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围脖”者说

　　织“围脖”者说

　　■观察记者 孙优依

　　2010年1月15日，当时的微博远没有如今的热闹，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吴飞教授开始了他的微博之旅。而此后的近11个月，微博却被“雪藏”了，直至12月才被重新开启。

　　在吴飞教授暂时搁置微博的时候，他的好友—常年研究农村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微博上以“敢言”闻名了。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25万网友成为了他的“粉丝”。而独享“童话大王”25年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也有了第二重身份—拥有11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王”……

　　这一年，尽管有人加入，有人退出，经营得风风火火的微博很多，放荒了的也不在少数，却怎么也抵挡不住微博的来势汹汹。假如没有微博，你很难想象：“冷酷天后”王菲竟然是话痨，河北大学车祸案会是什么结果，毕业于“西太平洋大学”的打工皇帝唐骏也许仍是个励志神话……

　　有了微博，所有人的生存状态被一个个@连成一片，牵一发动全身，一叶动而全树摇。更关键的是，你无法拒绝也无法阻挡。

　　第一次亲密接触

　　吴飞教授再遇微博，就像弓子遇到琴弦，先是观察观察，再是亲密接触，然后开始发号施令。

　　2010年12月，FT的中文版总编张力奋先生在参加浙大数字未来研讨会期间，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关于浙大新闻系发IPAD的事。一两分钟后，洪晃女士回复了，最后有数千条转帖与评论，不过负面的评价居多。这也正是吴飞教授重返微博的原因：张博士的微博没有足够的信息，所以批评者多，但大多数人也没有联系我们考证一下事实的真相，所以我想上微博更正一下。“于是，我就正式上微博了，发了条更正消息，但很快就被淹没了。微博是个值得观察的东西。”

　　2010年12月7日，重启微博的第五天，吴飞“织”了30多条微博。有学生戏称：“老师你一来微博，就成了刷屏党。”接下来几天，他仍保持高扬态势，孜孜不倦地“织”着。12月8日，吴飞教授用简洁而诚挚的文字发了一条关于父亲的139字微博，触动了很多人心底的温情，很多人在他的微博后面跟帖，写出了自己对父母的爱和歉疚。一小时内，这条微博被转发177次，评论达到61条。

　　吴飞觉得，微博这个载体“发酵”了大家含蓄的情感，“微博通常是在比较清闲的状态下发的，又让大家能把随意思考的东西即时传播出来，所以，通常这都是大家最真实也最有感触的想法。”如果没有微博，这件事也许只是个人的情感表达，最多身边的人知道。现在范围大了，引发了众多人对亲情的思考。

　　这个知晓的范围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此事上了新闻，登载在《钱江晚报》的头版。

　　而他真正定下心来关注微博却是因为乐清钱云会村长死亡的案件。“如果我没有上微博，我对这个案子，就不会了解到那么多知识，比如心理测谎的知识。那照片太惨了，我不敢看，就多关注了一些分析性的文章，因而对‘钱云会事件’有了更多的了解。看完相关的信息之后再看链接的内容，你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吴飞教授告诉观察记者，“当时微博上官方声音和民间声音不停地传播，不停地有人在讨论、在发帖，关注事情的进展。微博是个很好的信息沟通平台，相对快速的沟通渠道。”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相对激烈，加上一些社会不公平、苦难的事件本身就有足够的冲击力，而官方处理这些问题往往显得没有诚意或者没有经验，同时中国人向来有围观的心态，当有一个事件出现时，尤其是不太好的事件出现时，大家就都来围观了。

　　后来，这个事件直到于建嵘、王小山等观察团亲赴乐清调查得出是“交通事故”的结果，才让舆论有了两面倒的情况。而言论必须用更多的言论去消除。在微博中，人们进行充分的对话、沟通。当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理性地思考事件时，真相才得以显现。

