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上书特赦“最后的流氓” 专家解读赦免制度

律师上书建议特赦“最后的流氓”专家解读历朝历代赦免制度

　　律师上书建议特赦“最后的流氓”专家解读历朝历代赦免制度

　　新中国特赦七次溥仪在列

　　新闻回放

　　2011年1月6日上午，北京律师周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快递了《法律建议书》，建议对牛玉强及类似罪犯进行特赦。

　　因为抢了一顶帽子，砸了一扇玻璃，打了一个人，时年20岁的牛玉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狱内表现良好，被多次减刑的牛玉强本应于2008年出狱。但因被认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其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

　　事实上，1997年刑法修订时，流氓罪被正式取消。牛玉强将成为全国“最后的流氓”。

　　周泽指出，与牛玉强案类似的案件不在少数。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赦程序，对牛玉强及类似罪犯，一律予以特赦，确保刑罚的公正。

　　名词解释

　　特赦

　　特赦是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执行。

　　我国《宪法》规定，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在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史中，历代皇帝曾大赦过1200多次，若再加上曲赦、别赦、减等、赎罪等各项，赦免次数不下2000次。

　　赦免制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法制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制度。那么，古代针对哪些犯罪的人赦免呢？赦免时机一般都选在什么时候呢？

　　夏商周大赦对象多为老弱残疾

　　赦免罪犯早在远古尧舜禹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叫做“赦宥”。赦，主要适用于过失犯罪；宥，主要适用于故意犯罪。

　　到了夏商周时期，赦免的对象主要是幼弱、年老、智力缺陷等没有行为责任能力者和没有犯罪意图的过失犯罪者。

　　根据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中，赦免仅针对一人一事的特殊情况而作出，还没有出现广泛适用于一切罪犯的赦免。

　　但从春秋时起，赦免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赦过失犯罪扩大到赦一切犯罪行为，这就是现代大赦制度的萌芽。

　　秦朝首次大赦缘于缺兵少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奉行法家思想，制度以严苛著称，在其统治的30多年中没有实行一次大赦。

　　秦始皇驾崩不久，秦二世继位。秦二世上台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就发布大赦令。第二年，秦二世再次“大赦天下”。

　　秦二世上台第二年为什么又大赦呢？原来是因为打仗。据《史记》记载：在秦二世皇帝继位后第二年的冬天, 数十万敌兵大举进攻秦，皇帝与群臣商量该怎么办。

　　少府章邯说：敌人来势凶猛，我们远途调兵来不及了，邮山囚徒多, 请您赦免他们，让他们去打仗。”于是，二世就大赦天下，让章邯为将，一举击破敌军。

　　这不仅是秦统一天下后的首次大赦，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赦天下”。

　　汉朝平均不到两年宽赦一次

　　到了汉代，统治者们对秦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反思，采取了与秦朝迥然不同的做法。

　　汉代赦免次数之多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在汉朝400多年的历史中，单是大赦一项，就颁布了140多次。若再加上曲赦、减等、赎罪等各种名目的赦免，其次数多达280余次，计算一下，相当于平均不到两年，朝廷便下一道宽赦的诏令。

　　魏晋南北朝10种犯罪不能赦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由于总是在打仗，皇权时时受到威胁。皇帝为了维护统治，便推崇赦免制度，赦免的适用也越来越频繁。

　　然而，为了防止大赦可能会导致重罪罪犯逍遥法外，赦令往往对赦免的对象附加若干限制。在《北齐律》中，首次规定对10种罪不得赦免，确立了“重罪十条”的内容。

　　除了十恶外，放火、劫囚、官吏犯赃等罪名也是明确规定不得赦免的，实际上真正得到赦免的多为对统治秩序危害不大的犯罪。

　　这些规定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实际上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十恶不赦”原则的前身。

　　“重罪十条”

　　◎造反◎凶残杀人 ◎破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投降◎亲属间乱伦 ◎谋杀尊亲属

　　◎叛变◎殴打 ◎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侍父母、不按礼制服丧、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

　　注：这十种犯罪不得赦免，不得减刑，也不能用金钱赎罪

　　隋唐赦免制度呈现4大特点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根据《唐律》的规定，这一时期的赦免制度有四个特点：

　　1.限制赦免适用范围

　　例如，在明知将要实施恩赦的情况下故意犯罪的人，不得以赦免；对于有官爵者而言，即使赦免了，也要剥夺其官职和爵位，使之成为庶人等。

　　2.规定赦令的具体适用

　　例如，超过正常期限还未赶到流放地者，不能被赦免，在法定期限内提前到达者，可以赦免等。

　　3.确定赦免“附加条件”

　　例如，被赦免了死刑或流刑，仍要缴回赃物，纠正违法行为，予以征收，违法婚姻应强制离婚等。

　　4.赦免也可以“连坐”

　　例如，关于“连坐”的规定，即相关家属要与犯罪人一起受罚，而犯罪人获得赦免的，家属也可以被赦免等。

　　新中国先后实行过7次特赦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特赦7次，共赦586人。

　　其中第1次特赦的人员是经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包括爱新觉罗·溥仪、杜聿明等。

　　第2次至第6次特赦的人员是确有悔改表现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犯罪人，包括李仙洲、沈醉、爱新觉罗·溥杰、杜建时、康泽等。第7次特赦了全部在押战争犯罪人。

　　7次特赦时间及人数

　　第一次1959.9.17共赦33人

    第二次1960.11.19共赦50人

    第三次1961.12.15共赦68人

    第四次1963.3.30共赦35人

    第五次1964.12.12共赦50人

    第六次1966.3.29共赦57人

    第七次1975.3.17共赦293人

　　赦免事由

　　第一类帝王为祈求福报

　　皇室喜丧大事、遇灾异病祸、遇丰年祥瑞等喜庆事项或因国政上的重要事务而赦，以示庆祝和祈福。

　　第二类帝王为施德惠民

　　一是对与家庭伦理相关犯罪案件的赦免。

　　例如，春秋时楚昭王相石奢，以刚直、廉正闻名，其父犯罪后，石奢出于亲情而予以放纵。楚王念其情节给予赦免。

　　二是对死刑案件的制度化赦免。

　　中国古代较早就设立了死刑案件的复审程序。如果在复审后被列入“可原谅”类案件，比如符合关于老、幼、妇女、病弱者犯罪作减刑处理的法定恤刑情节，都会改判为流刑或减轻徒刑。

　　三是对具有从轻情节犯罪案件的赦免。主要针对过失犯罪、疑罪、初犯等而实施。

　　四是对直接侵害皇帝利益的犯罪，有时也可能因得到君主的恩惠而减刑。

　　本版文/记者那佳制图/周建文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中心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