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连续超过百日无有效降水的京城，也让人更容易遭受病菌的侵袭。我原本惧怕到医院看病排队，耗时耗力，无奈病情加重，腊月二十九，不得不到以“挂号难、看病难”著称的典型医院——协和医院。然而，医院的场景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进几乎空荡的门诊挂号大厅，往常十几个交费窗口前都要排队挤满了人，而当天的十几个窗口前，只有几个人在排队等待。

　　一路顺畅地开药拿药完毕，给一位常年居住在京城的朋友发短信，告诉她，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北京的医院。朋友说，一方面也许与传统的“春节期间不吃药”观念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春节期间全国各地来京看病的病人减少了很多。

　　朋友还开玩笑说，你现在去坐坐地铁二号线，不仅有座，那空位多得都可以让你躺着了。的确，春节期间更为明显的一个场景是，不仅地铁客流减少，被戏称为“首堵”的北京交通状况也得以改善，三环以内不再是“停车场”。微博上许多网友晒出的图片也纷纷感慨北京的交通“给力”了——“这几天出门心情真敞亮！开车哪儿都不堵了，驰骋在三环上像飞一样。”

　　然而，初五，伴随着首个春运返程小高峰，“首堵”之城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

　　其实，一切回归常态，反而让人觉得真实、踏实。春节期间的北京，医院不用排队了，开车出行顺畅了，公交车地铁有座了，超市商场也不再人山人海了，却始终让人觉得这个城市的活力与节奏缺失了很多。

　　一位留在上海没有回家过年的朋友说，春节了，上海也像个“空城”，整个城市进入了短暂的休眠期。外来人口返乡过年，也为一线都市的正常运转带来了很多困惑——正如有人感慨“春节期间，才发现最思念的人是自己家里的保姆”。

　　朋友们的感慨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我们抱怨着外来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大城市病”何时能够缓解，镜子的另一面，也映射出一线大都市保障正常运转与外来人口的贡献密切相关。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外来人口大规模流入引起一线都市人口的飞速增长，这为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但是，在外来人口统计数据飞速攀升的背后，这种积极流动也将“人口红利”带给了一线都市与沿海地区，人口流动为这些地区带来的分工细化与相关产业发展作用也不可忽视。

　　伴随着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在故乡与自己工作的城市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似乎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宿命。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巨大的生活压力与中小城市经济的崛起不仅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乡，近两年来，一些白领也开始选择逃离“北、上、广”，一线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高企的生活成本，以及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的种种困境，让白领们也缺乏归属感。

　　尽管，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就会有很多情绪融进血液，跟着你一起呼吸。然而，这个城市中，你只是一个漂泊者。不久前，一个师兄在犹豫是否回到山东老家发展时曾经对我说：“我找不到一定留下的理由，但离开这里又觉得不甘心。”也许，这正是许多白领和“海漂”、“北漂”群体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一线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与社会保障能力如何平衡，公共服务与管理能力如何提升，将成为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外来人口导入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将逐渐隐退。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会被一些在上海工作的外地朋友问起，你能帮我找关系让孩子入托（入园）吗？当我周围的朋友相继结婚、生子，这样的“寒暄”越来越多，每每被这样问起，我并不反感，然而，内心深处却总会有一种隐藏多时的冷静被敲醒——你，还不完全属于你工作的这个城市，这里不是你的家。

　　虽然，我拥有北京市户口，但仅仅作为“常住人口”被统计，一年365天，我在这个城市停留的时间甚至不会超过它的零头；虽然，我拥有上海市居住证已经6年，每月缴纳的“四金”超过1000多元，但作为“外来人口”依然没有找到归属感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我在这两个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很微妙，很多时候，甚至说不清自己是个“归人”，还是“过客”。

　　此时此刻，我能清晰地记起上海“十二五”发展的各项经济预期指标以及各种规划，这些烂熟于心的数字和文字，是我这个政经记者每天关注的重要新闻。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外来人口”，我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归属感与这个城市的宜居感。

　　仅仅从个体而言，考察在一个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标，也许与GDP的增速是8%或10%并不密切相关，更多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超越GDP之外的简单感受——这个城市的交通出行是否顺畅、空气是否洁净清新、治安管理是否良好、城市运行是否安全有序，以及通过自己努力在这个城市能够获得的种种社会保障。对此，我依然充满期待。