　　“微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事人、参与者、旁观者容易建构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微博的影响力不在于有多少人围观，虽然围观人数多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但从现有事件的处理结果看，核心的力量还是来自微博中的那些精英分子。他们的东西被转帖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他们的话也比较有分量，同时他们就某一事件发表意见时，也相对要理性一些。所以，这些人在很多时候就变成了舆论领袖。”吴飞教授如是说。

　　微博发声

　　有人说，网络时代的特征之一是“人人都可以是媒体”。如果你是名人，那你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媒体”。

　　于建嵘也是这样一个受人关注的“媒体”，被众人所知是因为他用微博发布了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的名言“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当然，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问：“这是该书记在私人场合的谈话，于建嵘是否应该将它公之于众？”抛开县委书记的官员身份，事件中的确纠结着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是个人空间还是公共传媒？都说有了一万“粉丝”就等于办了一份杂志，十万“粉丝”就等于办了一份报纸，但它毕竟没有承担公共言论机构的义务，否则那么多心情文字与日常琐事便毫无意义。

　　而在于建嵘看来，有了微博之后，“我更容易、更能够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和观察，更简单、更明确地把一些我认为要引起社会关心的现象和想法，作为一个新闻，表达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微博集思广益。比如我最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微博中间突然想到的，发的时候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片断。发出来后，大家广泛参与了讨论，讨论完之后我再把它总结起来。”

　　在26万多“粉丝”构建的“网”中，于建嵘身处其中，只要手指动一下，发一条信息，这张“网”就会跟着动一动；同样，当“网”的某一处在活动时，于建嵘也能感知到。“微博是一个互动的工具”，于建嵘说，“我们这些所谓专家、教授可能有个想法，但是不一定能够想得那么全面。网友中间有很多高人，他们会帮你从不同的方面想，我很喜欢看微博中间的这些评论。”

　　微博大有用处

　　微博以140个字以内的短内容记录事件、心情，通过订阅“粉丝”关系进行内容分享和信息传播。目前，微博拥护者爆棚。那么，微博真的“大有用处”吗？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微博因其跨地域、跨阶层的监督方式备受瞩目，在一些丑闻发生后，当事人可能会掩盖真相、销毁证据，等到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事情“处理”好了，给出的是虚假的材料。但微博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真相公布出去，并且可以拍照留下证据，“自媒体人”承担起了采访的责任，而当事人想要在事后清理现场，其难度就变得非常大，这样就有利于民众更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力。

　　但是，“自媒体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可能发布偏激、失实的信息，甚至谣言。“‘自媒体人’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当这个群体发展得比较成熟以后，他们会互相补充，将这一问题消化掉。”微博的出现，促使政府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与其让“自媒体人”自由地去说，倒不如将传统媒体放开一些，让他们能够去调查报道。

　　微博上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深度有限，很难在历史上沉淀下来，这是它的弱点。但用微博迅速了解社会动态、启发思维、拓宽思路是有好处的。当然，如果我们想要提升自己，不能完全依赖微博。

　　“由于微博的传播，使某些公共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这种压力不是微博自身带来的，而是因为在微博把信息传递给公众之后，公众运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意见或不满，从而形成了压力”，于建嵘教授表示，“微博起到了信息源和信息放大器的功能，众多的信息被放大后，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上海献花”的事，如果只是在微博上献虚拟的花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而由于微博的号召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使很多人去现场献花，这种影响就是巨大的。”

　　吴飞教授则坦言，微博就像广场，形形色色、不同目的的人汇集于此，“群魔”或者说“群仙”乱舞，众声喧哗。“它只是提供一种‘势’。这种‘势’，它可能成事，也可能败事。有力量的人可以借助这种‘势’而保持一种能力，来完成他们的一些梦想，但这需要整个社会整体理性或知识的提升，才能真正达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很感性的，大家还处在‘只是围观而不是理性思考与行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光靠微博要去改变社会，还为时尚早。但是微博为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微博首先是快速接收、传播信息，但它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人理性地去参与和引导。如果线下的公共领域开放了，有足够的渠道传递各种各样信息并产生社会共鸣，通过理性沟通、对话，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管理中，采取社会行动，这就提供了建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