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编者按：
1月18日~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奥巴马之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奥巴马上任之后胡锦涛首次访问美国。
鉴于去年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的现实，中国国内和国际的舆论对此访都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对中美关系的现状、热点做一个梳理，并且换一个角度看看美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如何衡量自身的利益得失，很有必要。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特邀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撰文，并专访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开发银行顾问王勇教授，请他们分别从国际关系和经济角度解读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中美关系2.0
当前中美分歧的背景、根源与应对
袁鹏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这是自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正式国事访问以来，时隔十四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
在经历了2009年的高开高走和2010年的急转直下等几番波折之后，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分岔口和关键节点。此访是在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一大时空背景下的一次访问。因此，此访首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中美目前有很多战略分歧，一些矛盾、摩擦需要双方去务实地面对和解决，需要增信释疑。
此访如何叫成功？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把此访同邓小平三十年前的访美相类比，自有其意义。小平访美是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此访则是在中美关系遭遇了一些暗礁、湍流后重新定位、重回正轨的一次努力。
双方都在积极努力，确保此访成功。无论是美国防长盖茨访华还是中国外长杨洁篪访美，都可以更宏观地看成是胡主席访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访之所以重要，在于几个特殊原因和任务。
第一，美方对中国有很深的战略疑虑。对于2010年发生的一些事件，美方有不同的解读，包括中国傲慢论、中国自信论、中国强势论，各种各样的论调甚嚣尘上。美方在思考：中国是不是变了？中国是否还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战略以及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中国是否还把中美关系当成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去维护？中国在亚太地区会同美国如何相处……美方很希望通过这次来访得到一些解答。
中方同样也有疑惑。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布局到底是针对中国，还是有其他考虑？美国在中国周边合纵连横是不是对华构筑战略包围圈？美国是否打算通过向人民币汇率施压导致中国金融领域出现问题，延迟中国崛起的进程？美国是不是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建设性合作的对华战略？是否已从前年的示好，转向后来的示强，并将一味地强硬下去……中国也期望得到美方的答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项的任务就是战略“再保证”，相互坦诚沟通，增信释疑。
第二，中美正面对一系列的问题。美国关注朝核、伊核、苏丹、缅甸、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而中国关注美对台军售、出口管制、市场经济地位等。双方都有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需要去解决，至少去管理。同时，对于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需要通过此访去挖掘，为未来的发展培植新的共同的土壤。
第三，此访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已经具有全局意义。此访到底意味着中美能够尽弃前嫌，重新携手迈向未来三十年？还是死结解不开，回归到一个全面的战略对抗？因此，这次访问也具有给全世界传递积极信息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其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规划未来。两国关系既有的三十年战略伙伴框架，是否适应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需求？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规划未来？新的战略稳定需要做哪些努力？总之，此访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质性意义；既有总结过去，也有展望未来；既要解决当前实际性问题，也要思考一些更长远、更深刻的框架性问题。
此次重要的访问肯定会有某种成果体现，至于其具体形式，是联合公报、联合声明还是新闻公报等等，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实质，即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能达成具体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将是经过深度沟通后，中美关系能增信释疑，重回正轨。这个成果如能实现，那么此访就应该说是圆满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推动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并为两国长远发展设立一些框架，当然更好。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它的成果，一方面也要有合理的期待。我们不要对一次国事访问寄予过高的期待，给它注入太多的内容。中美关系毕竟已经超越了某一位领导人的某一次访问就可以改变历史的那个时代。
中美关系新定位
在美国霸权体系的状态下，中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和平发展了三十年。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长期和平共处的一个奇迹。问题是：从现在开始，中国还能不能在这个体系下继续生存和发展？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的冲击力很大。尤其是对当前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冲击力更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乐观估计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是在2015年，我们整整提前了五年实现了这一预期，比很多中国人的预期也更快。这跟金融危机爆发有一定关系。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力量的上升跟美国遭遇到的困境形成反差，这种反差导致彼此心态发生变化。