　　发自广西桂林

　　城乡异梦：当铁路穿过乡村

　　田享华

　　趁着过年，再次回到阔别六年的桂林山村老家，我惊讶于它的萧条与静默。村子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即便是春节，也并不见太多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十多年来，似乎没有见到新建的房子，虽然有赚了钱的村民，但都已经在县城甚至市区安家了。

　　对于不少人来说，春节如果买票不便，也都不回来了。仅剩下一个能牵挂到的就是清明节。在那时，外出打工的男丁们，多半是要回来祭祖的，这是他们的根。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就是那一条穿过村子中央的便道，如果不是它，我需要从乡里的街道上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回到这儿，而现在开车只需要10分钟。

　　当然，现在它还是土路，能够修成也由于正在建设的湘桂铁路永州至柳州段扩能改造工程。因为是新建双线方案，所以要不断翻山越岭，而相关物资设备则需要另辟路径送达，途经村子的路便是中铁二十三局为保工程而修建。

　　当然，也修了便桥，否则大型工程车也无法通过。据说，政府已经另外拨付了80万元配套，争取修成水泥路，到那时就不用担心下雨泥泞了。

　　从事多年新闻工作，也见惯了关于侵占农田和房屋拆迁的报道，但是这一次却由衷地感慨，这条便道确实给村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虽然一部分农田被侵占了，不过补偿也还算到位。有意思的是，在修建这条便道时，一度有另外的村子游说希望改道从他们那边通过，以至于我们的村民不得不聚集起来要求继续施工。

　　还好，最后妥善解决了，路还是打我们村这边过，而另外的村子的路也被政府承诺加以扩建。而我看到途经的另外一个村子，灌溉的水渠也被修葺一新，因为原来的土沟被扩建的道路填埋，工程队就在新路旁边再修建了水泥沟渠，同时还建了一座拦水堤坝，保证河流在枯水期也能自然流入沟渠。

　　而这样的事情，几十年里几乎都没有发生过，因为乡镇财政没钱，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连乡政府所在地的主要街道也是历经很多年才得以修成，根本没有可能为几个村庄修建公路和水渠。即便是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几座桥也是费了很大工夫才建成。我读小学的时候都还需要淌水过河，在某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里，我在渡河时还差点被洪水冲跑了。

　　我知道，村民们都不富裕，也没有太多的资源，留在农村里是弄不到钱的。所以，几十年来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太大变化。而现在，青年人甚至中年人都外出打工，不过他们赚了钱，大抵也是希望在外面安家，“90后”的孩子们更加不愿意回来，更加没人关注老家的基建。即便像我这样外出干着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想要搞乡村建设也基本上是杯水车薪，何况还要在上海安家生存。

　　放眼望去，即便除去冬天万物萧条的因素，也是四处荒芜。对于不少家庭而言，原来承包的一些田，也不知道谁在种。年轻人外出是不会回来种田的，老人最多是种点自己吃的口粮和蔬菜，孩子们要么在读书，要么已经出门跟着打工的父母，也不可能种田。因为不种田也不用交税，大家也就不管了。我孩提时代，村子周围都是杨梅、琵琶、柚子、板栗、梨子树，现在无人打理，要么劈作柴火，要么到了节点，只挂上几个发育不良的果实。

　　虽然很少人垂钓打猎，但是河里的鱼虾、山里的野物也基本上不见踪影。早年家里曾经打过老虎、野猪，野鸡、野兔则更是家常便饭，而现在只有它们的名字，而没有了它们的影子。绕着村子，我独自走着。离开这个村庄有20年了，小时候的记忆里它很大，我从村头走到村尾都会感到远，躲猫猫玩了很多遍也可以藏身处不重样，而现在仅仅是几十步路，便转了一个圈。

　　老人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子里唯一走出去的大学生，而更多的孩子，我们都互不相识，即便是我的堂弟堂妹，除非他们超过十岁。因为我们的县城是全国14个长寿乡之一，所以在村子里，长寿的老人并不鲜见，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还相当健硕，下地种些自家吃的蔬菜那更是举手之劳。

　　一位85岁老人唤我入家中烤火，与之攀谈。老人是我曾祖辈的远亲，因为膝下两个儿子都在年轻的时候意外身故，老人辛苦抚养三个孙女长大成人。

　　他告诉我现在过得不错，他上门的孙女婿开车跑业务不错，已经在邻近的县城买了房子，他会到那儿颐养天年。而现在，老人每个月还有几十元的政府补贴，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名义。

