫困线以下。现在，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有25亿左右的人口。所以我认为，西方12亿人的消费结构变化和另外几十亿的需求不能等同看待，这两个市场中国都需要关注，也就是既关注发达国家的市场，也关注新兴国家的市场。
学者对这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做了分析，西方那些最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很大的危机后，大概在3~8年就恢复了。这个周期可能有长有短，但经济恢复后，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该到海边晒太阳的还会去晒太阳，该滑雪的还会去滑雪，消费需求仍然会处于高位。西方一两百年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物资财富，人均GDP那么高，绝不是一两次危机就能消耗殆尽的。
新兴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他们受危机的影响比较小，具有增长的潜力，所以现在我们对美、欧、日的整个外贸的比例已经一半也不到了，主要是通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块增加出口，来解决我们应对危机造成损失的地方。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我们的出口结构已经有所调整，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陈德铭：从国别关系和地域关系来讲，我们加大了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从内涵来讲，增加了机电产品和其它高附加值产品、有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增加了对国际的援助和优惠贷款，这客观上也拉动了中国的出口。危机前，我们已经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达到2.7万亿，这些外汇拿在手里是烫的，要懂得用掉它，除了我们自己企业“走出去”用以外，中国也增加了一些对外的援助和给其他新兴国家的优惠贷款，这一块有利于带动我们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所以出口的产品结构方面有了很大提升。
《财经国家周刊》：“打通内外贸”与外贸结构调整有怎样的关系？
陈德铭：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能做外贸的企业是严格控制的，但现在，一家企业，既可以做内贸，也可以做外贸，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障碍。如果要说“打通内外贸”，从宏观管理的角度，就是政府要提高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从企业的层面，则是每个企业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不同经营管理战略自己决定的。
如果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来看，可能加工贸易面临着你所说的需要打通内外贸的问题。加工贸易创造了中国顺差的110%左右，而大多数从事加工贸易的中国企业没有自主品牌，没有自己的设计能力，也不了解市场情况，就是简单的按照订单，需要多少，生产多少。比如，苹果的iPad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这些产品必须先出口到美国后再卖回中国来，无法直接在国内销售，这其中就增加了很多的成本。目前，加工贸易占了中国贸易量的40%多。怎样让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与销售的两端延伸，让这些企业转型升级，是关系中国外贸转变发展方式的的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十二五”时期的外贸基本政策走向是什么？
陈德铭：“十二五”时期，外贸的基本政策是稳定出口，增加进口，调整我们外贸的结构，提升产品的水平，使我们的国际收支和外贸更加平衡一些。
稳定出口不是不要增加出口，而是在出口基本能够稳定增加的同时，把产品的质量大大的提高。我们现在自己拥有品牌的产品比较少，有品牌的产品附加值也比较低。大多数企业仅具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从事代加工。现在一些企业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它们开始从一般加工贸易往两端延伸，一端是研发和设计，另一端是销售。比如有些江浙和广东的家具企业，它们就把原来的加工厂关了，建立起了研发大楼和销售大楼，先把国际、国内顶级的设计师请来，设计各种家具的款式，然后在全国招标，找最好的木器、软包厂、油漆厂给它们生产产品，然后再把这些产品放到销售大楼，世界主要经销家具的企业都在那有经销人员，可以直接发单订货。这就是所谓的加工能力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一端是设计研发，一端是销售，这样的过程会在“十二五”里面加快地进行。
同时，还需要扩大进口，改善外贸平衡状况，国内的结构调整也需要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资源。我们要完善促进进口的政策，简化进口管理措施，并继续推动发达国家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我们要善于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会稳定出口，增加进口，使外贸总量更加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把对外贸易的档次、结构和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从中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陈德铭简历
男，汉族，1949年3月生，上海市人，1974年9月入党，1969年4月参加工作，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现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历任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省食品公司经理。
1985年10月至1993年6月任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1993年6月至1996年8月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
1996年8月至1997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1997年11月至1998年1月任江苏省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8年1月至2000年6月任江苏省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0年6月至2000年12月任江苏省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
2000年12月至2001年11月任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
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
2002年5月至2004年10月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5年2月至2006年5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2006年5月至2007年11月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
2007年11月至2007年12月任商务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2007年12月至今任商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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