如果中国比以前更加自信，那么美国显得比以前更加急躁。这种心态的变化使得两国关系同以前相比出现了变化。过去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框架、准则是否适用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中国成功地跟美国共处了三十年，从今往后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能否做到，我觉得取决于两国的互动，取决于中国能否有效制定和规划新时期的对美外交。未来中美两国能不能避免历史上大国之间由摩擦到对抗的“宿命”，取决于两国的努力。
第二，全球化时代，威胁多元化、信息化、多极化，国与国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度增加。中美经贸38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的巨额美国债权，使得两国经贸关系唇齿相依。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政治上，两国在这个多元化时代里，正如奥巴马所说，都在寻求“多伙伴的世界”，彼此虽然不一定成为朋友，但也没有必要成为对手，大家完全可以成为伙伴——伙伴是可分可合的，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至少可以暂时在一起朝好的方向努力。
威胁多元化意味着美国还难以把中国定位成主要的战略对手。因为，美国目前至少面临着四重挑战：首先，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巴基斯坦反恐局势、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安全关切，都需要中国的合作、配合、支持和协调。其次，美国需要重建国内经济基础，以此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重振经济不仅关系到奥巴马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美国霸权的未来。美国无法承担中美全面交恶的代价，需要中美携手共同实现双边经贸以及全球经贸的再平衡。再次，美国面临气候变化、G20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肩负领导责任，如果缺乏中国的支持就很难有所作为。如果实现不了对这些具体问题的领导权，何谈对全世界的领导？最后，美国面临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这方面，中国似乎是一个标志，但中国绝不是唯一的新兴大国，至少有“金砖四国”。面对群体性崛起大国的共同挑战，美国无法集中所有的资源、精力对付中国。这些都决定着它必须找到新的出路和办法跟中国打交道。这是中美可以寻求继续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在新时期，两国领导人也应该具有新的战略思维、视野和胸襟，也应该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
最后，中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全球关系。全球有很多事情等着中美共同去努力应对和解决。如果因双边矛盾而置全局责任于不顾，中美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两国的这层顾虑也有利于控制危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可以找到新的合作基础和稳定的方向，使两国关系继续向前推进。不过，推进以后的前途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但是中美合作已经走过三十年，再走三十年，就已经算是成功。我们不能过于拘泥是否成功，而忽视了过程。有人老想追求幸福，却忽视了身边一点一滴的幸福，殊不知把一点一滴的幸福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幸福。换句话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中美之间一点一滴的合作机会，没有必要老想着未来是什么样。如果老想着未来会成为对手，成为敌人，那么不仅未来不痛快，整个过程中也都不痛快。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考量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战略轨迹就是一个自西向东的过程。冷战时期战略重心在欧洲，围堵苏联。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西线压力减少，继而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结束，西线已没有太多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东亚的很多战略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并且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经济重心也在往这个地区偏移。因此，美国已经开始思考战略重心是否东移的问题。小布什上台之初原想收缩战略资源，可是由于突发“9·11”事件，被迫把美国的战略资源调整的冲动转向了中东。
不过，历史的车轮仍是前进的，东亚地区的发展日益迈进，世界权力、经济、战略的重心都在朝这个地方倾斜。美国战略重返东亚是在完成一个历史的逻辑，是一个长时段内自然的过程，只是过去没有条件或者没有紧迫性而搁置了。自奥巴马上台后，伊拉克的撤军问题逐渐缓解，美国就顺势加速这个进程。同时，美国也有一些现实考虑。
其一，这一地区新兴或复兴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在崛起。如果美国放任自流不加大投入，它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可能受到冲击和影响。
其二，这一地区盟国体系出现了松动的趋势，日美矛盾、韩美矛盾，前几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日本思考脱美入亚，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韩国想扮演东北亚平衡者的角色，多多少少显示出想跳出美国手心、追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冲动。如果美国不施以重手任由盟国体系松散，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其三，除了战略和安全的考量之外，美国重返东亚的重要因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奥巴马信誓旦旦提出未来五年的出口倍增目标。知易行难，要实现这个目标，无法寄托于同样处于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亚太。除了中国，这一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市场，印度、越南都在崛起、印尼也在腾飞。
综合起来说，美国对东亚有四大担心。一是担心有其他大国主导东亚，取代美国的地位；二是东亚同盟体系崩盘，削弱美国地区影响；三是担心地区热点失控，干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布局；四是防止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得过快，排挤美国地区利益。过去几年，这四大担心全部出现，其中经济一体化是最成功的，不仅表现在中日韩、中国—东盟经贸领域，最深刻地还表现在金融领域，比如，中国和东亚六个国家商讨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倡议、湄公河计划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确实担心被排挤，因此通过三个办法想挽回一程。