　　或许在老人看来，我眼中村庄的萧条却正助力了另外一端——城市的繁荣，它确是源于政府的政策。我知道，城市化的步伐还在加快，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然后生根发芽，从此撇开了乡村的很多联系。就像我，好多年才能回来一次。可是我即便回来，能带来的改变也微乎其微，最多只是我给老人们几个红包，让他们在随后的岁月里念叨几句。

　　乡村正在萧条，被边缘化或许不是一个多新鲜的话题，甚至我自己在大学期间做“三农”调研时就意识到了。只不过，这一次它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才感到它的深刻与沉重。

　　久居都市的我，还常常幻想美妙的田园风光，与记忆里的许多细节拼成对乡村的理解。猛然间回到家乡，才知道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其实很现实、很冷寂。

　　我没有过夜，只是和几位近亲的老人吃了晚餐后便离开，回到县城回到热闹的市区。突然发现，正在老家修建的铁路其实也刚好从我们现在的住处旁边通过，我家不远处就是它的一个火车站。查阅资料知道，湘桂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之一——大湛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西、海南、粤西地区联系内陆的重要桥梁。虽然这条铁路并不直达上海，但是我知道，还是有心可以连着。

　　发自江西抚州

　　家乡消逝的河

　　皕文

　　土地和河流是农民赖以生存、农村得以发展的两大资源，我选择以家乡的河流为观察样本来追溯记忆里的乡村生活。

　　查阅资料发现，老家所在的集镇紧靠江西第二大河——抚河上游的崇仁河，镇政府驻地距县城24公里，耕地面积19437亩，人口密度为322人/平方公里。

　　而那些宽窄不一、长短不同的河流，像一条一条银色的绸缎，镶嵌在半平原半丘陵地形之间，在田埂间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被河流阻隔了去路。

　　但在乡村走访发现，由于缺乏监管和自然淤塞，很多年前修建的排涝沟和水渠都失去了排水功能，有的种上了庄稼，有的杂草丛生。

　　作家苏童在《河流的秘密》一书中描述：从记事起，我从后窗看见的就是一条压抑的河流，一条被玷污了的河流。一个孩子如何判断一条河是否快乐并不难，他听它的声音，看它的流水，但是我从未听见河水奔流的波涛声，河水大多时候是静默的。

　　记忆中的河流已经消逝，大片的土地成为“实心田”，田间原来的纵横交错的小沟渠已经被填平。乡民们说，灌溉更多依赖小电机或者小柴油机抽水。

　　虽然年平均降雨量为1800毫米，但大部分集中在春、夏两季，旱涝灾害明显。

　　正月初五，阳光明媚，万物待苏醒。站在江西省崇仁县孙坊镇吴家村村口，村民吴永俊说：“去年汛期，我们这里雨水特别多，村东边有500多亩低洼地被淹，西边也有1000多亩地被淹。”

　　“目前全村旱涝保收的农田只占所有农田的40%左右。”鱼尾村村长孙付祥说，农民靠天收的局面还没有被根本改变。

　　整个孙坊镇辖13个村委会，104个村小组，87个自然村，依着崇仁河次递而居。沿着河堤向下走30公里左右，就是去年抚河唱凯大堤决堤处。

　　1月26日，大型机械仍在唱凯大堤上施工，抓紧冬季时间进行水利设施修建，除险加固工程计划在今年3月竣工，届时大堤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

　　去年6月下旬的那场特大洪涝灾害，抚州市累计损坏水库168座、损坏堤防2892处464公里。其中，抚河唱凯大堤、中洲堤全长113公里，有219处险堤险段。

　　这个农业大市提出“抚州举全市之力，确保农田水利建设顺利进行”，通过压缩一批城市建设项目，新增了一批水利建设项目，筹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近10亿元。

　　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重点城市和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明显提高，抗旱能力显著增强；“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全面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但守着土地耕种的农民越来越少，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务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忽视农业生产的倾向，这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每年春节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娶亲或盖房成为乡村宴席的主要话题。

