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关，一些官员家门口的送礼车也多了起来。对于治理领导干部收过年礼金等“节日腐败”问题，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各级政府对此也是年年发文件、提要求，可依旧挡不住送礼者的“热情探访”与收礼者的默契配合。
一个愿送，一个愿收，有利益在驱动。送礼者，或是为了向对方表达对自己生意照顾的谢意，以求以后继续得到青睐;或是下属向上级领导表示关心问候，博个好感，以期在未来任用、提拔时得到照顾;再或者是老朋友间照例的拜访寒暄，为感情保保温，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而收礼的官员呢，一来，礼品常常是价值不菲，收下便得到了经济利益;二来，送礼者满脸堆笑、好话说尽，让收礼者很有优越感，也是一番“精神享受”。
为何这类现象常常出现在节日期间特别是新春佳节呢?除了节日期间一些领导干部降低自我要求，拒腐决心和警惕性松懈以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固定思维特别是传统文化在市场思潮、政治生态的杂糅中形成的处事惯例、思维定式，使陋习、陋念新生，良德、公序误读，对节日送礼收礼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起到一定的思维牵引作用。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所谓“官本位”，就是官优于民的思想，这本是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落后文化，却依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残存着。由于官员掌握着行政资源，上级领导影响着下属的仕途未来，因此，“当官比做老百姓强、当大官比当小官好”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于是，那些想利用行政资源谋取私利的人就千方百计巴结相关领导，而那些想谋个好职位，或想早日升迁的下属则想方设法讨好上级领导或相关人事干部。“嘴上说来终觉浅”，想解决问题还是要讲究实惠，送钱太招摇，因而送礼便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但在平时，无缘无由地乱送，总显得唐突异样，意图昭然，对方也受之无理。但到了过年过节，大家都在欢度春节送礼送问候时，自己以拜年之名，行送礼之实，便可混迹其中，也让收礼人收得踏实。但“感情投资”不是一次性的，送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保证效果，就需要不断强化。不仅礼品年年有，更要在规格上、档次上，年年有变化、有提升。如此一来，送礼者之间就形成了相互攀比的风气，礼品越来越贵，档次越来越高，并逐渐成了气候。
二是“面子”观念的泛化。中国人讲面子、爱面子是出了名的。工作中、生活中，但凡遇到对方驳了自己威风，或扫了自己兴致，我们总喜欢用“你不给我面子”以蔽之。但笔者说“面子”观念深入人心，倒不是判之全为过。在公共社交场合，面对对方的言语失误，事后的善意提醒总比当面纠正来得恰当，不伤气氛，又保全了对方面子。因此，此“面子”若为得体、体面，尚为可宜，但一旦广化、泛化，外延过了度，成了虚荣，空求优越感，就会因失之以滥而引发许多问题，送礼与收礼问题便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有些送礼者，本身与官员关系甚笃，以朋友、知己相交，平时不施礼，到新春即至时送点礼、塞点卡意思意思，若对方不收，便认为是看不起自己，驳了自己的面子。收礼者也晓得其中的利弊，常常是心照不宣地收下。又或者送收双方是业务合作伙伴，送礼者认为对方照顾了自己的生意，表示感谢是例行惯例。而收礼者认为，自己收礼是对对方表示尊重、给面子，是对他过去一年工作的认可，若是不收不仅有自命不凡之嫌，还会让对方担心，是自己的礼不够重，还是工作没有做好，引发猜想和不安。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收礼者便只好“勉为其难”地笑纳了。
三是传统“礼”文化的误读。我国是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对礼的定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友善、尊重、互敬互爱。至今，这依然是我国“礼”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但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这种传统优秀文化却常常被人为地扭曲，当这种行为被更多有相似利益诉求的人接受、继承，并嫁接于传统文化之上，便形成了异化的“礼”文化，节日送礼收礼问题便是如此。每逢佳节，亲人间、朋友间、同事间为表达祝福相互问候，本是传统礼仪的文明传承，但若是硬生生地将礼貌之礼解读成礼品之礼，不仅有片面化之嫌，更是扭曲了“礼”文化的精神实质。从心态上说，“礼”本应是尊重而非迎合、奉承，是发自内心的而非泛浮于表、于面的;就实物而言，“礼”可以通过信物作为情感寄托用来互赠、保存、寄思，但不能主次不分，把礼物档次、贵重程度作为衡量标准。官员“节日病”的送、收双方，借了礼的名，行了利的实，重不在交情，而在于付出后的回报。这种扭曲的“礼”文化却为不少人默认:电视上、报纸上，“送礼就送……”、“送……有面子”的广告不绝于耳;大街小巷，“回收高档礼品”的店牌并不少见。正是这种“过年要送礼，送礼才有礼”的思维，让送礼者送得理直气壮，让收礼者收得心安理得。
分析“节日腐败”的文化基因，并不是说有了这样的基因，“节日腐败”就变成了无药可治的“先天性疾病”，而是为了在认识这类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扬传统文化中正义、廉洁的精神，更好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思维，谋求定位更准、效果更好的廉政文化，从根源上促进全社会廉洁意识的培育和形成。(作者系江苏省纪委干部)
作者：傅斌梁
(责任编辑：黄海)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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