首先，继续强化APEC的主导地位。APEC一直是由美国主导的，放大它的作用，希望仍由APEC来主导东亚一体化，而不是由其他组织主导；其次，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重新搭建以美国为主导、有意愿的伙伴国参与的一个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再次，就是通过双边渠道，构建双边自贸区——构建美韩、美新，甚至推动美台自贸区。
因此，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或者东亚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冲中国而来的，当然中国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毕竟中国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新兴大国，而中国因素又为美国尽快重返东亚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中国要接受现实主动开创新局面
美国虽然声称一直没有丢掉东亚，但既然是所谓“重返亚洲”，多少也反映了客观事实。此前，美国大量精力、资源一直投在中东，对东亚地区相对忽视，导致东亚形成了自己的内在发展步调。美国要想在短时期内回归，必须找到切入点，安全议题是很好的切入点。看到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在主权和领土上存在矛盾，美国就大加利用。
现在看来，美国前一段做得比较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但并不是说取得了全面成功，因为这些目标的基础并不牢固。换句话说，美国进来以后能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还是更大的动荡，值得观察。美国没有到来之前，这一地区的关键词是经济发展、崛起、一体化和合作。最近两年的关键词变成了冲突、军演和战争。美国到底能带来什么？未来东亚由谁主导，归根结底还是看谁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经济繁荣。
去年美国重返东亚的进程异乎寻常地迅速和顺利，几乎是一夜之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
第一，我们要相信过去十年中国的周边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过去十年间，我们经营周边，比如东盟自贸区、中日韩、上合组织等等的努力，不要因为美国一夜重来就全盘否定。需要看到中国十年的努力不会白费，中国与东亚国家形成的一些内在联系，已不是某个外来势力能一夜之间改变的。美国军事上的重返，改变不了中国同东亚国家经济上的连通，这是个基本现实。
第二，美国的重返看似各国都很欢迎，一些中小国家确实有借美国抗衡中国的考虑。但为了制衡中国而顺势引美入室，并不表示没有戒心和顾虑。比如越南担心美国进入会对其社会制度不利，担心过于依赖美国而失去中国，因此在安全上靠美，经济上靠华，政治上靠东盟，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其他国家莫不如此。
如果美国自以为其他国家欢迎它的到来，就兴高采烈，置中国于不顾，把中国推向对立面，那么美国将犯与当年进入中东时同样的错误。如果美国在今日东亚不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一味发挥破坏性作用，或者把矛头错误对准中国，也会得不偿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明智的办法是进入东亚后全面发展关系，否则半年、一年之后，就绝不会像进入时那样一帆风顺。在东亚地区，经济利益还是最高利益，谁能给大家带来经济红利，才是长久的考量。美国可能把这个地区当成未来的出口市场，而中国能给地区各国带来投资、市场等等，地区各国对此势必会权衡，而且，一些国家跟美国也不是没有芥蒂和矛盾的。
所以，中国要防止自己对号入座，把自己摆在美国的对立面，甚至摆在其他小国的对立面，否则就把两股力量人为挤在一起，这个难题就没法破解。中国要保持必要的战略自信，把握基本的战略格局，然后深刻分析这个地区的主次矛盾，善于抓住各种机会，这是我们看待东亚新变局的一个根本路径。
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已是事实，美国一直把自己当成亚太的一员，中国则是天然的亚太国家，中国没有否认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只是期待它能发挥建设性作用。中美需要彼此确认对方合理的身份，实现在重要问题上的妥协、沟通。
中国过去十年在周边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努力，不能由于美国的一夜重返而乱了方寸，松动了一些既有的战略布局。不能因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丧失对大战略的判断，也不要因此而小肚鸡肠，不要因为美国跟这些国家好，我们就与这些国家交恶。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应该从双赢的角度去规划和思考。
首先，一定要坚持睦邻政策，对周边国家要宽大、宽容，别咄咄逼人，多一点包容，然后把经济上的优势放大，还要发掘文化相通的地方，加大建立政治互信，做好这些，冷静观察美国在东亚的一举一动，最后破局的是要实现三赢，即中美邻共赢。
其次，中美能否与第三方建立和谐的关系，不被第三方牵着鼻子走。东亚峰会是一个契机，美国进入东亚峰会后，中国理想的格局是既能实现中美沟通，又能同周边周家沟通协调，共同解决这一地区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思考，以及务实面对的新局面。
第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也可以拓展同其他区域的经贸合作，比如对欧洲，通过对欧洲债务的援助，通过中法之间的经济合作、中欧论坛、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开辟新天地。世界市场足够广阔。保存既有优势，放眼更大天地，整盘棋就活了，不至于局限在东亚斗气、斗计，自己伤了肝火，对方还没有伤元气。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胡主席访美_美国怎么看？
许钊颖
1月18日~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对美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在当前国际政治安全经济议题交织、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各方都对这次会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自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初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低潮期，其间摩擦冲突不断，涉及的问题领域不断增多，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各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判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阴魂不散、朝鲜半岛问题求解无果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迫切需要在适当的协调沟通机制中得到重新定位和确认。