　　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外出打工的乡民主要有四类：一是做小生意或搞个体户的，此类打工者约占总数的50%，大多数为初中就辍学的小青年或刚结婚的夫妻；二是种菜，约占总数的20%，大多数是结婚几年的夫妇，会去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种菜；三是技术打工，约占总数的10%，许多农村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如做木匠、石匠等在沿海开放地区或富裕省市进厂；四是单纯出卖劳动力，占10%左右，这也是许多未婚的青年男女们筹措今后成家立业本钱的主要方式。

　　一个结果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然后大量的货币财富（打工者收入）又以各种形式流回本地。但走访发现，这些在外地产生但却很少在外地消费、投资的务工收入以一定的形式转移到本地，但并没有进一步演化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显然，务工收入的流向是问题之关键。一个主要的流向是盖房。在农村，楼房是农民财富、地位、声望的象征，甚至是个人资信程度的标志。富裕起来的乡民迫切的消费需求就是盖一栋新楼房，甚至盲目攀比。

　　因此，农村常见的情景是，老村百米外是新村。村道两边建着成排的小洋楼，或毛坯，或外贴瓷砖，如同雨后春笋般杂乱无章。

　　在盖房的问题上，乡民们会把自家最好的田地腾出来作为宅基地，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占用土地却难协调，大到修一个蓄水的“当家塘”，小到一口机井，一旦要征用自家的地，乡民们就会强烈反对。

　　“比如修一口小的机井，虽然占地大概只有一平方米，但建在自家的地头，农民也不乐意，虽然自家取水方便一点，但担心别人取水踩了自己家的青苗。”孙付祥说。

　　土地流转似乎也很难找到一个双方可接受的平衡点。通常情况下，越是土地流转搞得好的地方，水利建设往往搞得更好。因为种植大户对水利建设有更强烈的需求，他们搞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更高，而且涉及占地问题时，比较好协调。

　　目前的问题是，很多乡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也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别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发自湖南湘阴

　　陌生的县城：“北、上、广”不比这里幸福

　　丁婷婷

　　最近几年，我都极其深刻地感受到家乡一日千里的变化，甚至于有些陌生。

　　这次春节返乡朋友聚会发短信给我：“到××酒店来！”我恍惚地问：“在哪？”朋友回：“不是吧你？地标你都不知道？”我很汗颜。

　　我的家乡在湖南毗邻省会长沙的一个县城。总认为观察中国的变化就应该在县级寻找端倪，所有的行政配置、经济发展、社会变迁都能在县级找到最深的脚印。

　　话说回来，我每年都要返乡好几次，并不属于“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类人，但每次回来仍然找不到一些新冒出的陌生地点。这次返乡，我不得不承认县城发展速度已远超过我大脑储存资料的更新速度，以至于竟连家乡地标性建筑都闻所未闻。

　　好在通常我有我的方法——借助打的来寻觅陌生的聚会地点，但离谱的是若干次报上地名，“的哥”们竟很不专业地反问我：“妹子，怎么走？”看来现在县城的发展速度也超过了“的哥”这类专业人士的脑容量。

　　用我父亲的话来说，现在的县城俨然已经成为以娱乐为主的服务业中心。各类高档茶楼、酒肆、洗浴中心、娱乐中心林立，每年回来我都很惊讶这座从东往西、从南往北不过一个半小时步程的城镇每年居然能冒出从未见过的广场、车站、公路、成倍的商铺，这样的密集发展确实有点太夸张。

　　县城的高速发展要回溯到离家求学前，时任县城领导通过其在省市内的深厚人脉为县城修建起一条直通省会的公路，打破了距离省会20公里却隶属于70公里外另一市的行政划分带来的种种阻碍，为资金流入县域打通了渠道。而近几年财政上“省管县”的改革更为资金能够顺利涌入提供了保障。

　　给予资金下沉入县动力的是国家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短短几年间，县里从海南企业、深圳商会、省内机构等渠道引进资金建好几个工业园承接产业转移，每年引进近百个项目。今年回乡时谈起某集团在县里落户的一个项目，号称投资逾百亿，是县里招商引资一次巨大成功。我查阅资料，去年9月签署的这个项目叫做可持续低碳科技园，专门生产新型抗震建筑材料和替代柴油和天然气的燃料用油。

　　在县一级，经济增长就是硬道理，政府力主，民众亦大力支持，县内上下渴求发展的心态可见一斑。不管通过何种变通手法，工厂和企业确确实实地引了进来并产生了经济效益。

　　今年春节，县电视台破天荒地播放了县内工厂的招聘广告：××厂招聘多少多少名员工，待遇从优。大概是趁着春节期间外出务工者返乡的时机吧。大量的新厂需要大量的工人，像很多家族一样，我们家族里的成员已经纷纷从“北、上、广”等沿海城市返乡。

