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五常”去“三国”： 印度外交空前活跃(图)

　　资料图片：2010年11月8日，新德里，奥巴马（左）与印度总理辛格（右）参加完联合新闻发布会后相拥合影。

　　“五常”悉数到访

　　从2010年7月开始，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印度总统府前广场的红地毯相继迎来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红火与繁忙的大国外交凸显出印度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后危机时代大国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印度正在成为各大国外交的新宠。

　　印度经济可圈可点，成为大国经济外交的重点。2010年，英美法三国的经济复苏速度逐步加快，但经济形势相当脆弱，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扩大对新兴国家的出口，从与新兴国家的贸易增长中获益，成为英美法等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选择，也成为刚刚赢得大选的英国保守党、中期选举失利的美国民主党，以及在地区选举中遭遇惨败的法国人民运动联盟获得国内民众支持的手段。

　　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高失业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相比，印度的经济表现相当突出。印度财政部在2010年10月份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长将高达8.5%～9.7%。而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则更为乐观，预测2010～2015年印度经济将以年均8.7%的高速增长。引领经济回归高速增长轨道成为2010年印度第二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最值得炫耀的政绩，高增长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也吸引着其他大国的目光，成为后危机时代英美法等国家深化与印度关系的强劲动力。美国寻求与印度贸易额2015年达到750亿美元，英国计划2014年实现240亿美元目标，法国则计划2012年增长一倍至160亿美元，就连传统上经贸联系比较薄弱的印俄也设定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目标。

　　印度军购计划与核能市场吸引“四常”纷至沓来。美英法俄四国元首访印期间签署了诸多协议，其中加强在防务与核能领域的合作是“四常”造访印度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 印度的军购计划与核能市场潜力是近期推动印度大国外交活跃的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发生后，印度出台了庞大的军购计划，准备在五年内投入300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随后又决定提前到2010年完成军购计划。而西方某智库认为，印度未来几年的军购需求甚至会超过1000亿美元。围绕军购这块诱人的“蛋糕”，借助航空展览和军事演练，美英法俄等国的军工企业竞相向印度展开推销攻势。

　　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从印度分别收获了价值11亿美元、40亿美元、22亿欧元和300亿美元的军火协议。此外，印度核能市场潜力巨大，也让各大国觊觎。美国于2006年率先打破“核禁令”，与印度达成核协议，法国、俄罗斯、英国随后跟进，相继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辛格总理曾于2009年9月表示，印度计划到2050年将核发电能力提高120多倍，从目前的38亿瓦提高到4700亿瓦。美欧等国家凭借技术优势，纷纷瞄准印度市场。

　　印度外交环境空前利好，与大国战略互动不断深化。 印度与英美法俄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四国也都支持印度“入常”的诉求。可以说，印度外交环境处于其独立以来的最好时期。英国、俄罗斯是印度的传统友好国家。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英国没有追随美国制裁印度，足以说明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而且英国希望凭借历史上的“特殊联系”发展与印度“新的特殊关系”，以“强化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印度与俄罗斯于1993年签署《印俄友好合作条约》后，双边关系经历了从盟友到合作伙伴再到战略伙伴的转变。印度将俄罗斯视为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伙伴，作为其对外政策和大国关系的关键支柱，而俄坚定支持印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印度与法国关系历史上尽管非常有限，但从1998年开始，双边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法国是核供应国集团解除对印度34年“核孤立”后第一个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国家，而且目前双边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仅次于印俄合作。

　　印美关系自2000年以来实现了从“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球伙伴关系”的三个跨越发展阶段。美国把印度视为帮助其塑造21世纪的几个关键全球性伙伴之一。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涉及军售的《终端用户监督协议》的签署、有关空间领域合作的《技术保护协议》的达成，都说明印美利益汇合点在增多。美国放弃模棱两可的立场，明确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计划分阶段支持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相关技术控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以及《关于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等四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正式成员，这表明美国全球战略中印度的地位正在提升。2010年，印美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向纵深发展，参演军种从海军扩大到陆军与空军，演习科目从低级别的救援演练发展为联合作战，军演地点覆盖从西太平洋至西印度洋以及印度北部内陆地区等范围。不过，美国对印度在伊朗和缅甸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印度海军航母正在进行作战训练。
　　印度借力“东向政策”

　　为拓展经济空间，印度于1991年开始实施面向东南亚国家的“东向政策”。

　　从经济导向拓展到政治、经济与安全并重。自1992年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以来，印度与东盟关系——从部分对话伙伴关系（1992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5年）、形成第四个10+1合作机制（2002年），一直到2010年1月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定实施——经历了近20年发展。印度与东盟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完善并不断深化，传统的双边关系也渐进过渡到双边与多边同步推进并相得益彰。20年中，印度的“东向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丰富的过程。首先是合作领域，从以经济为主扩展为政治与军事同步推进；其次是合作国家，从最初的东南亚国家扩展到东亚的日本、韩国与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而印度与日本、越南的关系尤为突出。