尽管大家都期待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但美国主流舆论的预测光谱却呈现出泾渭不同的分野。一些人力挺本次访问将会成为“破冰之旅”，并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奠定建设性的基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目前面临的问题多为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解决。更多的中美关系专家则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布热津斯基：期待创造新模式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月2日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将这次胡锦涛访美视为堪比当年邓小平访美的重大举动，并认为“这次访问应该致力于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将建立两国之间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两国对全球的公平承诺”。他期待着双方发表一个以全球相互依存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来指引的联合公报来指导今后的合作，并且“承诺美中伙伴关系应该有一个比国家自身利益更大的使命”。
《华盛顿邮报》：布热津斯基“盲目挺中国”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则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对这次访问存在的疑虑。在1月3日的文章指出布热津斯基在“盲目挺中国”，文章援引多位美国外交资深人士来反驳他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一年的行为使中美长期利益是否一致成为了一个问题。“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会采取符合一个国际力量身份的负责任的行为方式，中国只期待美国的善意。”该文同时援引前布什政府官员和国家安全事务专家斯蒂芬·耶茨（Stephen Yates）的话来评估这次会面可能面临的困难，同时反驳布氏的观点：“一次会晤几乎不可能解决根本上的差异，这个设想中的声明成为三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是一个奇怪的假设。”
基辛格：“太平洋共同体”可以成为新框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避免中美冷战》为题发表文章，他认为，中美领导人峰会在即，许多问题都在此之前取得了进展，因此“一个积极的公报是有可能的”。同时他提醒双方“必须警惕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我遇到的许多政府之外的中国人，以及一些政府人士，似乎相信美国寻求遏制中国来限制它的崛起。”他忧心忡忡地认为，这些互相猜疑可能将中美带入到新的“冷战”当中去。
但在他看来，“冲突不是国家崛起中的固有因素”。目前的关键挑战是“面对一个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技术剧变的全球化的世界，两国还没有共同的概念性框架”。由此他建议构筑“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
包道格：中美须致力于落实访问成果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 H. Paal）近日撰文认为，从奥巴马2009年11月访问中国之后，媒体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合作转向了摩擦。“中美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在两国媒体和美国国会中都被放大了。”但他同时也认为，自从奥巴马2010年中邀请胡锦涛访美之后，对两国关系走向的预测更加积极，而且双方都在为本次访问的成功积极努力着。
同时他认为比访问本身更重要的是会后的持续努力。“尽管目前为止总的结果看来是良好的，但更为难办的是我们如何使成果在会议之后得到延续。以往经验告诉我们，使两国的精英阶层通过广泛渠道参与到一个包含各项议事日程的交流中来是推动进展的最佳方式。因此，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将是两个领导人及他们的同僚推动这一进程得以继续。”为此，包道格建议“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之间的互访可以成为之后的首个出发点” 。
李侃如：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预测本次访问双方的议题将可能涵盖棘手的经济和贸易议题，以及安全关切和军事扩展问题。
“虽然中国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消除贫困和发展现代化经济的目标，所面临的仍然是诸如社会不稳定和疾病等方面的挑战。他表示，虽然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关注国内事务，但美国期待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实力和国际义务之间有些脱钩”。
同时他也指出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问题属于经济领域事务，并且该领域在未来数年可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双方公司可以抢先一步发展部署，通过商业利益的纽带来将两国利益联系起来，形成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的模式。”他表示。
格拉汉姆·埃利森：抽象的语言将使双方失去机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埃利森（Graham ison）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中美关系目前是一种“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状态，因此有理由相信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当被问及此次访问中双方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他表示“非常希望能够有双方军事之间的合作，并使这种合作更加透明开放，并更好地理解双方正在做什么，或至少理解彼此的意图而不至于产生误判”，“两国国防部长的会晤并不如预期中的成功，但我认为可能的是双方领导人都有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他们可能会寻求军事方面合作的方法，使双方都更加克制”。
同时他表示，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议题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我们的对话正在一步步地推进，我们希望的是双方领导人能够继续推动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强调在解决再平衡问题上中国强调更多的是国内问题。“但我们更有兴趣的是胡主席能够就此列举出中国已经在努力和即将准备做的方面，而奥巴马也能够提出美国的行动建议。”但他也指出“通常这样的会议不会提出具体的一二三条措施，而是非常抽象的语言”，“这将会使双方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
沈丁立：务实地走向强而不霸理想
许钊颖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根源在于价值观，而它同中国的合作基础在于务实。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务实地走出一条强而不霸的大国崛起之路，才能根本上化解两国的猜疑。
第一财经日报：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什么?