　　自我懂事起，我的叔叔、婶婶长期在“北、上、广”各城市打工，有时候做木匠，有时候做漆工，有时候在酒店。而现在他们在工业园内一家专门给酒店洗桌布的公司工作，不用再离开他们的孩子。“在家门口打工”成为了现实。

　　一直在县城内一家酒店打工的堂姐已经辞去了酒店工作，“工资太低”，亦投向工业园，气坏了酒店的老板娘。老板娘是父亲的朋友，四年前堂姐拜托父亲找到酒店的工作，当时酒店并不缺人，但老板娘还是给了堂姐在酒店的工作。自从去年开始招工越来越难，表姐此时“背信弃义”的离去让老板娘很不满意。现在这家酒店服务员基本都是大嫂大婶，没有几个年轻人。我们取笑她怎么开个酒店开成了敬老院了，她郁闷地说：“我也没办法啊，根本找不到年轻人！只能找几个附近没啥事做的大妈了。”而就在几年前年轻女孩子想进这家酒店当服务员都要托人找关系。

　　县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以外出工作为荣的传统。今年同学聚会时彼此探听起工作情况，一部分选择留在县城，一部分选择了留在20公里外的省会，唯一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一直哀叹：“留在本地的都是幸福的人，没留在本地的都是家里没有关系的人。”

　　低廉的房价、巨大的投资空间、好找的工作、不低于沿海城市的待遇都让本地工作的人们幸福感得以提升，而在外地工作者早已“归心”萌动，只待时机。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带动的不仅仅是GDP的平衡，也是人口流动的区域平衡，更是对生活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北、上、广’不比这里幸福。”众多朋友一致认为。

　　发自四川绵阳

　　偶遇拆迁：不能简单定义的“钉子户”

　　谢雪琳

　　春节回老家，听到一亲戚的房子面临拆迁。作为跑法治条线的记者，“拆迁”是我工作表上的关键词。因此听说他家拆迁后，便来了兴趣。

　　过去作为记者，我关注的拆迁大多充满着不公与暴力。但我也明白，能进入媒体视线的拆迁事件，往往是正常事件之外的反常。这是媒体的属性所决定的。大学里，新闻系老师反复提到的一句话便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但撇开记者的职业身份，作为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我也想看看，“狗咬人”式的拆迁又长什么样。再说，它毕竟更为广泛，有助于全面了解热火朝天的拆迁，避免一叶障目而造成理解偏差。因此，亲戚家的拆迁成为我的考察对象。

　　考察下来，发现普通拆迁中，最有意思的现象非“钉子户”莫属。

　　亲戚家的拆迁，倒没有出现暴力强拆、补偿严重不公的情形，但仍遇到了难题。事情的原委很简单：本地一家房产公司将小区买了下来，打算推倒后开发成高层电梯公寓。但遇到了所谓的“钉子户”，拆迁难以推进。

　　这座城市的拆迁进行了好多年，已形成一些普遍的补偿标准，比如房屋置换时按照1∶1.2的标准计算新房面积，同时补贴搬迁、租房、装修等费用。这样的标准之下，大部分拆迁都是和谐进行。但遇到吝啬的开发商，标准也会变形，比如2011年初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绵阳亚川暴力拆迁，楼里人尚未搬，楼梯就被挖掉，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被拍照上传到网上后，迅速引来网民和媒体围观。该处拆迁也是按照1∶1.2的标准进行，并补偿装修、租房费用。但因公摊面积太大，导致房屋实际面积减少，使得户主成为了维权的“钉子户”。

　　亲戚家遇到的开发商，倒不似那般吝啬。在亲戚眼中，这样的补偿还比较合理。一来，他拿到好几万的租房、装修补贴；二来，电梯公寓建好后，他可以拿到一套比目前房子面积还大的新房，或者一大一小两套新房，旧房变新房，还能增值不少。但如此条件，为何拆迁仍难以进行？

　　在亲戚看来，剩下的几个“钉子户”不愿意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多拿点补偿嘛。”最后的解决方式，极有可能是房产公司偷偷地多给点，然后达成协议顺利搬迁。不过，亲戚对此倒也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补偿也差不多了，懒得去跟房产公司的人搞，没那个闲心。他们（钉子户）想多要点就多要点嘛，又能多几个钱呢？”