　　可以说，印度已经成为东南亚甚至东亚地区安全维度最活跃的力量之一，例如印度海军与美日等国海军每年举行一次“马拉巴尔”演习，与主要东南亚国家每两年举行一次代号“MILAN”（印地语“会合”之意）演习。在某些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邻国谨慎看待中国发展时，印度被寄予了“平衡力量”的厚望。而辛格总理2010年10月出访日本等亚太三国也表明，印度正充分利用并挖掘“平衡力量”这一角色对自身的利好。

　　印日双边安全合作突出。印度与日本自2000年提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05年出台包括开始高级别战略对话、建立全面的经济关系、加强安全合作等八项具体措施后，两国关系不断升温。但与20世纪末期经济关系支配印日关系不同，安全合作正成为两国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印日于2007年发表《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新维度路线图》，2008年发表关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09年签署《深化安全合作行动计划》。目前，印日两国已经建立一系列安全对话机制，包括外长间战略对话、防务合作与交流结构框架、国防部长间年度互访等。2010年7月，两国举行首次外交和防务部门副部长级对话。日本是目前印度惟一的“2+2”对话国，“2+2”对话将两国安全合作推至新的高度。

　　印越安全上相互借重。印度与越南的友好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尼赫鲁时期，然而只是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以及越南向西拓展发展空间的背景下，两国才开始以战略的视角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印越于2003年签署《全面合作框架联合宣言》后，2007年7月又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继2003年启动外交部外交秘书级磋商与国防部部长级磋商以来，两国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部分。2003年11月～2008年10月，两国举行了四次安全对话；2009年10月，两国举行第一次战略对话；2009年11月，印越两国签署防务谅解备忘录；2010年7月，印度陆军总司令十年来首次访越。越南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印度海军提供维护设施；而印度也一直向越南提供军事培训和军品配件，以强化越南的国防实力。越南已经成为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　　12月15日晚，正在印度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辛格。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中印关系有基础，但印度解读中国存在“主观偏差”

　　2010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两国关系在经历2008年以来的“杂音”后渐趋平静。

　　中印关系有基础，也有疑虑。中印同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而实现包容性增长也是印度政府的目标，因此两国能够就发展议题在中印俄三方合作、发展中五国、“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多哈回合谈判以及G20等多边场合保持沟通，可以就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协调立场，这是中印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但中印之间也有疑虑，中印边界争端悬而未决，对双边关系的深化与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地区乃至世界影响的提高，处于“后发追赶”阶段的印度怀有焦虑和失落之感，解读中国的战略意图有时有偏差。印度总理辛格在2009年访美期间就曾公开指责中国“展示实力”，并称中国“过于自信”。印度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等雷人话题。同时，中国民众也对印度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部署、强化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行为表示关切，对印度政府利用甚至纵容达赖喇嘛而触及中国核心利益表示疑虑。

　　近年来，印度对外交往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 在现实主义思维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印度看中国的视角在变化，印度不满甚至指责中国的声音不时出现。印度将中国在南亚地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读为是针对印度的战略谋划，认为中国以包围印度、限制印度的影响为目标，实施所谓的针对印度的“珍珠链战略”；印度不满中国只关注国际层面的“大问题”而忽视两国之间的“小问题”，指责中国只在所谓的“大问题”上与印度合作，而在两国之间诸如“特殊签证”等“小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较大，如何平衡双边贸易甚至也成为印度抱怨的内容。 20世纪80 年代初期，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科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于中印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至少在某些印度战略家看来，“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逆转，认为“中印之间有很大的问题”，甚至中国已经超过巴基斯坦成为印度的最大威胁。

　　理性看待彼此发展，摒弃“包围”与“反包围”思维。中印两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世界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国和印度共同发展，但边界争端和有限的民间交流导致两国高层共识与民间的印象并不统一，发展差距导致印度看待中国的心态复杂。一些印度政治精英认为，由于中国实施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印度深化与美国、日本甚至韩国和越南的安全合作，是突破中国“包围”并对中国实施“反包围”的战略布局，甚至建议成立以印美日韩越五国为主的“河内合作组织”来“规范”中国的行为。毫无疑问，中印的未来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但关键在于印度决策者是否能改变看待中国的复杂心态、纠正对中国印象中的偏差，在追求自己的大国诉求过程中也以一种理性的大国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温家宝总理前不久的印度之行就是希望向印度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与其他大国一样，重视与印度的关系，希望与印度真正建立起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者：吴兆礼） (来源：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