沈丁立：这个需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讲。从中国方面来说，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即台湾问题，但美国认为它的干涉包含了道德的因素。从美国来看，现实的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影响到它国内的就业等多方面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双方互不信任。
美国根深蒂固地对中国存有疑虑，目前对中国采取的是比较务实的态度，武力冲突会对双方造成很大的伤害，它不愿意，所以转而采取跟中国合作的办法，在获取实际利益的同时，逐步改变中国的想法。总的来说，美国是以自己的善恶观为依据制定出目前这种对华政策的。
日报：你说美国对中国心存疑虑，但目前美国的主流舆论似乎认为，在2008年之前中国外交政策比较温和，在地区事务上处理得很好，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沈丁立：这是对中国外交政策效果的评价，不等于对中国动机的判断。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我们相信和平，他们认为中国追求和平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出于对和平本身的信仰。他们觉得当中国力量弱的时候，出于务实而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今天中国实力强了，就没有必要韬光养晦，就会像美国一样高调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人认为，美国必须要发展强大的武力，中国实力弱则可牵制中国，中国强大了仍然能够威慑中国。
日报：那你对胡主席此次访美的成果持乐观还是悲观预期？
沈丁立：虽然我们都期待着中美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也乐于看见双方能够在更多领域取得共识，达成务实性成果，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胡主席一次访问不可能改变很多美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和美国对彼此都有各自的既有看法，这种看法是我们多数人不愿意去了解去面对的。我们多数人认为美国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强了它就会服软，但是我们多数人忘了美国同样是个理想主义的国家，它出于一种固执的价值观而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的强大并不是美国服软的充分条件。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去认识、了解和正视这一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中的症结。
日报：那双方这种既有认识上的矛盾能够得到调和吗？
沈丁立：可以的，这需要改变双方相互认识的方式。
就中国而言，首先要在行动上让美国相信中国的行为是和平的，相信中国追求和平不仅因为和平对中国有利，而是因为中国确信和平是对人类有利。但是，我们近两年的一些过于自信的做法让美国认为，恰恰是中国的行动证实了它对我们的猜疑是对的，所以中美改变相互之间的看法的过程受到了阻碍。
按照美国理解，相信和平的中国应该是越强大越谦卑，现在看起来却好像是越强大越霸道，于是美国认为原先假定中国崛起对它没有好处是对的，如果这种认识得不到纠正，美国有可能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没好处。
日报：针对这种状况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沈丁立：不管美国怎么样都要坚守和平道路。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和平崛起创造新的国际关系范例，不必再重复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美国则应坚守不管中国崛起如何迅速，美国都不应霸道的底线，要营造“国际关系是有希望的”这样一个氛围，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举个例子，目前美国就用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对中国国家的主权进行干涉。美国这种做法是利己主义：如果遵守国际法对我有利，我就拿国际法来压你，但如果遵守国际法对我不利，就说我的国家利益至上，国际法不重要。美国的这种做法，同样让中国觉得美国不是一个真心信奉和平的国家。
美国长期霸道，美国的霸道是不准别的国家霸道。现在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本性上不相信和平，而只是用和平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国家。过去美国用它的武力塑造了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现在美国认为中国想在东南亚一带、中国南海一带制造一个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目的还是和平，只不过这个和平的定义是由中国来写的。因此去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些矛盾。
日报：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吗？
沈丁立：可以的，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实力超过美国。
现在我们国家实力，2009年GDP是5万亿，美国是14.4万亿，我们是它的34%，美国今年恐怕要冲15万亿，我们冲6万亿，我们会达到美国的41%。我们的军费占GDP的1.7%，美国GDP是我们3倍，它的军费占GDP的5.7%，基数大百分比又大，所以它的军费是我们的9倍，等到我们GDP比它还大，而我们敢于用同等甚至更高GDP占比的军费来建设我们的军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军力上就会超过它。
目前我们强调中美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让我们一起维护共同利益，虽然彼此之间的疑虑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但双方还得要来往，还得稳定和发展关系。
所以胡主席此次出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增信释疑，稳定发展双方关系，不能使中美关系出现倒退。
日报：那你觉得这次访问的基调就应该是“稳定两国关系吗”？
沈丁立：应该说是维护和发展。维护就是稳定，因为去年出现了一些倒退，所以我们现在要守住底线。
目前中美之间有三个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改善，一是太空武器，二是海洋争夺，三是互联网攻击。但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呢，一个是全球治理问题，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环境保护等方面，另一个是关系到美国民生的经济方面，如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达成默契，确保彼此关系处在正轨上。我们的目标是构筑相互关系中的信任，让美国感觉到中国是很诚恳的，让美国觉得虽然中国的发展给它带来了压力，但是也带来了机会。
日报：你预计双方在朝鲜半岛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将如何进行立场协调？
沈丁立：虽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弃核，又要稳定，但实在弃不了核，起码要保持稳定，稳定不是说不谈能够达到的，而是要通过谈来达到的，所以六方会谈还得继续谈，双方在这个方面是有共识的。
美国认为中国在半岛局势紧张之初发挥作用不够积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令双方的互信有所丧失。但在韩国坚持要搞第二轮军演的时候，朝鲜说不值得反击，没有兑现它第二轮、第三轮甚至包括核圣战的威胁，美国知道这次中国起了作用，维护了地区稳定，美国很认同中国这种做法。
所以这次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定会谈加强稳定，包括继续谈朝鲜弃核。
日报：你觉得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在这次访问里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沈丁立：会起到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基本规律，但是人的特殊作用，可以在基本规律以外还加上一些个性。
奥巴马在中国政策上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做法。在2009年上任之后，他先来中国，同中国搞战略对话，而且不见达赖喇嘛，同时把给台湾的武器压了一年，这个都是把炸弹往后面移，希望得到中国的回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第一年中美关系比较顺畅。
随着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谈上双方谈崩，他认为这种“先礼后兵”的做法失败了。他的任期只有四年，他必须在中期选举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告诉美国人民，我对中国先礼的办法是达到效果的。如果没有政绩来说服人民，他就必须要换一种办法，软的不行就来点硬的看看，但是硬的结果让中国感到非常愤怒，民主党也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了众议院，这样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之前一年缓和的做法中有个人的因素，虽然美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但仍然没有到必须向中国服输的地步，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回到你的问题，这次胡主席去会怎么样，我觉得奥巴马会大摆国宴，好生相待，这样回到老朋友的氛围中，但在具体事务中保持务实的态度。去年中美两国的摩擦中美国损失也很大，他会吸取经验教训，美国实力已经不再卓尔不群了，而且他个人还要寻求连任。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也希望能达成一些得到选民支持的务实目标。