　　因而，对亲戚来说，他的权利并未受到开发商的损害，反而有所增益。而“钉子户”多拿点补偿的做法，也无太大争议。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这个想法。有时人们对拆迁最不满的地方，正是不同人不同价。去年底，我在某地出差，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与一位交通协管大叔聊了起来。他见我手里拿着报道新拆迁条例的报纸，便谈起了对拆迁的看法。一张口，大叔就直奔重点：“我觉得拆迁中，最重要的就是补偿要公平，先搬后搬的人不能不同价，甚至应该奖励先搬的。”

　　对于“钉子户”的是是非非，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的解释或许更为有理有力。去年底，我采访了王锡锌。他曾经和院里其他四位法学教授一起，上书国务院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五位教授被2009年底成都唐福珍为抗强拆而自焚的事件触动，因而希望以此行动来减少拆迁中的暴力。

　　王锡锌并未简单地定义“钉子户”。在他分门别类地探讨了几种情况后，“钉子户”这个略带贬义色彩的概念瞬间成为了伪概念。

　　在王锡锌看来，如果是政府因为公共设施的建设而拆迁，那么最后搬迁的“钉子户”，要么是为自己权利、利益付出更多因而也理应得到更多的人，要么就是漫天要价敲诈政府的人。但即使是后者，错也在政府，应该问责的也是拿公共财政去补贴“钉子户”的官员们，而不是“钉子户”。而如果是商业开发，那根本就没有“钉子户”这个说法，“钉子户”和开发商处于平等地位，拆迁则是一笔你情我愿的交易，“钉子户”即使要价1亿都是合理的。同时，这类“钉子户”也永远有不搬的权利，谁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强迫他搬走。

　　按照王教授的解释，上述种种“钉子户”以及对钉子户的看法就各有了归属。若中国的现实真能慢慢演进到这种局面，私权得以声张，公权得以限制，那么便会少去许多“人咬狗”式的拆迁，而多一些“狗咬人”式的拆迁。

　　发自泉州市龙门镇

　　泉州小镇也“堵车”

　　林小昭

　　正月初二晚上六点多，龙门镇龙门大道的入口处，一辆穿梭于该镇和县城的中巴车由路口进来，迎面而来的是厦门、东莞等地开回来的几辆小汽车。

　　尽管号称“大道”，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条横贯龙门村通往龙山村的单车道的乡村公路——如果考虑路边的空地，至多只能避让两辆汽车。今年春节天气晴好、温暖，往来于该道的各种车辆车水马龙，公路两旁是连排的店铺式的民居，民居的前面三三两两停放着走亲访友的各种车辆，狭窄的龙门大道更显拥挤。

　　与城市的下班高峰期一样，中巴车一进入龙门大道，便与迎面而来的小汽车“狭路相逢”，尽管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仍动弹不得。这个时候，东来西往的车流使得小道更加拥挤不堪。爱凑热闹的“乡民”们纷纷围观，尽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指出解决之道，但谁都不肯主动让出一片天空。小小的龙门大道顿时挤得跟北京、广州的主干道一样。

　　“这才越来越像城市嘛。”旁边围观的“乡民”调侃。

　　实际上，在春节前后的几天里，不管是小小的龙门大道、镇中心的街区，还是横贯该镇的省道，平日里罕见的堵车这个时候却经常上演。“城市里平时堵得累了，春节的时候就休息几天，把堵车转到了农村。”堂弟说。

　　实际上，龙门镇自身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城镇化进程。过去，虽然地处闽南民营经济发达的泉州，但龙门镇却一直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带，自身的民营经济未能像同属泉州的晋江、石狮等地的乡镇一样蓬勃发展，企业大多是外来投资者居多，民营企业既少且小，大部分人外出经商或打工。

　　去年2月，该镇被列入福建省21个综合改革建设试点小城镇之一，也是安溪县建设南翼新城所在地，新城总体规划在全省率先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评审。按照规划，该区域将建成宜居城市综合体、闽南休闲商务区、海西生态健康旅游新城。

　　按照部署，目前龙门全镇精选出重点建设项目47个，其中产业项目16个，城建项目22个，基础设施项目9个，总投资126.6亿元。在5公里长的小城镇建设启动区里，分布着总投资38亿元的EC数据灾备项目、总投资35亿元的连捷温泉项目、总投资20亿元的天湖旅游项目、总投资10亿元的旺旺福建区域总厂项目等九大项目。