日报：也就是说双方都有妥协的空间对吗？
沈丁立：对，妥协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人为的。美国必须认识到虽然它不喜欢中国，但是它必须尊重中国这个它不喜欢的对手。而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完全学会了同一个表面上我们很不喜欢的美国和平共处。从过去两年里边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的实力没有超过美国，虽然这不表明美国就可以继续霸道，但是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可以不克制自己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宽阔的视野，虽然我们心里边不同意美国，还是要认真想一想美国这种做法里边是不是也有些道理。这样一来逐步变得成熟，将来我们能够对美国的相关做法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就成熟了。
打个比方，比如我很强大，一个不如我的人在公交车上打了我一拳，我一笑了之不理他，当我们弱小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做到，但是强大了以后却可以做到，所以现在中国还是需要先强大起来。
日报：你说中国和美国矛盾的解决要等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那么我们如何处理从目前到那时之间的中美关系？
沈丁立：第一，当我们比美国弱的时候我们应该现实主义，不要急于去改变现状，现状是一点一点变的，我们实力强本身就在改变现状。
第二，我们实力增长的过程让美国感到焦虑。中国应该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姿态，让美国焦虑但不恐惧，借此在不知不觉当中超过美国。
还有一点，超过美国以后，仍然要保持谨慎的姿态，尊重美国的传统地位，展现合作的意愿。
中国要有这种心态，不称霸。现在没有能力称霸去称霸是愚昧，有了能力称霸就称霸则是重复过去美国的错误道路。有了能力称霸而不称霸，那是真正的和平崛起。
日报：目前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大战略或整体思路吗？
沈丁立：我想我们现在没有清晰的思路，并且有几个问题还亟待解决。
第一我们需要搞清楚美国危害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合理性”是什么；第二我们需要想明白我们到底是热爱和平的还是被迫搞和平这个问题；第三，我们如何疏导美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忧虑。
这三点第一是换个角度思考美国反对你里边有什么道理，第二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都很好，第三在想清楚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承认美国也有合理的担心，并着眼于如何才能疏导它的担心。
日报：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此次访问堪比30年前邓小平访美，将为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调，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沈丁立：我们一直都强调奠定一个合作的建设性的基调。但是双方对权力的追求，包括美国对全球权力的追求，以及中国政府如同别的国家的政府一样对本国权力坚定不移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双方无法改变自己的心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构建一个全新的关系模式。
日报：你对这次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你认为双方之间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沈丁立：我还是说要增信释疑，哪怕增不了信释不了疑，目标还是增信释疑。
增信释疑讲到底，就是要让美国相信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是正当的。这其中第一个就是党的领导，要让美国相信我们的党不是自私的，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第二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损害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在谋求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要避免让它变成一个不正当的核心利益；第三就是我们的国家领土主权，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日报：那美国的核心利益又分别是什么呢？
沈丁立：美国的核心利益也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价值观，美国认为和美国不同类型的国家不会给美国带来安全，所以它也会认为采取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国的存在是损害美国的价值观的。但美国也很务实，仍然在寻求扩大共同利益并从中受益，这是中美关系内在稳定的原因。
美国的第二个核心利益是国家安全。美国要保卫本土安全，所以美国追求中美合作反对塔利班，反对基地组织，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来说服朝鲜，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支持对伊朗的制裁。
最后一个核心利益是美国的经济安全。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维护自身宏观经济的稳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所以说，虽然大家在竞争，但是不是殊死搏斗零和博弈，这其中存在微妙的分寸。
日报：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你认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缓和余地的？
沈丁立：对，有缓和余地。去年人民币升值了2.5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不升这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也崩溃不了，但升了中美关系会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为了拴住对方，我不惜吃亏也要给它好处。举个例子，美国2005年通过的《舒曼法案》中说，如果到当年9月份人民币再不实现显著升值，美国国会就会通过法律，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再增加27.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随后提高了人民币的汇率，这其中的考虑很简单，就是觉得吃一点亏不要紧，但是经济关系不要崩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中存在很多内在的稳定性，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但是需要双方理智的充分的沟通。奥巴马来是沟通，胡主席这次去也是沟通，大家沟通得好了，双方就可能都不用做太多妥协，彼此觉得各有各的困难，但是对方也尽了努力来帮自己了，这就足够了。
王勇：中美经济关系仍是“压舱石”
许钊颖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美经济关系仍是双边关系“压舱石”，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应把美国当做合作伙伴而不是排斥美国，双边经济再平衡则需要双方扩大开放而非采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双边经济关系仍是“压舱石”
第一财经日报：请介绍一下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
王勇：可以说目前中美的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了一个网络，涉及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除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之外，在中央政府层面，从低到高，双方有几十个部级副部级的功能性的机构，在此之上有战略经济对话、高级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三个副总理级层次的机制。
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我们把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合二为一，称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此基础之上最主要是两国首脑间的沟通，包括定期不定期的首脑会晤、热线磋商等等。
日报：中美之间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相互关切是什么？
王勇：中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使得双方都高度关注对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具体来说，中国的主要关切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别是美元汇率的走向；第二是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这其中主要是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第三是美国市场的开放性，包括美国对中国增加对美投资的开放，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关切也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及其形成机制改革走向的问题；第二个是中美贸易平衡的问题；第三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关注的市场开放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问题，包括中国自主创新的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通过2010年12月结束的第21次JCCT年会，两国在这些共同关注的领域达成了一些协议，双方对结果都比较满意，这也在经济方面为这次胡主席访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日报：你认为目前中美在经济方面到底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
王勇：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中美经济关系到底是竞争性更强还是合作性更强。从中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来说，双方之间更多的是互补性、合作性更强。而且这样一个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会存在，都会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朝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都不是零和游戏，通过营造合作的氛围，改善双方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关系，培养双方之间的互信，这样中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那种以合作来促进合作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去。
我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对整个中美关系所起到的“压舱石”作用没有改变。现在有些人认为经贸关系也是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压舱石”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但我认为它的稳定关系的功能仍会继续存在，这种关系的破裂对双方来说代价都是非常高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必排斥美国
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勇：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战略和安全问题。
美国作为冷战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政策倾向是在全球所有重要地区都占有支配性地位。在这种大的前提之下，它不希望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没有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合作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所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美国也坚决打压，再到最近两年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美国非常担心这种合作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
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更希望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形式来取代东亚区域的合作，所以美国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计划作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和日本及东盟国家展开磋商。
日报：也就是说它希望把自己变成东亚整合的领导？
王勇：对的。把美国变成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来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和有关的国家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深化合作的协议，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继续向美国产品敞开大门，同时保证这些国家仍然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
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东亚经济整合中出现排斥美国的现象？
王勇：首先我们对这种合作本身不应该过分解读，本地区国家有共同发展的需要，就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见得带有更多和美国竞争的意味，而更多出于内在动力。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中，美国过去在很多问题上支配性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它插手。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很多地区的发展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有关系，也不见得一定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因为它有本地区的需求，只要相关的国家有兴趣就可以开展起来，对此美国应调整心态。
另一方面，对这些合作机制和相关机构来说，应该对美国资本进行开放，而不是排斥美国，如果美国愿意做出贡献，应该鼓励它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人描绘的中美之间可能的一些竞争关系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必须要警惕的是，目前有一种习惯于以零和游戏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双方的问题的趋势，这使我们寸步难行。多边主义和地区一体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趋势，不能把所有亚洲地区的合作都看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中国需要更有力的“国际财经外交”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妥善地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王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但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采取务实的态度。中国方面不应该简单化，情绪化，特别是以阴谋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的一些看法。中国经济今天已经成长到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程度，但我们定位的变化和我们的意识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分量要求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不仅影响中美的经贸关系，也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现在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进行适度升值，更好地反映市场的价值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目前通胀问题突出的情况下，调整人民币汇率，扩大进口，通过进口来平抑物价，这对于我们整体经济的平衡发展是有利的。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继续改革对于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日报：目前我们很担心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我们应如何回应这种关切？
王勇：是的，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商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进而造成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损失可能和我们具体的衡量方法、计算方法有关系。如果仅就出口商和失业工人而言，损失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就整个国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言，我们非常需要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资本管制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通过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时更多进口，促进经济体制创新走得更快更远。