　　“金狮村那边还要建一个‘大学’。”许多村民一说起小镇的开发时都会提到。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大学”指的是有厦门大学参与的两岸金融研究中心项目。该项目占地1300亩，总投资8亿元，主要建设永久性金融论坛会址、五星级会议酒店。

　　在产业和城建的高速推进中，小镇的村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所在区域是否会进入小城镇发展的范围，即便离目前发展重点较远的村落村民，也纷纷在畅谈着自己家将进入开发的区域。按照他们的畅想，似乎整个龙门镇都要开发，规模看起来比现有的安溪县城还要大。

　　龙门镇是个人均只有0.2亩耕地的山区镇，尽管国家有一系列惠及“三农”的政策，但这里的农民丝毫不为其所动，弃农从工商者十之八九。近年来，有更多的人赴江浙、天津、陕西等地从事茶叶、卫浴、服装等生意。

　　“现在外面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假如老家这边真能发展起来，回来投资做点啥的估计也不错，老家这边气候又这么好，住得爽。”在杭州做生意的老陈说，“你看这几个普通的饭店生意都这么好。”

　　正如他所言，正月初三，班上同学要搞聚会，委派我前去镇上省道旁边的云龙饭店订地方，大厅的人员诚恳地表示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有很多同学聚会，这里的位置已满。

　　“这个饭店楼上还有三间KTV包房，在吃喝的同时还能唱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熟悉本镇的堂弟说，由于可消费的地方太少，现在一般玩乐还都要跑到县城去，“所以本地的饭店也应该与时俱进，升级换代。”

　　除了吃，更多的人则在讨论如何置业，似乎房价这个话题已经比互联网更快地传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往小镇上的人一旦经商致富，大多在厦门购房置业，而现在不少人则在筹划着在龙门新城区买房、买店铺，也有以往户口迁走的人想迁回来。“但似乎只让出不让进了”。

　　不过，小城镇的建设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仍未可知。在外地做生意的林先生已经在厦门买了房子，最近正准备把孩子的户口也迁到厦门去。“厦门财政实力雄厚，医保、社保那么好，对本地生源就业也有很多倾斜，而龙门镇离现在县城的水平还很远。”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龙门镇的开发正如火如荼，但人们流向厦门等城市的趋势并没有太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着父母进入到城市读书就业，很多小孩都只会听而不会说闽南话，镇上的中小学的数量以及学生人数越来越少，乡镇的中小学教师正日益冗余。

　　实际上，一旦过了正月初这几天，小镇上的人们又将各自奔赴厦门以及全国各地。“要到下一个春节，‘堵车’才会再现了。”堂弟说。在某种程度上，春节更像是一场城市市民们到郊外旅游的集体狂欢。

　　不管堵不堵车，不管小城镇建设成果如何，毕竟春节一年只有一次，对很多人来说，一年也只有一次才会回到小镇里。所以各姓的宗祠主持者也纷纷利用这个时机，召集本族中事业有成的各位先进到宗祠里开会，共商本族发展大计，并捐献财物若干，留作修缮宗祠、奖掖优秀生员之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较为落后时多靠“番客”（华侨）捐献，到了今天，则有更多本地乡贤敬献，颇与我国经济从依靠外需拉动到现在内外需并举的态势相吻合。

　　正月初三的晚上，初中同学举行了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聚会，到会的约20人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是未婚人士。

　　趁着春节这么一个好时机，家里有适婚子女的父母也忙着为自己的子女张罗“看亲戚”。小镇上的很多青年人初中毕业就出了社会，所以找对象也少去了很多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所具有的繁琐，去繁求简，只要门当户对、情投意合，问题也就不大。

　　对我这种工作不到三年就即将“奔三”的“恐归族”来说，尽管我觉得自己在广州仍属于“年轻族群”，但一回到家里，就成了父母所说的全村落里年纪最大的大龄青年。所以，虽然这个春节的天气那么好，但父母的脸色一直跟阴天一样。

　　基本上，个人问题就成了这个春节的主题，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我决定一个亲戚的家都不去，并同时暗暗下定决心，下一个春节要么解决个人问题，要么就不回家。

(责任编辑：黄海)