日报：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2）造成的中国“输入性通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勇：类似QE2的做法不仅美国在做，欧盟、英国、日本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做，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扩大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来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扩大投资，人为刺激经济发展。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特别关注美国的QE2主要出于两点原因。首先美国在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没有和主要受影响国进行商讨，特别没有和G20成员进行商讨，带有非常强烈的单边主义性质；第二，具体影响来说，美国发行的货币在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要变成其他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增加了其他国家的压力，即我们所说的“输入性通胀”。
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处于全球经济的一个新阶段，最近几年全球性通货膨胀水平都非常厉害，虽然美国多年以来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这个结果，但不得不说现在主要国家都过于依赖发行货币的手段来刺激经济。这个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虽然不可能指望把“输入性通货膨胀”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我们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在短期之内有效的措施，未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可能会包括汇率的变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货币超发等类型的不负责任的政策？
王勇：这涉及到我们能否有效地开展“国际财经外交”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G20等国际机制中将受到美国政策负面影响的国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让它政策更负责任。我们也可以动员和我们的利益、政策目标相似的一些国家来向美国施加压力，比如欧盟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美元外汇储备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展开合作。
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步我们仍没有看到，相反被美国人所利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意识到我们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更重大的责任，这使我们更有基础用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开展有效的“国际财经外交”。
双边经济再平衡需要开放和协同
日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目前中美两国都在着力进行经济调整，你如何看待两国经济调整中的协调问题？
王勇：两国的经济调整也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都受到当前经济状况和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影响，调整代价对整个社会来说分布是不均匀的，受到损害的产业必然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调整成本上升，这样的经济调整的政治经济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相似的，不会一帆风顺。
就调整的方向来说，中国需要一个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减少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做需要逐步实现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本地增值份额，从而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在国际价值链上处于低端水平的状态。而美国需要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更多地储蓄以减少对外国融资手段的依赖，同时也需要更多地生产更多地出口，目前美国提出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培养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中美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紧密联系，调整必然对对方产生重大影响，但目前的态势可以说是两国从两头向中间进行调整。我们过多依赖海外市场，美国过多依赖海外产品，这种调整有利于双方增加两国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
日报：目前的调整中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王勇：目前调整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最根本的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扩大本地生产和出口，同时减少对中国的进口来改善贸易平衡问题。比如在跨国投资方面，美国希望把更多资本留在美国本土来振兴制造业，而中国希望继续吸收美国的来华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高质量投资，这使得两国利益发生了冲突。
但合作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目前看来，首先是双方要尽早缔结双边投资协议。这个议程在2008年布什政府后期已经启动，但目前仍未达成。协议的要点是双方的投资要更加开放，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要更加开放，这样才能弥补美国的流出资本，从而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目前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对中国的投资很欢迎，但是由于认为中国的投资可能导致美国先进技术的流失，这些努力遭遇了所谓“国家安全”的瓶颈。
第二，我觉得可以就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可行性研究。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且现在双方关税都很低了，缔结协定是完全可行的，虽然双方都有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但这对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是我们应该抓住WTO的新机遇期为“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做出建设性努力。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谈判能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今年新的WTO部长会议又要召开了，美欧日中这四家需要进一步协调立场，中国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方面的积极姿态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和美国的关系。总之，面对“多哈回合”的临门一脚，中国应该采取主动来真正地起到大国应有的作用，为维护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做出应有的努力。
切实的行动和积极的姿态有助于改善我们在2010年对外关系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战略互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我们现在最切实的是打好手里的经济牌，创造合作的平台。
日报：布热津斯基最近发表文章把胡锦涛本次访美堪比30年前邓小平访美，你对此如何看？
王勇：布热津斯基作为一个战略家，亲身经历了邓小平1979年1月份的访美，但今天和当时战略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当时中美有一个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安全威胁的基础，在此之上中美结成了一个半结盟的关系，现在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和竞争对手。
但鉴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调整还没有最后定调，这次访问就显得非常重要。就中国而言，我们必须要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来塑造双方的战略互信。而过去三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开放的姿态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非常相信一句话，中国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中国改变世界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式必然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的。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